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交往始于蒙古西征和金帐汗国时代(1238-1480年)，中国学人撰写史自1878年刊印的鹭江奇迹人的《志略》，到今天已经有整整140年的历史。中国的史学科伴随民族命运、国家危机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负有学人情怀、民族重任和学术职责三重。因此，史学科在中国一直发挥着“知夷”和“盗火”的两大作用。中华人民国成立后，史(包括苏联时期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研究获得了70年的巨大发展，主要成就有：1985年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成立(1992年英文更名为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史研究会)，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校、国家有关部委及党政机构纷纷设立史或俄罗斯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了从历史学学士、史硕士到史博士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史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业期刊创立并连续出版，大量的通史、(中苏)关系史、专题著作、各类教科书、翻译著作(来自俄文、英法、法文、德文、波兰文等)出版，中国史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合作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俄罗斯学”新学科正在建立过程中。
中国的史学科伴随民族国运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肩负着学人情怀、民族重任和学术职责三重。
如果从鹭江奇迹人编译的《志略》于1878年刊印问世算起，已逾百年，于今整整140年；如果从中华书局1933年出版娄壮行编著的《史》计算，至今已近百年，于今整整85年。此百年是中国史学科砥砺前行、锦绣芳华的百年①。
我们在怀念史学前辈筚蓝缕、以启山林创建史学科②的艰苦历程之际，在回顾三代史学人薪火相传、勠力同心发展史学科走过的不平凡道之时，确有必要对中国史学科及其状况的百年历史作一回顾和思考。
两国，血不同缘，族不同，文不同种，教不同类，并且原本相距遥远。尽管在1238-1480年金帐汗国时代曾发生密切关系，但是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对彼此信息所知甚少，几近。
明清长期视为金帐汗国的遗老遗少，称沙皇为“钦察汗”“金帐汗”，以境外番邦待之。如1655年，沙皇派遣的使节巴伊科夫(Ф.И.Байкóв)来到，因为他按中国礼仪叩头，因此没有见到中国，但是他带回了顺治的敕书，敕书中写道：“大清国敕谕俄罗斯国察罕汗：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赉，即俾尔使臣赉回，为昭朕柔远之至意。尔其欠承，永顺，以副恩宠。”③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才统称为“俄罗斯国君”。在清代早期的文书和档案中，对俄罗斯的国名无统一的译法，有“罗刹”“罗禅”“俄罗斯”“斡罗斯”“鄂罗斯”“察罕汗国”等称呼，17世纪30年代后的外交档案中才较多地称“俄罗斯”。中国和社会对俄罗斯的模糊认识也播及中国的属国和属地。例如，朝鲜重臣、身为吏朝参议的金景善(字汝行，谥贞文，1788-1853)在19世纪30年代以书状官身份出使，其间，与俄罗斯人多有交往，并著有《鄂罗斯馆记》(1832年)，其中记载：“鄂罗斯或称阿罗斯，或称俄罗斯。以其人皆鼻大，故或称大鼻挞子，即蒙古别种也。”④
然而，从16世纪中期开始，沙皇陆续以武力征服了喀山(1552年)、阿斯特拉罕(1556年)二汗国，其扩张越过乌拉尔山。到17世纪40年代，将西西伯利亚、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的版图之中，将其东部国界推至太平洋西岸。两国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外兴安岭和流域发生了全面的军事和外交冲突。尽管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东西国界，1693年清允许每三年到通商贸易一次，并在设“俄罗斯馆”，间和民间的经济贸易及人员往来也越来越频繁，但是，成为中国北方的主要，哥萨克成为清军防御的主要敌寇，是不争的事实和要务。
由此，中国和中国社会对于国情和历史了解的需求日益迫切，随之出现了一些以游记、日记、札记等形式谈及的著述。此类著述的作者大多是从事与俄交涉的清廷官员、士绅或经贸商贾，而非专业人士，所提供的信息基本为、山川风物、奇风异俗等公共知识，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散点记录更为准确。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为解决冲突，清派索额图使团出使，张鹏翮和钱良泽随团同行，前者负责使团汉文文案，后者为索额图的私人秘书。使团向北由入、西向经察哈尔，越过大青山，西行出卡伦，行至呼伦贝尔和喀尔喀，途中遇到喀尔喀蒙古人、鞑靼人、哥萨克人。此行给两人留下深刻印象，张鹏翮著有《奉使俄罗斯行程录》(又名《漠北日记》或《奉使俄罗斯日记》)，钱良泽著有《出塞纪略》。清代著名地理学家何秋涛称赞《出塞纪略》：“其中纶音奏议有补平定罗刹方略所未载者，亦不可少之书也。”⑤此两书为中文文献中关于俄罗斯的最早记述。
何秋涛(1824-1862)虽生于福建，并一生短暂，但始终关注北疆边政，中心即为关系，始著《北徼汇编》6卷，后以详图解说，卷帙浩繁达80卷，学术价值甚高，咸丰阅后赐名《朔方备乘》。该书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论述关系的代表巨著，书中详细罗列《中国与俄罗斯交界图》《乾隆末年俄罗斯图》《康熙年间俄罗斯图》《历代北徼俄罗斯图》等共25幅，对清在西北和东北的边政事务和对俄策略都提出了。何秋涛虽未到实地勘察，也未曾访与蒙古，但他极其熟悉明清以来的汉学典籍，以正史为据，以时人著述和传教士汉籍著作为补充，善于使用考证、校勘、训诂等手段，“或据古以证今，或依今以稽古”，并且“左图右史，相须为用”，使《朔方备乘》具有极高的可读性和实用性。何秋涛还订正了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将何秋涛、张穆与林则徐、魏源四人合赞，称他们“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反映了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脉搏，影响是相当大的”⑥。
1878年，一位号称“鹭江奇迹人”的作者，摘录人自著历史，“译录其国史之大略”，编译成《志略》。鹭江奇迹人在书的按语中强调编译此书的目的在于国人，了解夷情，“其所留心著意，无非侵占邻国地土为务。比现在形势而论，西边有英法德奥意，皆虎视眈眈，断不容有侵占之事，行之甚难。……之东界，乃我中国西北境，若不及早设防之，恐将来事机一露，即难矣。俄之行为险诈，叵测，若视之兵戎，尚可预防，倘于玉帛礼貌而来，尤属可虑，不知其如何，更须为是”⑦。爱国学人一派拳拳和醒世恒言可见。
此外，还有俞正燮著《俄罗斯佐领考》《俄罗斯事辑》《俄罗斯长编稿跋》《罗刹》《书〈西域录〉后》《〈异域录〉题跋》，图理琛著《异域录》，方式济著《龙沙纪略》，松筠著《绥服纪略》，魏源著《俄罗斯盟聘记》，梁启超著《俄罗斯大彼得改制考》，康有为著《彼得变政记》，等等。
