从国内外史学动向观察，有关明清史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被提出。特别是欧美“反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崛起，意欲历史评估的传统“标准”，使这一问题变得难以回避，而达成共识的难度也较以前大为增加。另外，“唐宋社会变革论”最近在我国唐宋史界再次引起热烈讨论，如何与明清历史承连，亦将引起学者关注，逐渐变成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全局研讨。这是一次极好的机遇。长期积累起来的，方方面面的微观研究，确实需要有一种全局性的整合，以便为考察前此中国的“总体”状态创造学术实践的平台。明清史也只有在这种学术情景下，才会有新的境界出现。
欧美人看历史中国的好与坏，撇开因人而异、从来就非铁板一块的复杂因素外，从主流意识上说，它是因时而变，重心多次发生变化。无论是在中世纪晚期、启蒙时代或者“工业”时代，时高时低的评价，多般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境遇，“以我为主”，为其所用。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评价的取向与重点发生重大转移，才有了今天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居主流的中国观。19世纪60年代后，中日两国学界对此的反应颇为不同。似乎日本学界也有“以我为主”的意识，在“明治维新”成功后，对“欧洲中心主义”有所，有“东洋史”等等线世纪后半期开始发生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转而对明清历史有诸多好评，中国学者也首先应当设法寻求理解。这里，除了社会内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变迁以外，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极大地帮助了一些“反欧洲中心主义”者树立信心。因此，由他们引起的众多“问题意识”，除了历史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外，也还包含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关联。对后一点，有些史家注意不够。
“反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代表性的人物、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的作者华勒斯坦，在《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一书里，通过其写作的长文，发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反诘：“是否真的兴起过？或者说事实上是衰退的？它是否曾是一个奇迹，或者是一个沉重的病症？它是一项成就，或者是严重的失误？是的，或者的实现？是不寻常的突破，或者是不寻常的崩溃？我们是否需要了解其他文明以及其它历史系统何以会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加以？而这是预先设定好的状态，或者纯粹是意料之外的？（注：卜正民、Blue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第二章“、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体系”（华勒斯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最后一句，特别提醒：对于资本主义出现的文明系统（华氏显然首先是指中国），要另眼相看。这里，华勒斯坦要表达的是有没有可能走出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条历史通道。至今为止，国内赞同“反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历史重新评价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思想背后的思想倾向，似是不应有的疏忽。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这种史学可能产生的现实导向，有没有的认识，以及如何明智地应对。
第一，基于事实的层面：“反欧洲中心主义”有强烈的重新解读历史的冲动，因此他们在重新解读甚至想欧洲史旧体系的时候，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欧洲史研究对其有用的新。同样，他们也对中国历史的面、积极的非常，很想把被“欧洲中心主义”遮蔽了的东西，展示于阳光之下。这两者对我们都有历史认识方面纠偏补全的冲击作用。由此，若要全面地进行明清史，则需要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双向互动，难度将大大增加。
由于“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提醒，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反思，力求更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应该引起的是，不能以一偏纠一偏。对“反欧洲中心主义”背景下出现的许多新的历史判断，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事实层面上需要地省视，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注重，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在方面，我们应该拥有西人难以替代的本土优势。这种新的西潮，应该成为激励我们更细致全面考察国史的强大动力，而决不是跟风而进，单纯变成另一声音的消极代言人。
