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学体制”是理解当代文学实践的重要框架，应当注意“国家”“文学”“”并非不言自明的本质化概念，其体制需要被历史化地看待。2014—2024年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持续变动，民族国家观念被进一步重审。当代文学作为文化生产的前沿阵地，可被视为思考当代中国的认知界面。在此视野下，这十年间当代文学实践的三重面向值得关注，包括界的经典化冲动及其反思、“讲好中国故事”的多重策略、文明论与地方性视野下的中国观更新。这三重面向彰显出当代文学与国家认同、文化战略间的密切关联，也了当代文学的文化潜能。
“中国现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一般被视作与民族国家同步创生的文学建制1，尤其是当代文学，被视作一种由国家主导设计的、自觉超越封建、资产阶级文学与新主义文学的社会主义文学类型2。吴俊便以史为视角，将“国家文学制度”视为理解当代文学的关键：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文学评价、文学和文学研究，及由此关联构成的文学整体和文学结构系统，最鲜明、最突出的一个宏观表现特征，就是刚性规范的制度制约性。这一刚性规范特征的系统要义是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国家的全覆盖即全面和直接的介入与干预，利益首位即的“底线”和“红线”不容逾越、质疑和挑战，文学生产链、生产全过程及其中要素环节（从资源、到评价、研究以及市场或专业利益等）都须考量并受制于其中的性、意识形态性，概言之就是国家的制度规范导向、制约和支配。国家文学制度的型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显性特征和特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演变的根本力量和内在逻辑呈现。3
这一分析清晰地描述了“国家文学制度”是推进当代文学发展的根本力量与内在逻辑，论述了国家与文学的同构关系。从国家主导的角度看，2014—2024年间的当代文学实践之所以能构成一个的观察段落，一个重要理由便是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进行了重新定位与规划，以国家力量推动了界的反思、学习与行动，直接影响了近十年间的实践。总而观之，这十年间实践的主要形式包括：制定政策与标准、研讨经典与新作、重要时间节点纪念、刊物组稿与发表、人才培养、评、排榜、撰史/综述、选本、翻译，等等。其中，顶层设计与文艺管理仍是构建秩序与方向的主导因素。
但这十年间的实践并非“国家文学制度”的一个简单注脚，或者是被决定的、附加的产物。事实上，以其特定的方式参与着中国观念的重构。贺桂梅曾提示：“……由‘二十世纪’‘中国’和‘文学’这三个关键词组合起来的范畴，从八十年代到今天，其具体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纪之交的诸多社会变迁而导致的文化转移，使得那些支撑它的不言自明的知识谱系和话语机制被‘’为一种历史的‘建构’。”4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文学”从不只是不言自明的概念，而必须在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则是其中最为活跃的建构力量之一，不断发明着中国故事的。
近十年间国内外变迁不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热门议题。加之数码文明、生物、人工智能的高歌猛进，宣告了“未来已来”，不夸张地说，人类文明迎来转折点。在此意义上，以文学为场域，既可以看到国家文学体制运作的过程，也可以反观文学如何参与着中国观念的形塑过程。文学从不只是单纯的作品评鉴，更持续建立着文学经典秩序，塑造着时代的文学与文化认同，负载着“广义的教育功能”与“文化”。5下文将聚焦2014—2024年这十年间的文学实践，从中梳理出“经典化建构”“讲好中国故事”“中国观更新”脉络，思考文学与国家认同、文化建设的密切关联，文学的文化潜能。
文学的重要职能是评估价值、筛选经典、建立秩序。当代文学作为进行中的、性的场域，始终都包含着经典化的焦虑与。经典化的行动，常常集中爆发于各种国家级的纪念节点上。在每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家们都会进行与总结，由此汇聚出一次次线年十年间的重大时间节点大致包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2015）、先锋文学30周年（2015）、寻根文学30周年（2015）、新诗100周年（2015）、新文学100周年（2017）、新时代5年（2017）、40周年（2018）、马克思200周年诞辰（2018）、中华人民国成立70周年（2019）、五四100周年（2019）、新世纪文学20周年（2020）、建党100周年（2021）、鲁迅140周年诞辰（202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等等。具体到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与文学等纪念性节点，也会出现相应的文章，在此无法逐一罗列，但也足见当代文学界应接不暇的“定时”活跃。这当然不只是界独有，而是形塑文化记忆的惯例——正是在一次次纪念中，文学秩序的主线、分期更加巩固，特定的文学史观也得以加强。
具体到这十年间的当代文学实践，有三类纪念活动值得关注：第一类，以先锋文学30周年（2015）为代表，总结回顾文学史上的重要潮流与事件；第二类，以文学40周年（2018）、当代文学70周年（2019）为代表，凸显文学发展与节点的关联，在当代史的视野中对文学实绩加以观照与回顾；第三类，以新世纪文学20周年（2020）为代表，及时总结最新进展，在回顾中思考当代文学的发展动向与可能性。
第一类是更多基于文学史内部的总结。2015年同时迎来先锋文学与寻根文学30周年，但前者的纪念活动显得更为踊跃。《南方文坛》2015年第3期推出“先锋文学三十年”研究专辑，《文艺争鸣》《文艺报》《文学报》《小说评论》等报刊均推出了相关文章。作为先锋文学最重要的家之一，陈晓明在《先锋派的历史、常态化与当下的可能性——关于先锋文学30年的思考》中指出：“先锋作为一个派已经无法在当代文化中存在，但作为一种和意识，隐藏在我们看似常规化和常态化的文学现状中，它要起到撕裂和开辟的作用。”6这就将“先锋文学”普泛化与经典化为一种意识，而不只是指向某个具体的文流，这一观点也代表了许多家关于先锋的共识，将先锋为撬动当前文学资源的性话语。