在19世纪下半叶热潮中，林则徐主持翻译了《俄罗斯国总记》，列入魏源编撰的巨著《海国图志》。汤睿译《俄土战记》(大同译书局1897年版)，梁启超为此书作序。1902年上海新作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留日学生从日文转译的《哥萨克东方侵略史》，此书原文为俄文，书名《阿穆尔与乌苏里边区：人如何接管新的边区-土地和居民-狩猎和其他工艺品-城市和港口-俄罗斯移民》[(Амур и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Как Русские завладели новым краем.-Земля и жители.-Охота и другиепромыслы.-Города и порты.-Русские переселенцы)，莫斯科：书籍出版社1885年版]。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署名“养浩斋主人”编译的《蚕食亚洲史略》，该书上篇为日本佐藤弘著，下篇为英国克乐诗著。在“前言”中指出：“今之稍识时务者，必曰俄虎狼也。”“闭门避虎，不如退而张弓。”⑧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山本利喜雄著、麦鼎华译的两卷本《俄罗斯史》，在“序”中：“必先知虎之可畏焉，然后能忧之，然后能防之，则谈虎之学，其亦不可以已矣。”“且西北利亚(西伯利亚)铁道既成，骎骎南下，我国实首当其冲。若懵于其国势民情，日言抵御，曷当于事。”⑨
上述游记、著述及译作，主要是以咨“边政”和察“夷情”为主，作品具有较强的咨政性和选择性。其内容基本只涉及与中国接壤之边境，著者亲历地区也多是外蒙古或西伯利亚地区，尚无人真正探及俄罗斯帝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欧俄地区，更鲜有人行踪达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大都城，因此缺少对俄罗斯文化和社会的深入介绍与思考。
真正深入欧俄地区并留下较详细记录的人是号称“中土西来第一人”的斌椿(1804-1871)。斌椿为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饱读诗书，但一生不顺。后告老还乡，屈居清海关总税务赫德的文书。1866年，他以63岁高龄随赫德访问欧洲，其间，在欧洲时间将近四个月。1866年六月初五，斌椿一行来到了首都彼得堡(斌椿文中记“彼得尔堡”)。此时的彼得堡在经历了163年的发展之后，俨然已经是欧洲著名的大都会。尽管斌椿已经遍访马赛、巴黎、伦敦、等欧洲名城，但他仍然为彼得堡的城市风光和人文景色而称道。他写道：“彼得尔堡，乃都城也，人烟辏集，街衢宽阔，周五十余里，楼阁高峻，辉煌，人民五十三万六千，洵足称都城之冠。酉初，登岸进寓。(俄罗斯境地广漠，东西约长万余里。唐以前属匈奴。懿时始立国，筑城邑。五代时，女主嗣位，生十二子，皆分茅胙土，备屏藩。其后治乱不一。宋理时，为元太祖割取三部，由是隶蒙古。康熙四十四年，彼得罗立，卑礼招贤，国以大治。又以俄人不善使船，尝变姓名投荷兰舟师为，尽得其术。乃归治舟师，与战胜，割其，建新都于海滨，俄始强矣。)”⑩斌椿笔下的实际上是中国学人对俄罗斯“国家形象”的第一次正式记载。
1911年前后，浪潮风起云涌，中华帝制风雨飘摇，中国进步人士和社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已不再陌生的俄罗斯帝国，以及1917年接踵而至的二月和十月，纷纷以“盗火”的表达对和道的渴望。
1903年上海《》月刊(第9期，1903年8月)发表《俄罗斯党三杰传》《弑俄帝亚历山大者传》，盛赞激进家赫尔岑、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其他民粹派人士。《国民日报丛编》(第2期，1903年9月)发表《俄帝亚历山大二世之死状》。梁启超著《论党》(《新民丛报》第40、41期合刊，1903年10月)，《浙江潮》(第7期，1903年9月)发表《党女杰沙勃罗克传》。沙勃罗克实际是那个时代对索菲娅·别罗夫斯卡娅(1853-1881)的名字和姓氏的中式合译(俄文Софья Перовская，英文Sofya Perovskaya)，她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女家。索菲娅在1881年3月13日组织并参与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后，放弃贵族免于的法律，最后英勇就义。鲁迅在1932年完成的《祝文字之交》中称赞：“那时较为的青年，谁不知道青年是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索菲娅)，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11)
1928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了日本山内封介著、卫仁山译的《运动史》。1930年，上海心弦书社出版了博克老夫斯基[今译波克罗夫斯基(М.Н.Покровский)]著、潘既闲译的《全史》。上海黎明书局于1933年出版美国学者佛那特斯基著、陶樾译的《俄罗斯现代史》，在“序”中强调：“此著字句既然流畅明达，所述事实又都负责可靠，佛氏纯然用一种客观的眼光，好像在显微镜的下面，细查俄罗斯的过去状况，其长处是既不抹杀苏维埃制度的优点，也不隐饰它的许多缺点。”(12)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佛那特次(斯)基著、周新翻译的《史》，并列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该书特邀蔡元培作序。蔡序认为：“我们想认识现在的，不可不读史。”(13)“佛那特斯基”和“佛那特次基”实为一人，即美国耶鲁大学著名俄侨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Г.В.Вернадский/G.V.Vernadsky，1887-1973)。
20世纪初的中国两个政党——和——均提出“以俄为师”“以俄为友”“与俄为盟”“联俄”的主张，均视为中国未来道，均视苏俄体制为中国未来国体和政体之模式或借鉴。
孙中山早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就在英国伦敦对马克思的著作和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兴趣，开始阅读有关书刊。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曾刊登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1917年十月后，孙中山在1918年6月给列宁和苏俄发出一份贺电。孙中山还委派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李朗如四人随白俄学习俄文，后来只有李章达去了苏俄。1923年1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签订，标志着中国与苏联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随后，在内部出现了学习俄语和赴苏考察的热潮。1923年8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其访苏日记中留下不少学习俄语和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记载，例如，“9月21日上午习俄语。下午看马克思学说”“9月22日上午习俄语，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20世纪20年代，国内出版的涉及苏联问题的著作有：《苏俄育》(顾树森编，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初版)、《苏俄经济政策》(顾树森编，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初版)、《苏俄组织和》(陈彬龢编，上海：书局1927年初版)、《苏俄治下的劳动反对派》(陈彬龢编，上海：书局1927年初版)、《苏俄经济组织与实业政策》(陈彬龢编，上海：世界书局1927年初版)。
