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耘是一位战士，也是一位文人，他一生经历坎坷，从戎之到的种种、种种经历都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展示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主义，这也成为他文学创作最主要的两个主流思想。他既是一位散文家，也是一位家，他的作品立足于现实生活，有对生活极敏锐的洞察，他说道“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勇于干预生活”，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干预生活”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中心要点。
1949年之前，黄秋耘一直做党的地下工作，还要担任公开职业谋生，没有多少时间写作，但写作在他看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他情感寄托和情怀抒发的一种方式。他的作品极具思想性，敢于针砭时弊，大胆揭露文学界当时存在的问题，例如《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刺在哪里？》、《犬儒的刺》、《锈损了灵魂的悲剧》等，代表了黄秋耘的思想，也表达了他的。在他下乡期间，经常与贫苦农民在一起，使他深刻到他们生活的艰辛，所以常常在作品里为民发声、为民，也是在这样的经历下促使其写出了《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不应该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胆量去揭露隐蔽的社会病症，没有胆量去积极地参与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胆量去一些畸形的、病态的和的东西，他还算得上是什么艺术家呢？”黄秋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把文学与现实联系起来，讲主义，主张作品要反映生活、干预生活，为人民群众发声。这种情不自禁的为民可以追溯到黄秋耘的中学时代第一篇作品《吴来源之死》。
黄秋耘主张评论，要真实反映生活，他在《古怪的猫的自白》里提到他的人生信条——要“对的忠诚，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他也是按照这个信条作为其文学评论的标准。最能体现黄秋耘思想性的文体当属他的杂文，他在文坛被关注也是因为杂文创作。他的杂文创作时间比较长，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所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广泛，从知识的、社会现象的到为人之道、文学见解等，黄秋耘积极发挥杂文“投枪匕首”的作用，以强烈的进行文学和社会揭露，大胆抒发自己的观点。黄秋耘受主义和性的思想影响，因此表现在作品中有强烈的主义情怀和充满力量的。
黄秋耘将战士的气魄和文人的品格融为一体，他的文学评论既有强烈的，又有真实细腻情感的流露，他将散文家细腻的笔触与丰富的情感融入到文学评论、文学中，将与感性结合，产生了独有的文学魅力。他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具有散文化的特点，不仅易于读者阅读和接受，也包含着一种写作的智慧，为他的作品增加了艺术性。黄秋耘自己也承认自己的文学评论是有散文色彩的，他说“我的文学评论文章还是带有非常明显的散文色彩的。特别是人民常常把它们当做我的‘代表作’的那几篇，例如《关于作品的断想》《山乡巨变琐谈》《孙犁作品的艺术特色》《从微笑到沉思》《一部诗的小说》等等，与其算是正儿八经的评论文章，还不如算是‘议论性的散文’，或者‘散文式的评论’，总之，是介乎散文与评论之间的‘两栖类’文字。”这种散文化特点令黄秋耘的评论文字极具感染力，易于展现自己真实的情感，具有鲜明的感彩，这表现出黄秋耘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现实生活所饱含的热情，他对生活是有自己独特理解和独特思考的，他说过：“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见解，独特的思想，或者不敢自己的思想，就没有的风格，也就没有真正的艺术。”
在一些评论文章里，黄秋耘也会将感性和相结合，既有情感的真实顿悟，也有的分析思辨。他在《应当向托尔斯泰学习什么？》、《约翰·克利斯多夫说几句话》中都是有具体的分析和论证，具有很强的论辩色彩，从感性上升到。在《约翰·克利斯多夫说几句话》中他一方面肯定了约翰·克利斯多夫的人格和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又分析强调如果其个人奋斗不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胜利还是无望的。感性的情感认知有了的分析渗入，使这篇评论既，又有深刻的思想性，还有一定的启迪作用，这绝不只是黄秋耘感性的直接流露，而是经过思考分析的。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思考依然是建立在是否与人民大众相结合、为民发声的基础上，这又一次让我们看到黄秋耘对人生的忠诚与坚定，这彰显的也是他崇高的人格色彩。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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