第二类则在当代史视野中定位当代文学。“文学”的概念被提出7，四十年来的实践也被视作一个整体。莫其逊在《四十年文学学术史脉络研究》中结合的历史进程对史作了如下分期：的新时期文学（1978—198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当代文学（1988—1997）、世纪之交的跨世纪（1998—2007）以及文化强国进程中的新时代（2008—2018）。8关于中国当代文学70周年的纪念，则把“前三十年”纳入进来加以完整总结。在“纪念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习总发来贺信，部长黄坤明发表讲话，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领导与作家艺术家代表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文艺报》《人民文学》举办创刊70周年座谈会，“全国诗歌座谈会”将当代中国诗歌70年发展成就与经验作为重要讨论话题。《文艺报》专门开辟“新中国文学七十年足迹”等专栏，分别盘点不同文体的创作成绩，并刊发了一系列回顾总结70年中国文学发展成就的名家文章。《》“逐梦70年”专栏和《日报》“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都体现了经典化的意识。此外，“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中华人民国成立70周年优秀文学作品精选》《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等主题出版物的隆重推出，当代文学经典化工作继续推进。
第三类是对最新发展阶段的盘点总结。2020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杭州师范大学合办“新世纪文学20年：走势与前景”研讨会，集中展现了学界对于当代文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推出“新世纪20年文艺”专题，刊发丁帆、王一川、傅谨、纲、耿占春、王兆胜、李朝全等家的文章，对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各文体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艺术广角》2020年第5期也组织了“新世纪文学20年：回顾与观察”笔谈，以类型写作、伦理向度与作家姿态为关注对象。张颐武指出：“20年的历程，正好是观察、总结和回顾的有利时距，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新变的各种迹象和征兆也已充分显示出来。如果说媒介载体在文学活动中具有重要而关键的意义，新世纪文学可谓是给未来形态的文学提供了种种可能，当然也预示着种种问题或症候。”9由此可见，定时观察反思，也是家们及时介入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式。
伴随着当代作品的持续涌现，定期评是实践推动经典化的重要方式，以便及时筛选与评估价值。在2014—2024年间，2015年、2019年、2023年共颁发三届茅盾文学，2014年、2018年、2022年共颁发三届鲁迅文学。此外，各种与民间的项也层出不穷。伴随着新晋获作品出炉，传统与新都会催生出各式评论专辑，各种研讨活动全面开花，这也是以热点作品、新出作品驱动下当代文学的常见行动轨迹。
此外，在日常性的生产中，《当代作家评论》开设“寻找当代文学经典”栏目，《小说评论》开设了“重勘现象级文本”专栏，以的方法重勘与寻找当代文学的经典，这代表了界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强烈。与此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响起：“由于文学界渐成风气的‘加速经典化’趋势，也就导致当代文学史版图的所谓‘经典化作品’拥挤不堪，这之中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作家迅速挤进当代文学史的评价对象范畴。而与拥挤现象相联系的，是文学作为一种在审美价值、思想价值上所具有的过滤功能，正在‘学院派’家当中。”10这一论述观察到“加速经典化”这一值得思考的现象，重提的过滤功能、与文学史叙述的关系，以及学院派家的职能等相关话题，不啻一份及时的提醒。
对当代文学经典化标准提出挑战的，还来自网络文学与科幻文学。关于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讨论，在21世纪初网络文学的主流化讨论便已萌芽，到了2010年前后，欧阳友权、邵燕君等学者继续推动网络文学主流化的讨论。近十年间，网络文学的经典化继续深化，邵燕君、黎杨全、赵静蓉、玊、汤哲声、林俊敏等都提出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赵静蓉、玊围绕黎杨全的文章《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文艺争鸣》2021年第10期）展开商榷，探索了对于网络文学经典化的不同理解方式，其中蕴含着如何面对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差异性这一“元问题”，前者的经典性标准需要被重新思考与确立。
科幻文学11、儿童文学也在加速经典化，相关文学史、文学选本接连出现。而且伴随着莫言、刘慈欣、曹文轩、郝景芳等作家接连斩获国际大，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影响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事实，相关与讨论也及时跟进。比如，2013年12月7日的“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学术研讨会、2014年10月24日—25日的“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都将莫言的创作定位于世界性与本土化的度坐标系之内，并以研讨莫言作品为契机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立足“中国身份”，讲好“中国故事”，书写 “中国经验”的主题。与此类似，关于刘慈欣的探讨也往往离不开“世界的中国科幻文学”这类话题。在此前后，“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当代文学出海”、当代文学翻译研究无不成为热议话题。
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孟繁华所说：“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国际化语境业已形成。”12张望的《中国文学经典建构的海外因素》便从海外汉学的理论方法、海外获与海外译介三个方面探讨中国文学经典建立的海外因素。13这些都展示了当代文学经典标准的更新与变动，当代文学实践也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宏阔视域中展开。由是，国家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构成十分迫切与现实的学术议题。