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踊跃和苏俄信息的浪潮，亦可以称为中国史研究的第一个。但是，其目的性是明显的，即国共两党和进步人士试图“盗取”苏俄“天火”为国家和民族计。此“天火”是大众层面关于历史和苏俄的公共知识，并且相当一部分信息并非国人原创，也并非直接来自，而是经由日文、英文或法文转译而来的，因此时常有以讹传讹之误。
1930年成立俄事研究会，创办专门刊物《俄罗斯研究》月刊。1932年，南京国民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再一次推动了译介和研究苏联()问题的浪潮。1935年，由国民长孙科领衔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创办《中苏文化》月刊，出版“中苏文化丛书”，各省市也相续成立地方性中苏文化协会。
鲁迅也在此时期留下了著名的关于《祝文字之交》的评价：“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那文学，界文坛上，是胜利的；15年来，被帝国主义看成是的苏联，那文学，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所谓的‘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14)
但是，时期的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既无专人研究历史，也无专人开设史课程，即使有所涉及也基本属于兼设性质。1932年大学史学系首设近代史课程，讲授者噶邦福(John Jan Gapanovitch)，时为大学学生的何兆武回忆说，噶邦福“毕业于大学，那是当时最好的大学，他的老师Rostovtzeff(罗斯托夫采夫)是世界古代史的权威，十月以后去了美国，任威斯康星大学古代史教授。第一次欧战的时候，噶邦福被征当过兵，十月后到远东的海参崴大学任教，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在上被认为有问题，不过他没讲过。后来他到了中国，1930年前后就在教西洋古代史、史，还讲过欧洲海外殖民和战争史。噶邦福先生不会说中文，全部用英文教课”(15)。可见，噶邦福只是兼讲史，其专业是西洋史和史学理论，曾用英文写过一本The Synthetical Methodof History(《历史学的综合方法》)，193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8月，国立中央大学西迁入蜀。中央大学历史系为适应新的抗战形势，开设了一些边疆史和外国史课题，其中有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归来的沈刚伯讲授“史”“史”“英国史”“印度史”“西洋通史”“法国大史”等课程。大学史学系则于1936年始开设史课程，讲授者为卢明德。
中国学者编著史始于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出版的《史》，编著者为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娄壮行。全书分为12章，作者从追溯俄罗斯历史着手，对苏联的成立和过程予以梳理，对俄罗斯的建国、发展、勃兴以及变革等进行了一般性的介绍，书末附参考书目、中文名词索引和西文名词索引，是国人编写的第一部史。针对中国社会“仇苏”抑或“联苏”的争论，娄壮行提出，只有认真考察和苏联建立的过程，才能做出评价(16)。
浙江大学教授顾谷宜编著《史纲要》(中国与苏俄社1935年版)，列入“中国与苏俄社丛书”之第3种。全书共16章，概述从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到1917年十月的历史。书末附史大事年表。
193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卷本《史》。作者何汉文于1926年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在中央党部训练部负责编写教材。该书以中国青年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目的在于了解中国国情和边政，因此书中既叙述俄罗斯国家和民族发展史，也比较详尽地叙述了蒙古西征和日俄战争。全书上起公元前后斯拉夫种族迁移，下讫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时期的苏联。时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孙科和时任国民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部主任的梁寒操，亲自为该书作序。
1942年，南京正中书局出版了时任国民，兼国立中央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中国公学和暨南大学教授杨幼炯编著的《苏联建国史》。作者在“序言”中强调：“近年界风云变幻，使整个世界都在重新创造与再建之中。我国今日又适逢民族建国的新机运，……略述苏联建国之特征，作为我国借镜之资。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就是作者撰述本书的微意。”(17)
1945年9月，苏联历史学家舍斯达科夫为四年级编写的教材《苏联史纲》[(А.В.Шестаков，История СССР.Краткий курс)，莫斯科：国家学习教育出版社1943年版]由中央马列编译室主任张仲实翻译，更名为《苏联历史讲话》，由延安的读者书店出版。该书插图甚多，书后附近有公元911年至1942年的大事年表。该书是除《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外，在解放区出版的第2本苏联史著作，甚为珍贵和重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已经出现了多部标题为《史》的研究著作，但其研究的目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如何将移植中国；并且，原创性不强，基本为编译自俄文、日文或英文著作。因此，此一时期的历史著述仍然还是公共知识范畴中的著作，史专业研究学者尚未出现。
中华人民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趋同，以及复杂的国际形势的推动，中国在外交上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文化教育领域，“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理想推动了留苏浪潮的兴起。
从1951年8月至1964年8月，在13年间中国共派出8357人赴苏留学(18)。其中，陈之骅、孙成木、陈启能、刘祖熙、张椿年、李显荣、徐天新、郑异凡、谢有实、陶惠芬、金挥分别赴苏联的莫斯科大学历史学系、列宁格勒大学历史学系、列宁师范学院历史学系、人民友谊大学历史学系，以及波兰的华沙大学学习。留学期间，他们接受了系统和严格的历史学专业训练。上述学者陆续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完成在国外的学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历史所(1977年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等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他们是中华人民国第一批史专业人才。
