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大学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之一。其创办和发展既得益于文化的交流，也增进了的互识。本论文主要探讨发生在这一机构中的思想碰撞、知识迁移、人员流动、学术生产、艺术创作和等环节，既关注当时从传入中国的思想、制度和方法，也试图回应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保存和发扬，并通过大学媒介、组织、个人纽带传到去的问题。
辅仁大学之兴起，源于中国本土知识、罗马教廷及美国本笃会三种推动力量。初年中国知识对明清会士学术传教理想的承继，罗马教廷对远东教育问题的重视和“本地化”政策的颁行，以及本笃会在欧洲中世纪重建文化秩序的历史经验的指导，诸种思想交错纠缠，开创了这所大学与其他大学有别的重视人文学科、尤其强调国学的整体风格。
学科体系的演进，体现了中国大学对国内外学术资源的整合及近代交汇的知识图谱。其间渗透了两种学术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国学者欲发展传统学术，必须与学术体制有机结合，并融入现代科学思想和方法；修会欲移植其所和擅长的学科模式，也要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衔接。大学与、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现实条件，也构成学科发展的制约因素。
外籍教员群体的往来与活动，表明了文化如何通过人员的流动得到延伸和扩展。其时大量兼具传教和学术之职的传教士学者来校任教。他们为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事业带去新的视野和方法，自身也受到这段教育传教经历的影响。外籍学人离开辅仁之后，或在其他机构延续此前的研究课题；或将在华所积累的知识、搜集的材料反哺学界；或进入公共领域，向言说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继续促进东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大学出版物展现了辅仁学术国际、与世界汉学接轨的面貌。尤以三份大学刊物为代表，包括从新闻通讯发展为学术期刊的《辅仁英文学志》，二十世纪中国乃至欧洲最为重要的汉学刊物之一《华裔学志》，以及颇能反映圣言会学术特色的《民俗学志》。从刊物旨趣和发表内容，可以看出中者的共同兴趣之所在；刊物之间的承继关系，以及与其他期刊的联系，则了辅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
辅仁大学还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策源地和试验场。大学主体建筑的设计，融入了建筑师对中国—教建筑样式的思考和探索；美术科系则聚集了一批中外艺术家，结合传统国画和西洋技法创制了一批圣像画，在中国教艺术领域开辟新境，并在引起了持续的反响。
总之，作为文教机构，辅仁大学的历史展现出传教与文化双重的张力，二十世纪中文化的双向流动，以及全球化与本地化的互动与建构。
摘要：窝阔台是大蒙古国的第二任大汗。他前承成吉思汗未竟之业，后启蒙古帝国建制之端，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学界目前鲜有对该人物及其时代的研究论著，本文将从军事安排、行政体系、经济举措及家族关系等方面，分析窝阔台汗对大蒙古国的方式，和这一时期的国家变化。成吉思汗在西征前选定窝阔台为继承人。术赤、察合台矛盾难以调和，成吉思汗便采取“以封地换”的策略，令二子出镇他处，避免。这也是其对游牧固有“离心力”问题的新回应。但在“幼子守灶”观念的影响下，深得父汗偏爱的拖雷又成为窝阔台即位的最大阻力。成吉思汗利用推举制度实现了自己的意愿，窝阔台通过忽里台的一系列程序，并在耶律楚材等人的帮助下即位。窝阔台汗继承其父的制度创设和军事构想，并结合形势进行发展。他以千户制度为纲，扩建探马赤军、整编汉军。原有的蒙古千户长分化为“大根脚”贵族与一般作战指挥官；由蒙古军、探及汉军组成的军团成为新的作战主力。新增军事将领降低了拖雷对军队的影响力。窝阔台汗率军亲征，完成了其父的灭金遗愿。拖雷死后，其所率攻金西军被给皇子阔端，与继承中军的皇子阔出对宋开战，窝阔台家族扩张。长子西征亦循成吉思汗遗命展开，黄金家族第二代王借此获得战功。拖雷长子未领其父旧部攻宋，而被派往西征战场，显示出大汗对拖雷系的。