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套书：30年的岁月流逝并未使读者忘怀，其经典地位为后来者立下标杆；在网上，许多读者自发组成讨论组，交流读书和收藏体会；这批当年定价不过一两元的旧书最高拍卖价格竟然到了上百元；这套书的封面一直是朴素的浅绿浅灰套网格，因此被亲切地称为“网格本”，收集一套完整的“网格本”成了许多人的梦想。它就是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这套丛书诞生以来的命运与当代中国一样历尽曲折。“如果没有，这套丛书是不可能复活的，”谈起《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已经退休的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任吉生仍然很激动。作为丛书“工作组”最后一位召集人，任吉生了丛书在之后重获新生的命运。
这套丛书的出版设想早在1958年就已提出，当时责成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这项工作（1964年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即从文学研究所接过了这项工作），并将出版任务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编委会在讨论中，提议增加《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合称“三套丛书”。由于出版任务加重，又商请上海出版社共同承担。到1961年，编选计划初步制定，部分和序言作者已经确定，正当一切有条不紊进行之际，“”突然开始，出版工作中断。从1966年到1978年，整个编译出版工作停顿了整整12年。
肇始于1978年的如春风吹散了阴霾，经历的人们读书热情空前高涨，而外国文学尤其成为读者追逐的热点。在此情况下，批准恢复“三套丛书”的出版工作。这批外国文学名著的推出一时成为“书坛盛事”。当时任吉生刚从地方干校回京就从朋友口中得知，许多读者为了买到一本新出的名著竟然连夜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队，许多书还没等上架就被一抢而空。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董衡巽说，丛书出版以后，读者反映极佳，有的不断来信要求购买全套。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查建英回忆说，“人人都在疯狂恶补所有的文学名著。当时图书馆还没开架，外国文学阅览室永远要排队，不能外借，大家就挤在木板凳上看那种大部头书，从开门看到关门为止。在书店里面，只要一有新的古典文学名著、外国文学名著出来，马上就排长队，立刻售罄。这是空白之后的一种爆发，人们对书的、真是又美丽又悲哀。”一位网名叫“数帆老人”的网友说，“1978年初的某一天，是预定发售第一批外国文学名著的日子，我哥哥起了一个大早，赶到新华书店排队购书，等我放学回家，一堆崭新的书已经等着我去东摸摸，西翻翻，爱不释手了。其实当天发售的书并不多，记忆中只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悲惨世界》、《时世》、《易卜生戏剧集》、《曹禺话剧选》几种，只是哥哥下手狠，每种都买了三本，大概是让我们兄弟三个各持一本吧，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年久旱逢甘霖的狂喜如今的人们很难理解了。”
读者之所以如此热衷这批名著，除了“久旱逢甘霖”的因素之外，这套丛书选题精当、译笔上乘也是主要原因。《丛书》几乎囊括东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近现代的、思想艺术均臻完美的史诗、诗歌、戏剧、小说等体裁的杰作，基本上集外国文学精华之大成。多年以来，这个选题几乎成了外国文学出版界的准绳，近20年我国各地出版了多种外国名著丛书，极少越出这个选题的范围。今天翻看和编者名录：卞之琳、戈宝权、叶水夫、冯至、包文棣、田德望、朱光潜、孙家晋、孙绳武、陈占元、杨季康、翰、杨宪益、李健吾、金克木、罗大冈、季羡林、郑效洵、闻家驷、钱钟书、钱学熙、楼适夷、蒯斯曛、蔡仪、巴金、赵家璧、绿原……真可谓名译名编、大家云集，令人顿生高山仰止之叹。
而尤其令人敬佩的是这些专家学者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风格。为成一书，常常耗时数年乃至十数年。董衡巽说：“这套书的翻译质量真是相当好，几乎都是名家名译。他们的外文功底不用说，就是中文也是出类拔萃。当时的责任心很强，一句话、一个短语都要反复推敲，务求信达雅。杨必翻译萨克雷《名利场》的时候，为了书名如何译得贴切传神而苦恼，向钱钟书先生请教时，钱先生说，‘译成《名利场》最好。’今天看，这个书名的翻译真是神来之笔。”
丛书杨绛翻译《堂·吉诃德》的过程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传奇。杨先生精通英语、法语，但不会西班牙语。当时国内虽然已有《堂·吉诃德》中译本，但都是从英法文本转译而来。为了于原著，已经年近50的杨绛从头开始学习西班牙语。令人惊叹的是，仅仅两年之后，杨先生竟然可以熟练阅读西班牙文原著。凭借对原著的准确把握和深厚的中文功底，杨译《堂·吉诃德》准确自然、流畅优美，今天已成大家的名译。
任吉生说：“虽然现在有人丛书的翻译语言今天看有些过时了，但是和这些年出的同类译本相比，丛书中的译本绝大多数仍是第一流的，有的甚至是不可企及的。”在劣质翻译大行其道，粗制滥造的冒牌翻译层出不穷的今天，这批精品显得格外珍贵，也带给人们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