此外，教育部还分别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和的东北师范大学举办史课程班，长年聘请苏联的历史学家和指导论文写作，朱寰、郭守田、李健、、鲍良骏、张义德、叶书、杨存堂、夏景才、李树藩等人接受了严格的专业培养，学业结束后返回原单位，加入中华人民国第一批史专业人才的行列。
张蓉初等人翻译了潘克拉托娃的三卷本《苏联通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组织翻译梁士琴科的二卷本《苏联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4、1959年版)，秦文允等翻译了波梁斯基的《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叔明翻译了札依翁契可夫斯基的《农奴制度的废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关其侗等翻译了涅奇金娜的《苏联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1959年版)等。上述译作对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国史学人发挥了重要的专业启蒙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提出重视国际问题研究的，涉及苏联()问题和中苏关系史的专业研究机构陆续建立。1953年，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成立，下设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和国际共运研究室。1964年在中国科学院属下成立世界历史研究所，下设社会主义史研究室(后更名为苏联东欧史研究室)，1977年该研究所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1965年，中国科学院与中央对外联络部共建苏联东欧研究所，1981年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辽宁、甘肃、***、、上海等省市社会科学院系统，大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等高校系统，中央党校、省委党校和省委党校等党校系统，、对外经贸部、文化部和中央对外联络部等党政部门相继建立苏联问题研究专业机构。
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论战逐渐由党际矛盾升级为国家矛盾和小规模军事冲突，上述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立即将服务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作为己任。1978年11月，中国关系史学会成立。
这一时期的代表著作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吸纳全国力量集体撰写的四卷本《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6-1978年版)，大学历史系集体编写的二卷本《沙皇侵略扩张史》(：人民出版社1979、1980年版)，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工农兵集体编写的《沙皇侵略扩张简史》(：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李济棠著《中东铁：沙俄侵华的工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省黑河地区工农兵业余理论小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组编的《血与火的历史：沙俄我国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华书局1977年版)。施达青著《从〈瑷珲条约〉到〈条约〉：沙俄侵占我国东北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华书局1977年版)等。佟冬主编的《沙俄与东北》一书虽出版于1985年，但其编写工作始于70年代。此外，还有译自俄文和英文的著作，作为参考读物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如[美]伦森著《向东方的扩张》(杨诗浩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苏]鲁申著《哥萨克在上》(郝建恒、高文凤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俄]阿尔谢尼耶夫著《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大学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苏]罗曼诺夫著《在满洲》(陶文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上述代表着中国史研究第二个的到来。但是，这一时期的史研究明显有“学术服务于国家”的特点，因而总的说来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成就不大，尤其是缺少个人的学术著作和研究方向。就个人而言，他们的学术生涯实际上被延误了十余年。“”结束和中苏关系缓和，尤其是和“科学春天”的到来，使年已五旬左右的第一代史人才得以学术新生。
中国史作为一门的国别史学科的初创，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重要的集体性课题的设立和协作，重要史料的翻译和整理，研究队伍的初建，都是在此期间正式着手和计划的。
1985年9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在陕西师范大学成立。研究会在国家民政部注册为国家一级学会，第一任理事长陈之骅(任期1985-2000年)(19)，学术顾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资深所长朱庭光。同年9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由《世界历史》编辑部主编的《苏联现代史论文集》，内容包括了第一代史学者的专业论文，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集体撰写的史学术文集。
中国第一代史学人肩负学术和责任。他们承担在中国从无到有建立史(含苏联史)学科、翻译史文献资料、编写史(苏联史)专业教材、培养史专业人员、创建史专业刊物、向社会普及史知识等历史和国家责任。
在他们的勤奋努力之下，一大批标志性涌现。20世纪十年代，在中国学界出现了史研究的第三个。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研究性著作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译介性著作的数量。