随着辖境的扩大，窝阔台汗将重点转移到国家建设，初步建立行政体系。汗廷大必闍赤成为处理政务的主要官员，其出身背景为蒙古带来多文化传统的经验。大汗任命的行省级别断事官，是沟通汗廷与地方的中介。达鲁花赤与不同地区的官制传统相结合，是蒙古对地方实行直接管理的主要手段。这一时期，诸王、军队统帅及地方者处仍保留各类文职官员，他们自己也直接参与地区行政事务的管理。这种情况导致行政管理“政出多门”。这一特点在呼罗珊地区尤为突出。窝阔台汗即位之初便订立税制。以阿勒班、忽卜赤儿税为核心，蒙古赋役制度也与辖境内不同地区的原有税目相结合。在地区行政化的基础上，地方财富持续向汗廷集中。大汗也利用斡脱商人、兴建都城等手段促进商贸活动和手工业的发展，跨地区的财富环流形成。和林是窝阔台汗为家族选择的新分地，也起到切断财富向拖雷系所在地集中的作用。窝阔台汗已注意到经营汉地的重要性。在征发赋税、兵员外，大汗还仿教士之例，给予儒士经济优待。窝阔台汗的指定继承人是合失、失烈门。阔出深受父汗偏爱，后因攻宋需要领兵南下。阔端则控御陕甘，以期与叶密立、畏兀儿地呼应，拱卫和林。哈剌察儿久居和林，地位不显。在拖雷系同时，大汗支持术赤系发展、制约东道诸王活动，使拖雷系难得外援。直到贵由汗去世，拖雷系仍受到和林、叶密立等地的兵力。拖雷系不得不以家族主之位换取拔都的大力支持，才最终获得汗位。窝阔台汗成功处理了幼子带来的，了汗权独尊和中央。他也构建了大蒙古国的制度框架，大量吸纳外部的人员、制度，推动了大蒙古国向世界性帝国的转变。窝阔台汗为后继的蒙古大汗处理内外事务提供了丰富经验。
摘要：随着新航开辟，探险者和传教士将大量异域知识带到欧洲，基于《圣经》的世界书写传统遭受冲击。如何整合异域知识构建新的世界历史，成为16-18世纪史家所关切的问题。其中，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历史书写成为一股重要潮流，18世纪英国学者集体创作的不同于传统中世纪“普遍史”的多卷本《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便是这一潮流的代表。该书由当时的东方学家乔治·萨尔（George Sale）组织一批业余史学家编纂而成。该书各卷不仅叙述了，而且叙述了非的各个国家，欧洲只被视为多种文明中的一种。该书面面俱到，不仅涵盖世界各地的历史、地理、风俗、政制、艺术、建筑和性格，而且将这些知识纳入一个知识框架之中。例如，“萨尔普遍史”的编者们将中国上古历史与《圣经》叙事相比附，以协调中国上古史与圣经编年的矛盾，通过对中国的描绘塑造一个与所不同的他者。在处理美洲人起源问题上，编者们吸收了近代早期美洲人起源研究，将美洲人起源纳入世界历史框架之中。编者们还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借助新的科学发展考察圣经记载中的细节，将其精确化。
该书出版之后一度洛阳纸贵，在，人们争相阅读该书，这部《普遍史》也曾受到许多社会的称赞。但19世纪以后，该书遭致学界的和，同时期出现了一种整合世界历史的新尝试，一派以哥廷根学派的世界历史书写为代表，另一派则是以施莱格尔等人为代表，在历史哲学中构建宏大叙事，在这一背景下“萨尔普遍史”被边缘化。但这种整合历史的尝试也遭致另一困境，即如何协调整合历史与史料之间的张力。在这一背景下兰克和施洛塞尔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方法，彼此互相攻讦，塑造新的世界史叙事，呈现出史学职业化下多元化的竞争性历史书写。
“萨尔普遍史”可以看做近代欧洲思想转型和史学转型的一个缩影，通过研究“萨尔普遍史”可以看到在异域知识和新科学知识的冲击下，欧洲知识希望用传统知识框架去理解这些知识，协调新知识与旧知识框架，将新知识纳入世界史框架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新知与旧识相互抵牾融合最终形成一种新的世界图景。“萨尔普遍史”的命运浮沉并非孤例，从中可折射出近代史学职业化背景下，学术风气的变迁和历史意识的转型。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在奥斯曼帝国原属地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进行了委任。英国对这一地区的关注源自东方问题，一战的爆发使中东问题的重要性突显。在战事进行中，英国对中东地区的战后安排做出了三项协议，分别是《麦克马洪—侯赛因书简》、《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就此英国对阿拉伯人的建国要求、盟国间关于战后中东的领土利益分配以及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之家”的分别进行了承诺。