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入火不烧。
先生字彦威，祖籍江苏溧阳，生长于。1923年，先生自直隶省立第六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文科预科。不到一年，即因父亲去世而辍学。为尽赡养家庭之责，择职教育，就任私立培德中学国文教员，并兼私立志存中学国文教员。其间曾一度执教河南大学中文系。卢沟桥事变后，津京沦陷，先生开始播越南迁，时开封，时信阳，时武汉，时重庆，时江安，居无定所。1938年，时浙江大学避难内迁于广西宜山，先生往聘于中文系，后随浙大迁往遵义。1946年，先生应聘于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和中国文化研究所，辗转至于成都，并定居于此。1948年，先生始兼职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52年院系调整，专职四川大学历史系，至归道山。无论是在家境困顿的青年时期、颠沛的抗战时期，刘姓女孩名字大全还是运动不断的建国之后，先生都宅心学术，苦读精研，从禀赋超凡的青年才俊成长为受人仰慕的学界泰斗。
先生之善学术，天赋所秉。22岁时，他致函《学衡》编者，对文学之关系发表看法，即不同凡响：
吾邦近虽不竞，然以数千年之蕴积，其璀璨之光，要自有不能掩没者。譬如梨柚异味，而同悦于口；施嫱殊色，而同美于魄。不可以国势强弱横生轩轾也。故居今之世，尊人尊己，举无一当。惟有镜照权衡，撷长弃短，镕冶为崭然之真新文学，兼蓄新质，而能存故美，庶几得之。
先生对治学门径与治学目标的识见已然通人风范，终其一生，不曾大变。先生在《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一文中论道：
盖兼才学识三长，在学术史中殊不多觏。朴学名家，拙于文采；才华之士，每患空疏。识解高明者，难期于沉潜研索之业；学有专诣者，恒苦乏闳通淹贯之思。故诗人与学者，通识与专家，相反相成，兼具匪易。
先生生长于书香门第，少承庭训，耳濡目染，旧学功底极其深厚。先生又成长在新学勃发的时代，知识结构和理论识见并不囿于国学，对新学亦用功甚力。前引先生学问必由考订而至于成学的径和文学兼善之论，可为明证。因先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先生评王国维、陈寅恪语)，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悉由禀赋和兴趣，故不立崖，不拘窠臼，青年时期得以在无涯的学术领域里信马由缰，驰骋，灵光所照，无不豁然。1929年5月，先生在《学衡》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诠诗》，正式跃上文坛。此文虽短，实为其诗歌美学理论概述，他一生的诗词将此美学理论应用得出神入化，形成了完整的诗词体系。其后先生陆续发表多篇涉及文学、文献学的论文，并于1935年出版专著《元遗山年谱汇纂》，享誉学林。先生文学史研究之框架已大致成形。
先生于抗战时期以及抗战结束后迁移成都，在颠沛中度过了十年时光，但是他克服重重困厄，学术集中喷发。此时期先生任教中文系，故学术文章侧重于文学和文学史，主要成就展示于其文集《诗词散论》之中。其文学延续了青年时期布下的基本格局，涉猎范围更广，成就更大，当时和后来罕有超越者。曹聚仁认为：
当代文艺评论家之中，朱自清、王了一、周作人虽是此中权威，却也后者难诬。后起的钱锺书(他著有《谈艺录》)、缪钺(著有《诗词散论》)，他们的见解以及贯通古今的融通之处，每每超越了王国维、鲁迅、周作人。
我当时最为赏爱的评赏诗词的著作有两种，一种是王国维的《词话》，另一种即是先生的《诗词散论》……这两本书颇有一些共同特色……都不只是诉之于人之头脑，而且也是诉之于人灵的作品……都是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
1948年先生始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完全脱离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因此际遇，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得以拓宽，先生之学术研究遂由以文学为主业，兼顾历史及其他，转而为以历史为主业，兼顾文学及其他。虽然俗言曰文史不分家，毕竟所指旧学，而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实属舶来品，非旧学可以完全涵盖。所幸先生进入学术领域之初即不立崖，既精研旧学，亦放眼新学。何况文学史本来即是历史一部分，二者的研究方法有互通之处，先生作史学研究犹如驾轻车就熟。故而在史学研究领域同样硕果累累，享誉学林。1963年，先生史学论文集《读史存稿》正式出版。至此，先生治史亦已卓然大家，尤因为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在史学领域别开生面，独树一帜。能够在把握各时代经济文化变迁脉络的同时，通过对各时代之文学家及其作品的探究，聆听到时代。诚如先生所言，一时代之诗“足以见一时代也”。(缪钺：《论宋诗》)治史如先生所行，方是真正全面了解历史时代的正途。然在当时四川大学历史系能够同时讲授历史课程和文学课程，并发表文史两界分量并重之论文者，仅先生一人，在全国范围亦屈指可数。之后，更尚无来者。