通史类。孙成木、刘祖熙、李健主编的二卷本《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陈之骅主编的《苏联史纲(1917-1936)》(：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1964-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马龙闪著《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孙成木著《俄罗斯文化一千年》(：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吴春秋著《军事史略》(：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徐景学著《西伯利亚史》(：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专题类。陈之骅著《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李显荣著《巴枯宁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刘克明、金挥主编的《苏联经济体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柳植著《苏联社会主义道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宏儒著《苏联历史的沉思》(：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闻一、叶书著《布哈林传》(：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陶惠芬著《彼得大帝的欧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
社会通识类。商务印书馆创立于1956年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先后收录了陈之骅著《车尔尼雪夫斯基》(1962年版)、《别林斯基》(1963年版)，朱成光著《罗蒙诺索夫》(1963年版)，农林著《赫尔岑》(1981年版)，陈启能著《普列汉诺夫》(1981年版)，徐云霞著《普加乔夫起义》(1983年版)，秦得儒著《著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1983年版)，周颖如著《彼得大帝》(1984年版)，王文庆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1985年版)，马细谱著《古代斯拉夫人》(1986年版)，张桂枢著《克里木战争》(1986年版)，等等。
中国第一代史学人勤奋工作直至21世纪初，虽年过八旬，但仍然严谨治学，佳作迭出。陈之骅著《历史唯物主义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著《与欧洲：一个国际关系史的视角》(：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马龙闪、刘建国著《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陆南泉等著《苏联线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刘祖熙著《与：现代化研究》(：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徐天新著《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叶书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2000年以来，中国的史研究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出现了史研究的第四个。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第二代史学人群体已经形成并逐渐成熟，完成了与第一代史学人的学术接力。他们大多师从第一代史学人，接受了系统的硕士或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如吴恩远、于沛、姚海、张盛发、黄立茀、张建华、余伟民、冯绍雷、张广翔、左凤荣、戴桂菊、白晓红、高晓惠、徐向梅、刘爽、李随安、雷丽平、刘显忠、罗爱林、郭春生、沈志华、赵士国、吴伟、李兴等；也有人在苏联或俄罗斯获得副博士学位回国加入第二代史学人行列，如李春隆、李永全、陈开科、栾景和等。第二，的不断深化，学术的进一步宽松，极大地提高了有关部门和学者们的研究积极性。例如，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于2000年被教育部正式批准为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于2011年被教育部正式批准为全国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重点培育，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与俄罗斯大合建立“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一些大学和社会科学院也调整或新建了历史与俄罗斯问题研究机构。第三，苏联解体后，大量原始档案得以解密并公布，为史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有价值的资料。沈志华总主编的三十五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即在此时出版。第四，研究方向呈多元化，研究课题呈专门化。第二代史学人术业各有专攻，在(苏联)思想文化史、经济社会史、(苏联)外交史、苏联社会史、(苏)关系史、汉学史等方向卓有成绩。第五，由于第二代史学人外语使用能力的普遍提高，得以较为便利地使用原始档案文献。部分学者频繁地到俄罗斯交流和查阅文献，较多地参加史及其相关专业的国际学术会议，直接以俄语或英语与国际同行交流。
通论类。吴恩远著《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于沛、戴桂菊、李锐著《斯拉夫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姚海著《俄罗斯文化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阎国栋著《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曹维安著《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冯绍雷著《20世纪的俄罗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李永全著《政党史——的形成与坍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徐向梅著《由乱而治：俄罗斯历程(1990-200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王晓菊著《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傅树政、雷丽平著《东正与国家(1917-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左凤荣著《俄罗斯：新型现代化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刘显忠著《近代国家杜马：设立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赵士国著《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近代晚期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专题类。