然而，巴黎和会上委任方案的出台使战后初期殖民出现了新的变化。带有临时性和性的战时文件、英国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权限重叠导致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殖民陷入困境。同时，1920年中东各地出现的动荡与不安，特别是美索不达米亚爆发的殖民地人民英国殖民的起义，很大程度上了英国在中东地区建立直接殖民的。
为应对战后中东局势的新发展，1921年3月，新任殖民事务部大臣丘吉尔率领英国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官员与专家齐聚开罗与耶撒冷，召开了讨论中东殖民政策的会议，试图解决英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摇摆与拖延。会议作出的决议涉及两河流域、约旦河两岸、阿拉伯半岛等诸多殖民议题，是一战后初期英国在中东制订殖民政策、推行殖民的一次重要的安排。首先，英国扶持哈希姆家族的费萨尔一世（Faisal I）担任国家元首，建立了涵盖巴士拉、巴格达、摩苏尔三个前奥斯曼行省以及库尔德人自治地区的现代伊拉克国。其次，英国扶持了哈希姆家族的另一阿卜杜拉一世（Abdullah I）担任约旦河东岸的外约旦总督，自此外约旦从大巴勒斯坦地区剥离出来，形成了的（外）约旦哈希姆王国。最后，英国在继承《贝尔福宣言》的基础上，继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此巩固在约旦河西岸的委任。然而，英国在此次会议上作出的政策调整及其对殖民所产生的作用是有限的。英国在伊拉克与外约旦扶持的哈希姆家族并未实现英国赋予的“重任”，英国分别于1933年与1946年结束了在上述两地的委任，而开罗会议对阿犹关系的处理，致使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的族群冲突问题成为英国委任时期最也最激烈的问题。
总之，开罗会议是一战后英国中东殖民政策的综合性调整，确立了英国以委任之名，扶持代理人在中东执行间接殖民的政策。开罗会议不仅对英帝国有着重要影响，也塑造了中东地缘的版图。此次会议的部分安排延续至今，对当今中东地区格局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摘要：商品流通是观察国民经济运行是否顺利的“晴雨表”，因而商业在整体经济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相比于可控性极强的生产环节，商品流通环节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不仅商业计划数字难以精确制定，商品流通过程难以统计，商业计划执行效果也难以准确控制，所以在商业领域贯彻计划经济比在生产领域更为困难。在很大程度上，计划商业的不可控增加了整体经济计划制定与执行的难度，这也是计划商业体制始终面临困境并需要不断作出调整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以供销合作商业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中华人民国建立之初供销合作社在计划商业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来考察计划商业体制建立与演变的过程、运作的内在逻辑与困境。工业化建设对于资源的巨大需求，促使国家逐步加强对重要物资及其流通渠道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供销合作商业逐渐成为国家计划商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供销合作社体系。供销社身上聚焦了合作、商业、计划、国家等诸多重要概念，为分析计划商业体制的逻辑与困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与可行的切入点。