然先生进入历史系不数年，即运动，从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先生治学虽不立崖，怎耐禁区已划定，思想受制约，纵有满腹经纶，生花妙笔，亦无用武之地。故先生学术论文从选题到论证均不如之前和尽兴，不得已而为之，避而不谈，或隐晦曲折者多见。若非如此，先生史学成就会更大。
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先生异常振奋，迸发出惊人的少年朝气，仿佛青年时期那个思想活跃、不拘一格的先生又回来了。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和眼疾，努力将因运动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教书育人和读书写作并驾齐驱。尤其是他重新着力于系统的词学研究，在80多岁高龄之时，与叶嘉莹教授共同完成了长达数百页的专著《灵谿词说》以及续编《词学古今谈》，以其对词史词人词心的多方面阐发和新颖别致的写作方式，获得学界高度赞扬。
其实，先生不仅有能力写一部有特色的词史，更有能力写一部有特色的古典诗词史。不幸因各种运动的延宕，未能。《灵谿词说》和《词学古今谈》稍可慰藉。
在70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发表和出版了众多精妙绝伦的论文和专著，本书即遴选了15篇在文学、史学、哲学等多个学术领域的代表作。研究范围不仅涵盖文史哲，而且纵跨古今，兼及，体现了先生做学问不立崖，力所能及无所不及的特征。书名“文史丛稿”，概言之也。惟其不立崖，先生才达到了他推崇备至的“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陈师道语)和“通古今之变”(司马迁语)的学问高度和广度。此学问之要津，先生已渡，典范不远，更俟来者踵武继之。本书所选文章虽仅为先生学术作品一小部分，但写作时间起自20世纪30年代先生青年时期，迄于20世纪80年代先生晚年时期，几乎与先生学术生涯相始终，呈现了先生学术生涯各时期之豹斑，可资读者寻声索径，进一步了解先生学术研究之全貌。
至于先生的研究方法，关乎人物，最推崇者莫过于传统的“知人论世”。无论是为人物撰写年谱、评传、传记，还是作品鉴赏，均是如此。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此方法至今依然是了解历史人物及解读文学作品最有效的途径。除此之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序》)亦是先生常用并擅长的方法。此方法原本出于校雠学，然推及史学研究，无所不益，不可或缺。先生将其应用于文学史和历史研究中，由穷搜史料，考证钩沉，而至探明源流，趋势，故多所创获，在在发覆。在有关文学的论文中，先生还采用了其他的研究方法，如文史互证、比较研究、发生学等等，只论适合与否，没有预设藩篱。在史学、文献学和语言学论文中，先生既采用了朴学的考据，也采用了现代的研究方法。考证与卓识交相辉映，中学和互鉴互补。
先生行文特色亦有可陈者。先生之名重于学林，除知识渊博，识见闳远之外，还有罕见的写作才华。读先生的文章，可立刻感到扑面而来的才气。先生的文章文字洗练，要言不烦，字斟句酌，惜墨如金，从头至尾，没有多余的话。南朝人崇尚“清通简要”，先生的文章堪称典范。
善推余波亦是先生所擅胜场。在先生诸多文章结尾处，往往有令人意外的精彩伸论，不比正文价值低。不少至今都是绝响的文字，都出自这些余波当中。如《论词》结尾时言及与词心天然相通：
生而具精美要眇之情感者，自能与词相悦以解，视为立命之地。而此种灵思美感，如再加以深厚之，施于为人及治学方面，亦均有卓异之造诣。……词为物象之一种表现，而达于美与善之一种途径。
凡学术思想之能开新境而扬者，多赖他山攻错之益。有之输入，而后有宋明新儒学之产生。晚清东渐，其仪态万方，又远过于印度佛说，蜕故变新，势不容已。安智力澄明，思想颖锐，敏于承受，善于消化，居日本时，粗习西文，略窥西籍，而评论文学，已多新见，摆脱传统之，能言时人之所不能言。
《评贺麟译斯宾诺莎〈致知篇〉》结尾时道出“体用一源，未可裁而为二”，并激赞西人追求真理而为至善的，国人不重本性追求的。凡此种种，都是不可多得的至理名言。故读先生文章不至最后一字，不能欣赏到全部妙处。
《冰茧庵文史丛稿》，缪钺著，“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7辑新。缪钺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治学有文史兼通之特色，善于将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考察相结合。本书荟萃了缪钺先生的经典论文，如其魏晋史研究方面的力作《清谈与魏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等，以及古典文学方面的代表性文章《论词》《论山诗》等，全面展现了缪钺先生的研究特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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