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金雁著《倒转“红轮”：知识的心回溯》(：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黄立茀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张建华著《苏联知识群体转型研究(1917-1936)》(：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郑羽著《从对抗到对话：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苏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广翔著《18-19世纪城市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白晓红著《斯拉夫主义》(：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郭春生著《勃列日涅夫十八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罗爱林著《封建晚期农奴制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兴著《亚欧中心地带：俄美欧博弈与中国战略研究》(：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戴桂菊著《东正(1861-19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国际出版社2003年第1版，：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版)，陈开科著《巴拉第的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李随安著《中国的俄罗斯形象》(：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葛新生著《赫鲁晓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
除个人著作外，第二代史学人与第一代和成长中的第三代史学人集体协作，承担国家重大攻关项目，做出了前人没有条件完成的成就。例如，沈志华、郑异凡主持编写的九卷本《苏联史》(20)，冯绍雷主持、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计划重大项目的六卷本《通史》尚在撰写进程之中(21)。黄立茀等著(22)《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创新。
张广翔与他率领的大学史研究团队组织翻译了俄罗斯当代史学家米罗诺夫的煌煌巨著《社会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近年，他又组织力量与莫斯科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当代俄罗斯史学名著。他表示：“组织翻译这套《史译丛》，一是由于我们长期从事史研究，深感国内史方面的研究严重滞后，远远满足不了国内学界的需要，而且国内学者翻译俄罗斯史学家的相关著述过少，不利于我们了解、吸纳和借鉴俄罗斯学者有代表性的。”(23)
据不完全统计，2000-2017年，国内学者发表史论文达560余篇。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学者以俄文或英文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学报》《大学学报》《远东问题研究》《俄罗斯历史》等权威俄文学术期刊，日本的《欧亚与斯拉夫研究》、的《亚洲与历史》等国际著名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985年以来，中国的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史和苏联史方向都涌现了一系列的研究热点问题，囿于本文篇幅所限，在此简要介绍一二。
此问题涉及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起源，也是俄罗斯(苏联)学者与欧美学者有较大分歧的问题。虽然从事此问题研究需要在语言、文化、民族及教等方面有相当的学术积累，但中国学者敢于主动挑战这一国际学术难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张椿年、陈启能就著有《关于古代俄罗斯国家起源的“诺尔曼理论”》(《历史教学》1962年第6期)。1985年以后的代表作如王钺译注《往年纪事》(西宁：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曹维安、齐嘉著《“罗斯”名称的起源与古罗斯国家的形成》(《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等等。
现代化概念对于史而言，既是研究方，也是近现代历史变迁的过程描述。因此，它在史学中，具有方和本体论的双重意义。中国学界研究了现代化起点时间，工业化进程，现代化视野中的与，现代化与社会阶层变迁，现代化与、日本、中国、土耳其现代化的比较等问题。代表著作如刘祖熙著《与：现代化研究》(：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金雁、卞悟著《农村、与：村社传统与现代化道》(：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张建华著《现代化道研究》(：师范大学2002年版)，张广翔、王子晖著《俄中两国早期工业化比较：先决条件与启动模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等等。
知识是近代变革和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将其置于史和史的视野之下，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已将其延展为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核心问题。关于知识(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Intellegentisa)概念的来源，知识群体及分层，主义、激进主义以及保守主义，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идея/Russian Ideas)和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Sobornost)概念解析，斯拉夫主义与主义，乡村教师和乡村医生阶层等问题，均得到中国学者的研究。代表作如姚海著《近代立宪运动源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建华著《知识思想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李小桃著《知识问题研究》(：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郭小丽著《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社会史是帝俄时代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原因在于：一方面，涉及社会史的俄文文献大量公布；另一方面，新史学研究方法的导入。尤其是，当代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米罗诺夫的《社会史》(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被介绍到中国学界之后，对中国学者的社会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村社(Мир/Mir)制度变迁，贵族阶层、贵族经济与贵族庄园，城市化进程，土地关系与农民问题，贵族资产阶级化与资产阶级贵族化问题，司法与社会阶层变迁，地方自治局职能及等，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代表作如邵丽英著《改良的命运：地方自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张华著《18世纪的与贵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张广翔著《婚姻和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型》(《史学集刊》2002年第2期)，郭响宏著《近代律师制度的创建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等等。