回顾2014年的当代文学，“讲好中国故事”常鲜明的主题词。根据曹成竹的梳理，“中国故事”作为当代文学线世纪末便已出现，比如海力洪的《写好“中国故事”》（《南方文坛》1999年第1期）14。在这个时间点出现类似观点，并不奇怪。在1990年代的界，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与民族寓言等都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在围绕后现代性展开的热烈讨论中，张法、张颐武、王一川合写了一篇带有宣言性质的文章《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鉴于20世纪末中国的发展状况，包括社会市场化（大众传媒化、消费化、分层化）、审美化、文化价值多元化（新保守主义、实用主义、新启蒙主义）等，他们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现实进程已趋于完结”，进而开始转向“中华性”这一新的知识型，而中华性正是对古典与现代的双重继承与超越。15迈向“中华性”的一跃，首先是研究者身处全球化语境中尝试构建自身主体性的理论创造，但却以另一种理想主义的姿态避开了对全球秩序的深入分析，以急切的态度想象性地克服了霸权，同时又对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怀抱过高期待，对1990年代盛行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国学热也不无暗合之处。从“现代性”“后现代性”再到“中华性”，预言了21世纪学界的总体趋向。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直至2010年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逐渐成为共识。习总在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提出“中国梦”的说法16，同年8月《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线”讲话）中，“讲好中国故事”的说法出现：“着力推进国家能力的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好中国声音。”17同年12月30日，在中央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总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8可见，“讲好中国故事”从诞生起，就与对外宣传、国家软实力等议题结合，“讲好中国故事”最初是学、对外交流领域、出海外译的话题。
在曹成竹的梳理中，“讲好中国故事”被明确提出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其一，在2014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与文艺工作直接挂钩。“‘阐发中国’‘展现中国风貌’‘提供中国经验’等重要表述，明确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和目标。”其二，2016年５月，习总《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之与学术研究对接起来。 其三，“2017年10月的十九大报告第七部分是“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在该主题的第五个方面“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再次提到了“讲好中国故事”。 这一问题是与中国在新时期的文化自信、文化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具有文化治理和文化策略的意义。”其四，“2021年12月，习总《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对‘讲好中国故事’做了集中凝练的概括，从文化根基（彰显中国审美旨趣）、文化导向（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文化格局（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这三个方面规划了中国故事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向度”。其五，“2022年10月的二十大报告在‘增强中华文明力和影响力’的标题下，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一提法将文艺创作、对播、学术研究、文化建构等方面结合在一起，可看作对‘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凝练总结，而‘中华文化立场’‘中华文明的标识’‘中国叙事体系’等提法，则是紧贴当代文化所做的新概括和提出的新要求”19。至此，“讲好中国故事”成为集合对外宣传、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文化战略、文明建构于一体的重要理论话语，经由上述梳理，其发展径与理论内涵都是十分清晰的。
这意味着“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宣传口号或某种理论谱系，更是旨在重塑一种中国观念，重塑中国意识与文艺工作的内在关联，并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渗透下去。借用《文化纵横》2015年第4期的封面主题，这种努力最终指向“重建中国史观”，是以各种各样的文化实践重塑历史意识与主流价值观念。
如此看来，2014年实践中“讲好中国故事”的高频出现，便不仅容易理解，而且具备一个新时段的“标识性”。相关代表文章包括张颐武的《中国故事：命运与梦想》（《解放日报》2014年2月23日）、霍俊明的《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与“本土现实”》（《文艺报》2014年4月28日）、陈思的《现实感、细节与关系主义——“中国故事”的一条可能径》（《南方文坛》2014年第5期）、徐刚的《“中国故事”与本土传统的观念化表达》（《南方文坛》2014年第5期），等等。其中，李云雷的相关讨论较为持续而系统。