作为商业性质的合作社，供销社延续了时期合作社商业的物资汲取传统，在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甚至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更快。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学习和借鉴了苏联模式，但有关供销社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更多来源于国内现实的经济需求，也受制于具体计划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商业矛盾。随着国家展开大开大合的计划经济建设，供销社在参与调整商业、私商的过程中，也不断被调整、被；至“”运动时期，供销社第一次被合并至国营商业之中，直至1962年国、合商业分离，计划经济时期供销社的基本格局逐渐形成。
在解析中华人民国早期供销社以及计划商业历史档案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跳出供销社档案的叙述逻辑，以合作商业为视角来梳理国家计划商业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可以发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商业体制建立与变迁的根本动力与内在逻辑，始终服从于国家物资汲取与流通的需求。供销社频繁的制度变迁与体制调整，既是国家掌握物资及其流通的一种技术手段，也是国家试图解决商品计划流通困境的一种方法。供销社不断增强其国家化与计划性，却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计划商业体制的低效率与流通不灵等问题，最终陷入计划商业的内卷与内耗之中。这一过程也出，高度计划经济模式依赖于精确的数字管理，而供销合作商业却是数字管理和计划执行的薄弱环节之一，计划商业比计划生产更难以掌握，这也是整体计划经济体制不断的主要问题之所在。
摘要：古代中国支配体制的集中，体现在由属官向长官的集中，以及由地方向中央的集中。本文旨在探讨秦汉地方集中的过程，以及各种司法活动如何成为的手段。古代官署建筑通常有“廷”，“廷”也成为中枢机构及其司法权的代称，上从朝廷、宫廷，下到县廷、都官廷。但各级中枢机构的表达方式、机能以及过程都不同。在县一级，秦代县廷主要通过狱史控制外部属官（啬夫组织）的生产以及其管理。两汉时期史系统属吏进一步增加，强化了县廷的功能。同时，在地方的都官也分为都官廷与外部属官。都官廷同样设狱史来监督属官，但西汉初治狱权，东汉被吸收于太守府，成为太守府强化的重要因素。加强的倾向反映在治狱以及相关的司法活动中。例如，案验用语随时间推移增加，制作劾文书（正式开始治狱的标志）的过程也更加严密，可见治狱之前的监察活动以及“劾”在治狱中角色愈发重要。
在郡一级，秦代的郡虽有郡守、郡尉、郡监三府，郡守府作为“执法”官却有较多权限。西汉时为了节省治狱费用、迅速处理狱案，加强了郡守府的司法，并通过督邮提升郡守府的亲民性。郡尉在制度上没有对民的治狱权，只在涉及军事活动时介案，且随着东汉撤除内郡都尉，郡尉的权限也集中到了太守府。郡监则没有判决权，只在治狱与相关考核中担任一定的角色。州部的刺史最初只有监察功能，但由于朝廷对越权的消极惩罚、控制弱化等原因，刺史权限也逐渐扩大。覆狱是上级官重新审查旧有狱案并再制作狱案的活动，是监察的一环，可分为三个种类。随着时间推移，覆狱运作逐渐多样化，追求效率。秦代“疑狱上谳”到汉代定名为“奏谳”，在司法运作上有别于覆狱。另外，批准的程序吸收了奏谳与覆狱的因素。这些演变反映了向上级集中，最终收束于的过程。
乡啬夫组织在“部”的多层空间下管理平民，本身不是机构。秦代乡部侧重于，受新地吏政策的影响，新地乡部与民间的纽带较弱，成效不大。汉代以后，乡啬夫组织（乡部）负担起以及调解诉讼的功能，尤其是调解诉讼并制作纪录，反映着民间纠纷的文书化以及公世界的扩大。但由于乡官等等原因，县对乡部的依赖逐渐下降，并通过县廷所派遣的属吏及史系统属吏，实践无讼的与诉讼社会的特征。这也反映县廷中心的现象。整体而言，地方各个层级的集中即是支配体系的表现，司法活动则是的重要手段。
摘要：法国现代城市水治理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19世纪早期。这段近两个世纪的历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初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可称之为“公共卫生的时代”；第二个阶段从战后初期持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可谓“规划整治的时代”；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到新世纪之交仍处在持续深入推进的状态，可概括为“合作参与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城市治水模式，它既是城市历史的延续，也体现了具体时期的某些新特点。为更好地展现此中的延续性与断裂性，本文亦引入六大变量（社会-考量、水污染观、对水的价值与定位、管治机构、技术手段、水域状态）作为分析工具。