作为十月的领导者和新的缔造者，1921年后列宁在休养和病中对苏联社会主义道和苏共的党建等问题的思考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中国学者研究了列宁晚年的著作、讲线年后列宁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探索、构想日臻清晰和系统化：其一，列宁强调苏联必须充分利用市场作用和发展商品经济；其二，列宁强调使新经济政策法律化和长期化；其三，列宁强调国家发展战略由单一的斗争转向经济、文化和三位一体的新战略。代表作如俞敏、李小珊著《列宁后期重要著作与理论创新》(：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马龙闪著《斯大林与列宁晚年的思想》(《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4期)，陈兆芬著《列宁文化自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等等。
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史的核心问题，也是国际主义运动的重大理论问题。此问题不仅吸引着国内史学者，也为国内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建等学科的学者所关注。学者们研究了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斯大林主义在概念上的异同，斯大林模式与苏联模式的关系，斯大林模式与社会主义道，斯大林模式与二战后民族国家建设道，欧美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借鉴等问题。代表著作有李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沈崇武著《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陆南泉著《苏联经济体制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徐天新著《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苏联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
苏联确定苏联社会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知识阶层(所谓“二阶一层”)构成，随后这一问题即成为苏联的禁区，也是苏联史的学术禁区。中国学者从社会史和史结合的新角度对苏联社会阶层进行了深入研究，将苏联社会划分为拥有资源的管理者集团和从事具体劳动的劳动者集团两大阶层，分析其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及其冲突；具体关注最高领导层、阶层、知识、者、民族精英、工人农民六大阶层，分析其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情绪、愿望和意志；考察苏联社会阶层和阶层与苏联制度的关系，分析苏联解体的社会因素。代表作如黄立茀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张建华著《思想为镜：知识与苏联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郭春生著《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20世纪60-90年代苏联各社会阶层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郭永胜著《苏联者研究》(呼和浩特：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开始的“与新思维”和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对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要求，研究苏联解体和苏共的原因、教训，成为最具有时代性特征和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课题。此类代表著作如江流、陈之骅主编的《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周尚文、叶书、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江流、单天伦主编的《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陆南泉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马龙闪著《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自1985年中国史学科正式建立以来，在学术研究、以史咨政、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该学科的未来发展打下了的基础。笔者作为第二代史学人，认为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来之不易的成就，但也必须地体察该学科存在的不足，以此鞭策自己，警示后人。
第一，如何协调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与学术研究和观点的关系，使中国史学科始终沿着健康道发展。
2017年是1917年十月一百周年，也是国际史学界关于史研究的“大年”。与俄罗斯学界和国际学界就十月展开纪念和研究的热潮不同，中国学界未能对中国人具有特殊意义的十月一百周年作出应有的反应和反映。比较而言，召开会议数量少，层次不高；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少，质量有待提高。《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国内权威学术期刊均未发表史或苏联史的论文，其他的学术期刊(包括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其他学术期刊、省市社会科合会学术期刊、省市社会科学院学术期刊)上也少见史和苏联史论文。这种现象值得注意和思考。
事实上，随着体制的深入和国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来自的学术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学术和创造空间进一步宽松。一个最为明显的即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史学界就苏联大清洗问题展开了一场公开的、持续的学术争鸣(24)。