2014年1月24日，李云雷在《》发表文章《何谓“中国故事”》，他从当代文学层面界定了“中国故事”的内涵：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而在文学上，则主要是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所讲述的故事，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个人叙事”、“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中国故事”强调一种新的宏观视野；相较于“五四”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中国故事”强调一种中国立场，强调在故事中讲述中国人（尤其是现代以来的中国人）独特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情感；相较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经济、社会学的范畴，“中国故事”强调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当代中国的现代历程，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有所提升，但又不同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而更强调在经验与情感上触及当代中国的真实与中国人的内心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想在“现实与虚构”这一普遍的范畴中看待中国与故事的关系，而将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一个整体，一种新的文艺与社会，我想这可能会更有意义，也更能我们的思考。20
这段界定将讲述中国故事标举为新的文艺，强调其鲜明的中国立场。在《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当代中国文学的新主题与新趋势 》中，他对“如何讲述”有了更清晰的描绘：“新近出现的一些作家作品预示着，新的时代已经超越了近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总主题，中国文学正在走出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当前不同层次的文学作品中都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中国人的形象正在发生变化，在国外的中国人形象不再是‘落后者’，传统中国文化不再被视为愚而国内的中国人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中国人不再以农民的形象为主要代表，而更多地以都市人群为代表；不少中国作家开始探索新的中国美学，突破传统小说的规范，更关注中国人独特经验与情感的表达。”21这就结合最新的文学创作，从主题、形象、美学等角度为“中国立场”注入内涵。他的论述也彰显了讨论“中国故事”的两个角度：概念界定与实现径。此后，李云雷陆续出版的专著也以“中国故事”作为核心概念的，包括：《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新时代文学与中国故事》（团结出版社2021年版）。与此同时，诸多文章还围绕文学如何表现中国、如何化用民族文化传统来展开。22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声音也时有出现。李振在《关于“中国故事”的若干疑问》里追根究底：“中国故事”到底是谁的故事，“中国故事”如何制造，到底需要怎样的中国故事。23这是对大而化之的讨论方式的纠正。贺仲明的《讲述，还是中国？——对“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讨论的思考》则力图纠正讨论的“重点”，认为之前过于关注“讲述”的行为，却对讲述对象“中国”没有进行深入思考24。金春平的《主体的延展与叙事的自觉——“叙述中国故事”的文学情境、维度及范式》系统全面，了对“中国故事”概念的，强调要对其内涵与外延溯源清理，在文明差序格局中真正建构本土经验，本质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叙事陷阱。25杨庆祥的《重建一种新的文学——对我国文学当下情况的几点思考》则以“新伤痕写作”中国故事书写中“历史的反复”。他在文中以莫言的《蛙》、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等为案例，指出这种书写中国故事的写作潮流以史为对象，依旧主义话语，对进行事件式铺陈，与伤痕文学同样基于文学与的二元论想象，因而可以被命名为“新伤痕文学”。他认为对中国故事的书写需要突破伤痕模式，展开更多辩证思考。26对“讲好中国故事”的持续讨论，虽观点角度各异，但共同关注点都是如何深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更深刻、更具主体性地把握当下现实。
在这方面，近年来的现实像网络文学、主旋律影视剧（比如受到年轻人追捧的《大江大河》《山海情》《年代》《人》）、国风游戏、国潮品牌、文化遗产的文旅融合等方面的表现更加亮眼，发挥着讲述中国故事、构建情感共同体的作用。下文将以家对这一趋势的两种讨论径为例，其一为“二次元民族主义”的提出，号一则为科幻中的想象力。
“二次元民族主义”是较早被白惠元阐发的。他发现动画电影《大圣归来》的“自来水”现象在2015年引人注目，并总结道：“这种民族主义动能在文本内部以‘大闹天宫’的‘民族形式’复现，进而出观影者的民族主义情怀，询唤出‘动漫一代’的民族主体性，使他们满意、、潸然泪下，自发形成网络‘自来水’大军，最终助推了本片的票房逆袭，而孙悟空也又一次成为‘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触媒。”27他借鉴高寒凝“民族主义的逆向破壁”一说，挖掘二次元民族主义的动能，打破了御宅一代、动漫一代以为中心的刻板印象。林品也在《青年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双向破壁” ——“二次元民族主义”的兴起》面阐释了二次元民族主义的含义，借助2015年现象级网络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讨论二次元文化与民族主义的接合。他指出：“所谓‘二次元民族主义’，指的是在中国的动漫游戏爱好者社群中形成的、通过动漫游戏的媒介形式表达的民族主义潮流。”28高寒凝、白惠元与林品等研究者都从文艺发展的前沿敏锐觉察到，针对动漫一代/御宅一代的民族国家叙事正在形成，并且逐渐生成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叙事逻辑。玊将新代际的生命体验概括为“宏大叙事稀缺症”兼“宏大叙事尴尬症”，二者并存意味着，青年人既不能接受以往的宏大叙事，但同时也渴望新的宏大叙事，因而有着不合时宜的别扭。29总之，这十年间实践的巨大变化是需要正视新一代青年人的生命体验，关注新的历史观、现实观的最新形态。