第二，基于价值认同的层面：无论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现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经带来的社会病症，或者可能有的未来隐患，“反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棒喝，并非全然是。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惊叹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断然丢弃长期学术积淀形成的历史比较“规则”，我们对历史发展的把握，会不会变得无所适从？至于更宏观的，诸如物质与、效率与公平等等的不和谐，恐怕是一个性的难题。在史学上过度的执著，会不会再度激活出新的“乌托邦”倾向？例如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后来有些国家找到了较好的内部解决办法，但它往往又是以把贫困包袱甩给别的国家为代价，转换成国际性的困局，从人类历史全局来看，仍然是一个题。因此，当我们进入历史评估时，往往需要有历史主义与价值观的平衡，而非执著一端。
历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需要冷峻地“秉笔直书”，需要有一种超乎情感之上的，地描述历史变迁的职业意识——不论，任何历史都是连续的，是连续中的发展。历史轨迹的明晰，是每个国家发展自己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学的认识价值，就在于它是为“现在”而提供“过去”的情景，过分注重对“未来”的设计，会使历史学“过度诠释”的。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价值观的分歧，必然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史家对历史描述特别是评估的主观取向，这是史学上的一个吊诡。学术上如何处理，也需要史学界进一步研讨。
1840年开始，中国一再受挫于列强的“船坚炮利”，原有“天朝优越”的自信力终于到了严重的。史学家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有难以自存以至灭种的。在这样的情景下，回溯明清历史，关注对史的，认定明清已经走到“前现代”的尽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现在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恰恰是针对着这种史学倾向而来的挑战。
当前，我们对明清史进行，自然就会产生许多新的检讨角度。择其要者，大致有两方面的观点值得注意：
首先，对“”做法的检讨，觉得它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缺乏同情地理解的态度——一个国家，不要说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它的存在，总有一种“历史”在支持；它曾经采取的方略，总有它存在的一定“合”，也包括当时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否则，它的存在，就成为不可理解的，而想要前进，要摆脱困局，也不容易找准入手的向。推倒一切重来的“”不是好办法，后遗症严重。受此苦痛，史家意识到有必要秉着实事求是的，更全面、更深入、更细致地鉴别分析明清历史的实际运作状态，特别是挖掘这些运作的“历史土壤”有否改良的可能，而非，“只争朝夕”。这种时候，久被压抑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与过去总期望历史突变不同，成为了考察历史不可或缺的另一视点。
这里，思考的难点，是如何把“合”变成动态的概念，由此回答连续性与社会变革的契合关系在哪里？否则，“长期停滞论”很难以从根本上被出去。易言之，当变革实际上还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之前，“长期停滞”的提示，在思考中国长时段历史上，会不会仍然有其认识论上的价值？
其次，与前述相联系，历史考察的视域必然地要有所扩展。近20年来，这方面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原来史学的重心始终是史和人物史，现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等，都逐渐在深入展开。站在历史前台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与人物背后，或者说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与人相处关系的社会规则，以及由规则“丛林”构成的结构性历史。因此在研讨“前现代”或向现代过渡的时候，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来。总体上说，在中国，目前专史、断代研究的力量较强，多，而跨朝代的、连贯的研究难度高，一时还跟不上来。但少了这种延续性的通贯研究，就很难准确定位断代史，更难把握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以及它连续而非断裂式发展产生的向。
在“现代化进程”的讨论中，曾经有一种意见很受大家重视，那就是“整体的、全面的、协调的同步发展”。其实有哪个国家，、经济、文化三者的“转型”过程（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过程，而非最终结果）真正全面协调得那么顺利？专家提出的静态“现代化理论”不仅太理想，而且也与历史实景不是很吻合。在现代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凡经济推进的欲求最强，共通性也最大；其次是，与经济的匹配，恐怕有许多绕不过去的相关性，但其间不仅滞后是经常有的，而且也表现出某种为许多理论家不可思议的性与灵活性，两者的匹配有本土的特点；意识形态的通约程度就更要低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色往往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因此，同是现代，、经济、文化各种因子的匹配，具体的对应组合方式，实际是相当机灵和多样的，是随机性的，也可以说是创造性的。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现代化没有标准模式。只有在各种模式的整体效果上，是可以比较甚至评判的。但即使效果最佳，其他国家也往往很难“克隆”，往往也是“一次性”的。因此，放到“前现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中，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有没有应该被发掘出来的“现代化资源”？假若有，是哪些？但从实际历史运行来观察，又会纠缠于前述三者互动节奏的“合”在哪里？实际上却星期二左眼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