毋庸讳言，史尤其是1917年十月后的苏联历史在中国是一门性极强的学科，存在不少的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但犹如当年，中国先进人士提出“以俄为师”进行中国，中国以苏联经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样，在苏联解体27年后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以苏联模式为戒，以其失败的原因、教训为鉴。对此，中国三代史学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即客观和实事求是地研究史，尤其是苏联历史，以求厚史，以望咨政。
第二，中国史学人仍亟须认真地提高国际学术交往能力，积极地参与国际史学活动，以此发出中国声音和了解国际学术动态。
就目前状况而言，第二代和第三代史学人的外语水平较之第一代史学人已有相当大的提高，但仍有不足。大多数学者仅通俄语，不通英语；大多数学者可阅读俄文文献，但俄语口语和写作水平不高；大多数学者闭门从事学术研究，仅少数学者参加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在自2009年创办并每年一度的“东亚斯拉夫-欧亚学研究国际会议”(Asian Conference on Slavic-Eurasian Studies)和1974年创办并每五年一次的“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上，以及2017年为纪念十月一百周年在俄罗斯、、匈牙利、法国等国召开的专题学术会议上，鲜见中国学者的身影，而日本、韩国、蒙古、印度等亚洲国家学者充分了他们的学术水平。解决的办法，除更多吸引在俄罗斯等国学业有成的留学生加入中国史学人队伍之外，更急需现有从业学人自身增强意识，强化自身能力。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认为，由从事相近学科领域的研究、拥有同一学术目标的学者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community of science)，因为彼此间的共识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从而形成科学“范式”(paradigm)。
笔者曾应邀参加2004年在四川外国语学院召开的“第七届中国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讨会”，在会上正式提出建立中国俄罗斯学的，并得到国内俄罗斯语言学界、文学界和哲学界的关注。
中国俄罗斯学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中国学者必须具备本土文化的本位意识，必须借助于来自中国学术传统中优秀的本土资源，将其“内化”为自信稳重的心态和有效可操作的技能，对自俄罗斯的“俄罗斯学”和“俄罗斯学”辐射而来的各种信息加以自觉的过滤、消化和甄别，对“俄风西雨”择善而从，而不是一味偏信或一味孤妄，自己的学术思和见解，从而形成中国语境下的“俄罗斯学”。
在这方面，国内学界已有成功案例。沈志华和他的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团队依据多国多文种档案文献互证、立足中美苏三角关系，创立了中国气派的国际新冷战史研究方向，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承认和尊敬。
第四，大力发展史专业期刊建设，为史及相关学科学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研究平台，并以专业期刊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专业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和阵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苏联史研究室在杨存堂主持下，早在1982年就创办了国内第一份史专业学术期刊《苏联历史问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刊五十余期，直至1994年终刊。大学历史学系苏联史研究室在李天祜、李健和阮大荣主持下，于1983年创办《苏联历史》，同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刊数年。
近年来，俄罗斯问题专业期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除老牌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办，1981年创刊)始终保持综合性、战略性、学术性、理论性、性和现实性的风格之外，创刊时间不长的《俄罗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2000年创刊)和《俄罗斯学刊》(大学俄罗斯研究院主办，2011年创刊)已成为发表史的重要。但是，仍然缺乏一本真正的史专业学术期刊，这是中国史学人多年的遗憾和企盼。同时，国内还缺少一本俄文或英文的专业史期刊，因为它一方面可以提高国内学者外语水平，更重要的是便于与研究对象国——俄罗斯史学界以及国际史学界的交流。
自1985年中国史学科正式建立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国内高校和社会科学机构均已经建立学士—硕士—博士的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师范大学，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南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拥有培养史专业博士的学位点和导师。近三十年来，国内培养的史博士已近百人。国内已经形成以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为学术中心，老中青协力共建的专业研究队伍。而随着第一代史学人们年迈并逐渐退出学界，第二代史学人(年龄在50～65岁之间)和第三代学人(年龄在30～50岁之间)正处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旺盛阶段，其肩负的责任重大。
但是，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注册会员一百五十余人，其中经常参加学会活动、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和发表学术的学者不超过三十人。因此，就史专业研究队伍人员的数量而言，与同为大国历史的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日本史、史以及国际关系史专业研究队伍的人员数量相比，相差极为悬殊；就学术创造力也即质量而言，史专业队伍的也极为不足。
上述现象是由于数十年来史专业自身特点和及社会因素制约而造成的，但的确是我们必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和史学人都应该从国家战略和尊重科学的角度出发，认识到上述现象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强化史专业人才培养力度，调才培养模式，使和第五代乃至数代史学人健康成长。她来我家过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