何威在研究中发现，在对于二次元一代的研究中，2016年是一个转折点。他指出：“从2016年开始，国内围绕‘二次元’的学术话语和话语建构数量猛增，而对‘御宅/宅文化’的论述则相对减少，事实上完成了一次概念的‘升级换代’或曰‘重构’。”30他认为二次元在中国受到独一份的重视，与其适应文化体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与讲好中国故事都密不可分。“二次元亚文化”“再化”背后有着四大主要机制：“现实对主体的结构性影响和对客体的审查规制”“爱好者规模急剧扩大，促进二次元亚文化主流化和大众化”“党政部门在宣传工作中频繁征用二次元亚文化”“市场力量引导二次元经济向国家主流线“二次元民族主义”是在个人生命体验与现实、市场力量的汇流下出现的，情感世界日渐被资本力量渗透，而虚拟形象激发的情感又是如此真切，这些都是当下文艺生产的特点。与此类似，刘海龙等新闻学学者，也陆续发表《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现代（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假想敌、怨怼与粉丝民族主义的动员机制》（《上海思想界》2018年第4期）等文章，分析新技术、商业文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并认为简单持有立场已难以奏效。
另一个来自“制造未来”的科幻电影。如果说英美科幻电影长期垄断着想象未来的，那么《流浪地球》在2019年春节档的横空出世，则标志着中国开始参与对未来的想象与叙述之中。当《流浪地球》中出现大量中国地名，以中国视角讲述未来故事时，无数观众为之震撼，共同认定这部电影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但从实践来看，《流浪地球》有着两极化的评价，在不同地区也有迥异的接受情况。其中的根本分歧，便出现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主义、主义的碰撞之中。《流浪地球》打破了欧美的想象力霸权，中国人开始以者的形象出现，一些人为之兴奋，而另外的群体则由此引发了对“太空战狼”的隐忧——社会内部不同的观点/潜意识由此浮出水面。可以说，即便是在以为尺度的至高至远的想象中，依旧可以看到民族国家与本土文明形态的强大在场，着想象力展开的径与形状。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从古老文明形态的视角出发，去阐释中国式想象力的价值自是在情理之中。正如刘复生所说：“我们这个文明共同体需要建立新的理解和世界理解，文学需要重新体现出意义与文化价值的决断。”32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中国科幻研究的一个重大命题在于如何理解科幻这一舶来文类的“中国性”。有没有必要突出“中国性”，“中国性”的所指为何，如何体现本土科幻的“中国性”，如何从中国文明内部重塑科幻想象力等，都成为驱动当代科幻想象力的深层机制。对此夏笳的总结很有：“中国科幻受到关注显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或者文化事件，而必须放在一种更大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也即是‘中国’作为一个文化议题、甚至可以说一个想象空间的符码，在这个‘后冷战之后’时代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国科幻作家们提出了这个时代最为也最为核心的一些问题，得到了很多关注，但是否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对线基于科幻视角的文明论述，是会复制既有的全球文明秩序，还是能够基于本土特性发明更为多样开阔的文解，让人拭目以待。而这也是科幻这一文类逐渐主流化的重要原因，它已经构成重新理解中国现实与未来的有效中介与思想平台。
总之，二次元文化、科幻中的想象力等径无不为“讲好中国故事”不断续写着新的篇章。根据上文的梳理，从顶层设计、文化战略与文艺管理方针，到现实主义向度的传统文学创作，到虚拟时空的世界建构，再到技术化、媒介化时代的崭新生活方式与情感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始终是潜伏在底座的元意识，而文学实践也在与新时代、新代际的碰撞中努力开掘疆域，迈向更新。
自2014年作为全面深化的开局之年迄今已有十年时间，“文化自信”（2014）、“传承和中华美学”（201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4）、“建设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1）、“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文明”（2021）、中国式现代化（2022）、“文化传承”（2023）等重要理论相继推出，主线十分清晰，那便是逐步构建立足于中国主体性的文明观、文化观与发展观。
在人文学术领域，2017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的头条便是：“文化气候变迁，建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正在成为学界的自觉”34，构建本土学术的自主性意识愈发加强，王学典认为中国人文学术迎来第三次转型，将从“以化的现代化为纲”转变为“以中国化的现代化为纲”35。2014—2024年这十年间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需要被置于这一自主性加强的趋势中予以理解。对中国的认识与讨论，以及如何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展开知识生产是近年来各个学科共通的问题，构成理解实践的总体背景。而当代文学作为当代思想话语之一种，也在积极发挥建构作用。
1980年代，文学转型受到理论的极大影响，到了1990年代学院派实践中，理论的操演更为频繁。正如洪子诚的总结：“的理论化是这个时期出现的重要征象。传统的作家、文本自然还大量存在，但一些重要的，其注意力已不完全，或主要不在作品的评价上，寻求理论自身的完整性和理论的‘繁殖’，即在文本阐释基础上的理论‘创作’，成为更具吸引力的目标。这与80年代以来对欧美现代文学理论的引进有很大关系。叙事学、后现代主义、后殖义、女性主义等诸种理论在90年代的文学中表现颇为活跃：这大抵由‘学院派’家引领。”36而在本文所观察的这十年间，将理论套用在中国文学经验的弊端被高度关注，以致达成共识。比如，丁帆在《新世纪中国文学摭谈》中提出应该建构21世纪中国文学的新体系，但这个体系一定要符合中国文学实情，否则一味跟着的文流走，是无法走出困境的。37类似的，家们纷纷开始反思理论的限度，的“及物”，探索更好的文本解读方式。比如，《文艺争鸣》2022年第7期推出专辑“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争鸣专辑。朱国华的《渐行渐远？——论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离合》一文，梳理了1980年代以来“涵纳了文学欣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某种文学研究统一体”逐步分化的历史过程、内外原因以及文学评论自身的分化情况，指出文学及文学理论在一些时候容易“滑向自指的、不及物的智力游戏，引向学院内部的文化产品的自产自销、循环”，提出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脱钩”现象的忧思。38王逸群的《文学的“物美学”》、汪涌豪的《及物亟待重返现场》、沈杏培的《与及物——关于文学何为及当前困境的思考》等都共同的及物性。