公共卫生治水模式的核心是水和公共卫生的联盟，利用供水网络、用水装备、下水管道、污水处理等城市水基础设施，市政试图达到阻断病菌入侵通道、抵御疾病、生命的目的。基于细菌学说，时人以细菌作为判断水体是否受到污染的依据，并力图将污水尽快抛置于城市下游水域。由于多数河流的净化能力依然强劲，城市污水的排放量也较为有限，这些水域的水质仍处在可控的状态。多数地方因此并未引入污水处理装置。
规划整治治水模式的实质，是将战后法国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土开发中运用纯熟的统筹规划战略应用到治水领域，以期疏缓发展与水之间的尖锐矛盾，通向现代化、福利社会和消费社会的道畅通无阻。时人尤其将水视作是经济发展和福祉提升的基础资源，并以水质是否可资利用、是否能够天然复原作为评判水污染的依据。战后的国土开发了河流净化的条件，急速增长的水污染排放也使其不堪重负。为应对危机，法国引入了以流域机构为核心的治水规划和水务财政制度，后者是各地污水处理厂大规模涌现、河湖水污染形势得到逆转的关键。
“合作参与”治水模式的内核是“爱护生态的社会”，旨在让及其代表深度参与治水的诸个环节，最终形成许多个按照社会方式运作的水共同体，将和治理水变成全体法国人共同的事业。时人开始将水视为是社会发展和地球生态系统健康延续的共同基础，并以水域生态状况作为判断水体是否受到污染的依据。及其代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个治水机构当中，他们和各级部门合作推进生态治水的实验，使国城市周边水域的整体状况持续、稳步向好。
由法国和里昂城市水治理的三阶段转变可见，人类历史的演进，既是一个人们与周围世界持续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们不断反思、调类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过程。从生命至上、克制补救到社会-自然兼顾，人类处世之道的内涵一直处在变化和深化的过程当中。
摘要：杰罗姆是拉丁四大教父之一。追求是杰罗姆的人格内核、工作纲领。运动也是4世纪的核心教、社会运动。杰罗姆不是系统家，他的作品多是针对特定现象和需求、以求捍卫特定立场与群体。以杰罗姆投身的三场重大争论作为切入点，更能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把握杰罗姆理想的复杂、多面。
在信件《论守贞》激起的争论中，杰罗姆看似在以荣耀，巩固罗马贵族自视高人一等的传统，实则在为渴望退出贵族、地位竞争的离经叛道者；为渴望从作为权钱交易、生育、继承机制的婚姻中获得的贵族女性，提供与。
杰罗姆投身反约维尼亚努斯争论，看似是在重视团结、平等的内部，基于程度再划分出等级制。但是，在君士坦丁后大规模扩张、出现松懈的背景下，杰罗姆也是在以小部分者作为典范，力图维持、提高的整体水平。他更看到，人们虽在成就上有高低之分，但是彼此依赖，在福祉上是一体的、最的人的苦痛也伤及最高贵者。杰罗姆贵族，更蕴含了尖锐的社会：通过贵族身体力行拥抱贫弱者的生活、切实体会贫弱者的与物质匮乏状况，以此培养他们对于穷人的同情和理解，从上圣化贫弱者的地位，贵族价值观中对穷人的与。
杰罗姆承认、尊重人的软弱性与多样性；提倡，但以的成就审判他人；对者的傲慢充满，这在其反裴拉基主义争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杰罗姆认为，每个人只需、也仅能一时发展少数德性与技艺，由此必然各不相同，必须以谦卑，尊重这种差异与缺憾。其次，往往是有的富人才误以为做智慧、有德行的人很容易，如果任由这些上层者界定教和标准，贫弱者将在与教的评价体系中，都沦为最的人。杰罗姆承认人的弱点、改良的困难与漫长，要求者保持耐心、、长久地以少数群体身份、为社会提供激励与。
因此，杰罗姆数次投身争论，虽呼吁、但同时也反对者以严苛标准要求所有人，这其实都有助于捍卫大多数普通人的福祉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