谚语有云：“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这是沿淮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但自南宋初期黄河夺淮之后，淮河水患频仍。特别是1938年花园口决堤后，淮河水系遭受严重，导致灾情加剧，严重危害人民生产生活。中国在抗战烽火中挺进敌后，在淮河流域创建了淮南、淮北、苏北、苏中等抗日根据地。虽然处在的战争和落后的物质技术条件下，但中国积极组织开展大规模防汛和河道疏浚等水利建设。淮北行政、新四军等组织军民先后修筑洪泽湖大堤和淮北大堤等防洪堤。苏皖边区整修苏北运河堤防。沿淮各地全面疏浚河道，建设水利灌溉工程。党在新主义时期的治淮实践，不仅增强了根据地抗灾能力与农业生产能力，给两岸人民减轻了水患之苦，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治淮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
党的领导是根本。中国是为人民奋斗的政党，是团结带领人民治理淮河的最可靠领导力量。中国始终高度重视沿淮解放区和根据地人民的生产生活，1946年苏皖边区发布兴修水利的训令，明确指出，“所辖境内，湖泊广袤，河流纵横，水利工程极关重要，若不积极加以兴修，对人民生命财产之危害，殊不堪设想”（《苏皖边区关于兴修水利的训令》，《苏皖边区档案史料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兴修水利”成为施政纲领和建设方案中的重点内容，即便当时财政极端困难，边区仍竭力拨款拨粮兴修水利，治理水患，仅1949年上半年苏北水利工程就支出“工资米一千二百万市斤”（《苏北治水工程完成》，《大公报》〔版〕1949年7月5日2版）。干部在水利建设中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如1943年大汛，淮河大堤有溃决之势，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亲率全体干部领导群众抢险，他更是带头跳进急流之中，在大家的顽强拼搏下，险情最终得以化解。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解放区与国统区治水效果高下立判。国统区的“水利建设虽在大后方平静的下，并且工程师和物资较之敌后解放区容易解决的情况之下”，却是“亦多停顿”，而解放区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众多“巨大险要的工程”（《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日1版）。防汛和疏浚河道等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也让中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领导下的人民真正是自己的，苏北解放区老百姓说，“帮助我们开了河，我们睡着都笑醒了”（《苏北敌后解放区疏濬了八条河》，《新华日报》〔汉口重庆版〕1944年7月28日2版）。正因如此，在解放战争中，淮河流域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前，仅淮海战役就有500余万群众全力支援前线，有力地了人民军队节节胜利。
人民群众是力量源泉。中国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党把群众线贯彻到治淮全过程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凝聚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充分依靠人民，在征求意见方面，中国将水利计划“拿到群众中去讨论修正”，使得“的计划变成为群众的计划”（《苏北皖中解放区普兴农田水利》，《新华日报》〔汉口重庆版〕1945年7月22日2版）。在技术学习方面，由于解放区缺乏工程师和仪器，就向有经验的工人和农民学习。在1944年修筑淮河大堤中，“虽没有水平仪之类的精细仪器，但是却从群众那里学来了新的测量方法”（《兴筑淮河大堤与闸门的艰程》，《拂晓报》1944年6月11日4版）。积极动员组织群众，通过口号宣传、先进典型教育等方式激发群众的劳动热情。在修筑运河堤坝时，提出“灾民快来修运堤，既防又能饱肚皮”，“要想庄稼好，运堤先修牢”等口号（陶劲松：《苏皖边区时期的水利建设》，载《淮阴文史资料》第1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386页）。1945年，苏皖边区发布《淮北苏皖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励办法》，在各工程段发动劳动竞赛、励挑河英雄，激发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效率。1946年的运河修复工程就让中外水利专家大为惊叹，“动员民伕非常踊跃……解决了大部分春荒，并使他们了解到修堤的切身意义，由‘官堤一变为民堤’，这在整个运河史上是一个创举”（《中外水利专家表惊异》，《新华日报》〔华中版〕1946年6月1日1版）。
团结治理是重要保障。中国领导治河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效，还在于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大团结大联合，推动形成治淮的强大合力。党和不仅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还注意团结运用士绅等各阶层的力量。在机构设置中，各县水利委员会和工程处委员会贯彻“三三制”原则，如“泗南小河滩工程处委员二十人”，其中“地主二人，富农二人，中农九人，贫农三人，雇农四人”。在决策实施中，各委员会实行“集中制，一切问题经过讨论”后执行（刘宠光：《今年春季水利工程总结》，载《工作》1944年第31辑，第8页）。在经费负担中，注意解决好各阶层群众现实利益问题。《苏皖边区兴修水利暂行办法》明确，水利工程经费的负担，“应按照地亩土质好坏及实际收益情形，分等则负担之，其分配比例，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以方式评定”。同时要求负担“不得超过该受益地全年收获量百分之三十”（《苏皖边区兴修水利暂行办法》，载《苏皖边区档案史料选编》第207~208页）。在公兴河工程中，各阶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效果良好，“富人都说我们用一点粮食卖工也很高兴，数目不多，拿的也不吃力，穷人可以了，今年也可以没有了”（《涟水县修浚公兴河总结报告》，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149—001—0044）。党领导下的治淮“是真正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因之各阶层人民都愿全力参加这一工作，再加上正确的领导，和庞大的部队劳动力的支援，一切困难就迎刃而解”（《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日1版）。
调查研究是重要方法。我们党在领导治淮过程中，注重通过调查研究充分了解情况，找到有效方法。1941年，发布同志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调查研究成为全党重视的工作和决策方法。1944年，淮北行署建设处处长刘宠光指出，“水利工作始终贯穿着调查研究与精密计划的内容，任何粗枝大叶都要失败的”（《一九四三年的生产建设总结》，载《工作》1944年第32辑，第15~16页）。治淮调查研究由水利委员会直接负责，“进行测量水位，计算受益地亩，计算土方及需要动员人数，工作时间，人民负担的程度，有何困难及解决办法，作出计划”（《淮北行政关于开展生产建设的决定》，《拂晓报》1943年11月30日2版）。调查研究是治淮工程方案制定的重要依据。治淮工程遵循三项原则：“受益地多而群众负担轻”“能解决该县主要水利问题”“与局部有利而全部无害”（《边区第一次建设科长会议半年工作的决议案》，载《工作通讯》1944年第25辑，第13页）。这都以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为前提。调查研究也是解决纠纷矛盾的重要依据。治淮关系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遇到上下游纠纷问题时，“不要偏听一面之词，要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站在全面观点，照顾局部利益”（《淮北行政关于开展生产建设的决定》）。在调查研究前提下“统筹兼顾”。如二河问题关联泗南与洪泽两县，因有纠纷，故“决定由两县派人前往调查后决定”（《边区第一次建设科长会议半年工作的决议案》，第14页）。正是在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水利工程得以顺利开展。
新主义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了治理淮河的历程。淮河治理需要一代代中国人接续奋斗，这一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对淮河的持续治理，为淮河流域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新时代实施“淮河生态经济带”国家战略提供了有效保障。
（作者：蔡胜，系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治淮文献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阶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