这十年间对于“理论热”的反拨，并非要理论，而是更深层次的理论自觉，以及对恰切的、基于本土文学经验生成理论的热切渴求。杨扬的点评非常中肯，认为当前文学评论大多是阅读感想，较少有理论建构与核心概念。39邵燕君的感受也很有代表性：“进入网络文学乃至网络文化研究以来，理论的贫乏一直是我们的瓶颈。”40学者麦克卢汉，日本学者东浩纪、大塚英志、宇野常宽，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等对中国网络文学的研究影响很大，目前更多的前沿理论被译介，同时本土理论体系也在逐步建设中。总之，一边是理论的、套用，一边是理论的贫乏，这些都真实地共存于这十年间，共同指向本土的理论建构。
各学术期刊积极推动本土理论建构，比如《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推出专题“中华美学”，2019年第4期推出专题“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知识体系”；《文艺争鸣》2019年第6期推出了“理论的中国问题”研究专辑。此类努力鲜明地显示出理论评论界构建中国本土文艺理论话语的自觉意识；《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开设由郜元宝主持的“中国当代小论建构”专栏，旨在回顾总结当代小说发展的创作经验、话语资源与理论建构的可能性。界对建构自身理论主体性的意识十分强烈，并不断推进相关工作。
这十年间，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文学地理学、图像学、媒介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也逐渐受到关注。总体来看，在构建理论自主性上，现实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受到的重视程度较高。围绕现实主义，《文艺报》开设了“理想性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可能性”系列笔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孟繁华的《现实主义：方法与气度》、丁帆的《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现实主义”》、李松睿研究现实主义的系列论文，均值得关注。网络文学现实主义、科幻现实主义，也成为讨论的高频对象。此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传统文论资源的结合，也成为近年来构建中国特色文艺体系的方向。中国评协、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办“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艺径”论坛，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报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研究”课题等，都在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研究。
归根结底，深入理解中国经验、建立自身理论体系的前提，还是离不开如何理解当代中国。贺桂梅在《“文化自觉”与的中国叙述》中对21世纪的中国研究做了详细系统的梳理，包括：费孝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自觉”、2004年成立的“中国文化论坛”、赵汀阳的“天系”（200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潘维主持的“中国模式”讨论（2009）、韩毓海以中国为本位重述世界史（2009），并且以韩毓海的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勾连出海外中国研究的脉络，包括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乔万尼·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21世纪的谱系》，等等。41王德威则梳理了（尤其是华裔）学者近年来对中国的认识，典型代表如杜维明的“文化中国”论、王赓武的“在地的、实践的中国性”、李欧梵的“游走的中国性”、王灵智的“双重统合结构”的中国性，提供了海外视野。在此基础上，王德威特别强调葛兆光“从周边”的研究思，“承认了‘中国’总是一个从他者的眼光来界定、协商、互动的一个、历史场域”42。合而观之，对于中国的最新研究或显或隐地影响当代文学研究与的展开。
从国内当代文学研究与来看，在后冷战与“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文明论”作为支配性的话语场域，在当代中国以“文明—国家”、传统文化热、“资本主义”等具体形态呈现出来，以文明为单位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图景。刘复生的《文明论视野与当代文艺创作潮流》一文将此与文化保守主义相连。“保守主义在新世纪的强势回归并文明论，和1980年代的传统文化热已完全不同……新世纪的主题则演化为反现代性的文明中国论，核心关切是如何以民族性为基础的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作为总体格局，这一形态的文明论渗透进历史、知青、军事、科幻等题材领域。43该文聚焦现象级作品中的文明论色彩，总体省思当前文艺生产中保守主义回归的趋势。
与此不同，贺桂梅则在梳理英法传统普遍主义的“文明”论、式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论以及当代中国国族主义的“文明”论的线索之上，试图突破凝固、封闭以及等级制的文明论。她强调“文明”是总体性、包纳性的概念，它包含了经济的层面（但又并非仅是经济学），包含了文化的层面（但又并非文化主义），此外，还强调文明的“复数”形态与流动性，探寻一种超越民族主义、超越冷战意识形态、超越后殖民情境，也超越所有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介入其中的可能性。44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互为主体”的方，进而获得一种自反性的视野。
《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一书旗帜鲜明地提出“的‘文明’论”，从民族形式的角度考察1940—1970年代的文学，重审当代中国的底色、基础和形式。书中犀利地指出，正因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1940—1970 年代民族形式建构对于传统文化的与再造，才会导致 1980 年代直接跳过曾经的经验一头扎进“寻根”线而这也直接奠定了后的今天，轻易地将定义为“腰斩”文明的，或是将地等同为“封建倒流”的前现代时期，继而去亲近想象中的、既纯且美的文明传统。
因此，该书致力于文学曾经涵纳古今的“气派”，描画曾经存在过的，扎根于传统与生活，却又不失现代性与性的文明气象。在中国文明的脉络中理解的发生，探讨一种的、“化”的“文明”论如何可能。事实上这也是一种以当代文学特性为基础的文明论重构、传统重构。贺桂梅这是将文明论再化的过程：“（但）我觉得，21世纪中国在用‘文明’来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时，整体上呈现出了一种‘去化’的特点，即将‘文明’视为某种本质性的、静止的东西。《书写“中国气派”》将讨论的范围放在1940—1970年代这一时段，其实是要讨论在社会主义的当代性视野中，如何调用、重构中国文明史的传统和经验，将其中的地方因素、传统因素、民间因素重新组织、纳入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实践之中。此时，‘’‘文明’的涵义都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将‘文明’‘化’的过程。所以，我所讨论的的‘文明’论，重心是在‘’，讨论的是‘’如何在‘文明史’的视野中展开、如何使文明‘化’等问题。”46
汪晖在与贺桂梅的对话中指出，必须重新界定“文明”的含义：“过去我曾经用‘跨体系社会’来描述中国文明，其实中国文明也可以说是一种‘跨文明的文明’。中国文明的强韧有力之处就在于它总有一种包容力，可以将其他文明的要素内化为自身的要素，同时又不会变为另一种文明。这种包容力涵纳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交往之中。这就是‘中国化’的含义，是一种持续再造自身的过程。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进入中国有漫长的历史，其实都已经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内化为中国文明中非常内在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很难简单用近代的‘文明’范畴加以描述，即很难被民族主义和种族观念单面化的‘文明’范畴所描述。……说明一点，我对重新调用文明范畴并不持反对态度，关键是如何在扬弃19世纪欧洲的文明概念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这一范畴。”47以“文明论”讲述中国，以实践重构“文明论”是的“文明论”的内在含义，其关键在于扬弃19世纪欧洲发明的文明等级论。这也是近十年间当代文学研究与领域自发主动的理论建构，从长时段、跨学科的视野来重新理解当代中国，值得继续关注。
除去对中国主体性、中国与世界复杂关系的关注，地方性视野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当代文坛》较早关注“地方径与文学中国”这一主题，《文学评论》《探索与争鸣》等也相继加入。其中，中国文学的多民族性是地方性研究展开的重要径。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当代文学审美版图是“由不同民族的写作者共同完成的”，“它的文化景观（这其中当然包含文学景观）的真正魅力，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和而不同、多样共生的厚重标志，是国家值得骄傲的文化宝藏”48。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一方面是不平衡性与集体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如刘大先的概括：“中国是个非均质存在，充满着种种区域、族群、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在文学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多民族叙述与抒情的差异性，这种由生产与生活方式、民俗仪轨、教、语言、地域等因素造成的内部多样性不能忽视。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这个多元的中国也有自己的‘总体性’问题，毕竟无论‘全球化’如何深入渗透到、贸易、消费、文化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系依然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对话、合作、联盟与冲突的格局。这种多元与一体的要求我们必须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以文化的公约数，建构某种共通经验和未来可能。”49在这样的基础上，刘大先始终强调“文学”的概念，以及重建一种基于多样性的文学整体性，这是与当代中国的特质相互匹配的。50
而回顾十年文学实践，“新东北”与“新南方”几乎是最受关注的话题。《文史哲》与《中华读书报》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中，“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遥相呼应，成为当人瞩目的两股文学浪潮。“新”也是当代文学界面对新潮流的常见方式。以此为模板，新作家群、文学新浙派等类似命名层出不穷。
2018年以来提出的“新南方写作”从地理学的角度，超越传统的南北分野与国家民族体制，界视野中先锋的文学审美，“方言性、边地性、科幻性、魔幻性和异质性经常被强调”51。《南方文坛》是推动这一实践的关键平台，陈培浩、杨庆祥、曾攀等家对这一话题的展开作出很多努力。而这一浪潮也与王德威提出的“华语南洋”概念形成参照，拓宽了文学地理的版图。颇有意味的是，作为文化概念的“新南方”与“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等国家政策呼应，边缘性的文学想象未尝不会顺利进入时代主流建构之中。
“新东北作家群”的提出，关注的则是社会主义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验，对此的讨论已经相当繁多，由此还带来阶级视角与艺术形式分析、东北化与去东北化等矛盾张力，在此限于篇幅不再逐个展开，仅强调一点，与此前被动接受海外中国研究的状况不同，在“新东北”“新南方”的实践中，形成合力，互相补充，各自不同的立场与视角推进了当代话语的深广度。与此同时，也有论者提示“地方性”热潮有可能沦为地方文学绩效的展示，实际上没有真正获得对当代文学的深刻认知。这样的自觉意识常必要的，而且我们也应该期待在家的参与下，挖掘更多元的当代文学经验，基于差异性与异质性，共同创造更为饱满立体的当代中国文学。
综而观之，本文从“国家文学体制”出发，强调以“文学”为思考界面，观察2014—2024年间的实践如何参与国家观念的建构过程，其中又有哪些观念、方法、经验被家们提出与关注。具体来说，上文梳理了文学的经典化尝试、“讲好中国故事”的多种策略以及中国观念的时空更新等三重角度。提出这样的论述框架，既是为了总结过去十年的文学实践的基本状况，更是力图挖掘工作的能动性与认知潜力。实践从不只是纯粹的知识生产，而是塑造文化认同、创生当代文化的前沿阵地，因而不能只在“”本身与“学科”内部讨论文学，而需要在古今的更为广阔的时空范畴里定位工作，挖掘的文化潜能。本文是在此问题意识下的一次自觉尝试，力图作出阶段性的总结，希望从中汲取展开未来实践的思想资源，更具能动性的力量。
1 刘禾如此描述现代文学的特点：“‘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刘禾：《文本、与民族家园文学》，《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唐小兵编，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3 吴俊：《史：国家文学和制度规范的视阈——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若干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5 张旭东：《“机器”与“普遍的启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及哲学内涵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
6 陈晓明：《先锋派的历史、常态化与当下的可能性——关于先锋文学30年的思考》，《文艺争鸣》2015年第10期。
10 何平、顾奕俊：《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审美嬗变与新时代》，《南方文坛》2023年第4期。
12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国际化语境——以莫言为例》，《文艺研究》2015年第4期。
14 曹成竹：《“中国故事”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感觉结构》，《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15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16 习：《在十二届全国一次会议上的讲线 习：《讲好中国说故事，好中国声音》（2013年8月19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28页。
18 习：《提高文化软实力》（2013年12月30日），《习谈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
21 李云雷：《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当代中国文学的新主题与新趋势》，《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22 比如家对贾平凹《老生》的重要关注点是其对传统资源的借用。代表文章有谢有顺：《乡土的哀歌——关于〈老生〉及贾平凹的乡土文学》、陈思：《“新方志”书写——贾平凹长篇新作〈老生〉论》，等等。
24 贺仲明：《讲述，还是中国？——对“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讨论的思考》，《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25 金春平：《主体的延展与叙事的自觉——“叙述中国故事”的文学情境、维度及范式》，《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
26 杨庆祥：《重建一种新的文学——对我国文学当下情况的几点思考》，《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
27 白惠元：《叛逆英雄与“二次元民族主义”》，《艺术评论》2015年第9期。其专著《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超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关注孙悟空形象变迁与现在中国历史的同构关系。
28 林品：《青年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双向破壁”——“二次元民族主义”的兴起》，《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2期。
29 参见玊《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21年版，第19—24页。
30 何威：《从御宅到二次元：关于一种青少年亚文化的学术图景和知识考古》，《新闻与研究》2018年第10期。
31 何威：《二次元亚文化的“去化”与“再化”》，《现代》（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10期。
32 石晓岩主编：《刘慈欣科幻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38 朱国华：《渐行渐远？——论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离合》，《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39 杨扬：《新世纪文学得失谈——鲁迅文学文学理论评论参评作品读后》，《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
41 贺桂梅：《“文化自觉”与的中国叙述》，《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21世纪思想文化研究》，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1—42页。
42 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0页。
45 书中指出：“‘文化寻根’正是在这样的后氛围和去冷战的历史语境中，才得以作为问题提了出来。”参见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03页。
46 47 汪晖、贺桂梅、毛尖：《民族形式与的“文明”论》，《文艺理论与》2021年第2期。
49 刘大先：《重建集体性——恢复“中国故事”的多元共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50 参见刘大先《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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