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移步回东京，园林却并没有缺席。往外走，从城东到十五里之独乐冈，城西到三十里之板桥诸园，城北到二十里之苍王坟，城南到里之青城，东京城方圆百里之内，并无闲地。东京园林主要分为皇家园林、园林和私人园林三类。据宋人袁絅记载，城南主要是玉津园、佛园子、王太尉园、孟景初园，陈州门外的园林最多，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奉灵园、灵嬉园；城东宋门外有麦家园、王家园；城北有李驸马园；城西则有下松园、王太宰园、蔡太师园……（《枫窗小牍》）。加上城内共计百十座园林，比起洛阳来毫不逊色。
玉津园、宜春苑、琼林苑和瑞圣园，并称东京四园苑，均为园林。玉津园位于城南南熏门外，始建于后周世显德年间，又名南御苑，宋朝予以扩建，成为举行南郊大祀的场所。玉津园的景致以自然风光为主，建筑较少。这园一半是稻田，加上引了闵河水入园，水面、林木、田园之景交织错落，野趣盎然。苏轼曾有《游玉津园》一诗写道：“不逢迟日莺花乱，空想疏林雪月光”。莺花乱，雪月光，寥寥数笔，已是一幅足够雅致的画面。这里甚至还有个饲养外国朝贡来的珍禽野兽的动物园，其中包括四十头大象，还有狮子、犀牛、孔雀、白驼……然而玉津园并不对外人，北宋后期连都甚少驾临，成为寂寞空庭一座。
同样寂寞的还有宜春苑。宜春苑位于新宋门外道南，最初是秦悼王赵廷美（宋太之弟）的园林，宋初曾在此举行进士宴。宜春苑以花木闻名，编植牡丹及缠枝杂花，是京城春意最浓烈的场所。后因秦悼王赵廷美被贬事件，皇家无意对此多做修葺，长此以往，园子逐渐破败。在王安石的诗里，虽然“树疏啼鸟远，水静落花深”，却已“无复增修事，君王惜费金”了。
比较起来，城西顺天门外南北相对的琼林苑和金明池，要亲切生动得多。作为皇家园林，每年三月初一到四月初八，琼林苑与金明池便会，供市民游乐。每到二月末，御史台在宜秋门贴出告示：“三月一日，三省同奉圣旨，开金明池，许士庶。”开池当天，锣鼓喧嚣，笙歌四起，士庶之家争相前往。整个期间，连刮风下雨也不了热辣辣的人流。每逢举办水戏和争标时，整个东京城的人几乎都云集于此，以至于在仁年间还出现了踩踏事故。
琼林苑以园林景观为胜，入门牙道旁尽是奇松异柏，两侧分布有石榴园、樱桃园，更有允许酒家经营的楼榭，甚至在射殿之南开辟了供都人踢球的运动场所。苑内东南侧建有高达数丈的华觜冈，上有金碧辉煌的横观层楼。拾级而上，沿可闻见园内素馨、茉莉、山丹、瑞香、含笑等南方进贡来的沁人花香，更有月池、梅亭、牡丹等不计其数的小亭子，十分养眼。
金明池开凿于太平兴国元年，当时太三万五千人修建，并引金水河注之，花了四年才修成。金明池最初修建，是用于水军，后失去其军事意义，逐渐演变成一个市民游乐园，主打节目为“水嬉”——即具有表演性质的水战。这一切的改变发生于雍熙四年。
雍熙三年，宋太祖挥师北伐，却大败而归，自此彻底放弃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念头。雍熙四年之前，凡与金明池相关的记载，都与水战有关。从雍熙四年开始，水战才从金明池正式退场。“（雍熙四年）丁未，幸金明池，观水嬉，遂习射。琼林苑登楼，掷缯财于楼下，纵民取之。”（《宋史》）到了真朝，澶渊之盟落定，虽有些狼狈，但到底算是太平了。正是从那时开始，天子游幸金明池才和上元节宣德楼观灯等一道，成为了雷打不动的年度大型与民同乐活动（哲年间暂停数年）。金明池期间，不仅百官都能游玩，连园内发生些小纠纷，也不予追究。
金明池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左右，池畔载有许多高大的柳树。走入池门，南岸西去百余步便是临水殿，与琼林苑内的射殿隔街相望。西行几步，一座仙桥通向池中央的水心殿，的御幄便设于此。仙桥南岸立有棂星门，门里相对搭起两座彩楼，每逢争标作乐，都有列队其上，让人舍不得移开眼睛。池北岸则是停泊龙舟的船屋“奥屋”。池东岸道临水一侧都搭有帷幕，一到旺季便出租给欲观赏争标的市民，道东侧则被各式酒店、赌场、勾栏……占领。光看就知道有多热闹了。
“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是池畔景色之美；“两两轻舸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则是争标场景之盛。袁絅曾忆道少年时在金明池的，只见得：“船舫回旋，戈船飞虎，迎弄江涛，出没骤散，倏忽如神，令人汗下”，足见其精彩。惊心动魄的争标结束后，皇上赐宴群臣，此时百戏上演，水傀儡、水秋千戏于水波之上，岸边乐声同样大作，一派欢天喜地之景。
金明池的后门位于池西，确实游人稀少，只有一些人在此默默钓鱼（需要在池苑所买牌子方能垂钓，钓上来另付高价买鱼，现场食用，商业头脑简直一流）。那一年的司马光才二十七岁，他和小伙伴一起喝酒、采花、泛舟，兴起之时甚至敲打船板唱歌，渐渐眼花耳热了，于是“掷杯击案声嗷嗷”。一派少年桀骜心气，和后来独乐园著书时的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和文人，金明池是极特别的存在，在诗词中亮相颇多，多为咏物抒怀，描述一下景色美妙后再寄托一些自己的情怀。市民生活可管不了这么许多，有诗为证：“却忆金明池上，红裙争看绿衣郎”（王安石《临津》）。再老实本分的人，一走入金明池，都会敞开胸怀。怨不得欧阳修评论“谨愿者亦复为之”，似乎在捋须叹气。
在话本小说里，画风可就不同了，金明池赏游可与上元灯节媲美，是一等一的艳遇发生地。在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男主角范二郎正是在金明池内的茶坊与女主角周胜仙一见钟情。至于《金明池吴清逢爱爱》，标题便已说明一切。说的正是吴员外之子吴清游玩金明池引发的风流韵事。
与洛阳比起来，东京的园林文人气要弱得多。一是由于在文人造园的条件上先天不足，没有用地（主要是没有钱）支撑造园，导致出名的园林都属于皇家或权臣（如蔡京、童贯）。童贯的园林号称京师第一，蔡京的园林更是遍布京师，不为人所称道。这些园林豪华有之，热闹有之，但文人特有的情怀却少了许多。加之东京没有洛阳自然的山川盛景，少了几分宏大叙事的背景，惟余市井的蓬勃生气。试想，若是李格非在东京出门赏园，既看不到邙山，也听不见洛水，目之所及又全是穿红戴绿的市民，要么踢球，要么关扑，要么喝酒，在如此基调下，家国情怀真不知从何说起。
著名艺术家宋徽对东京没有山这件事耿耿于怀，于是干脆自己造了座山——艮岳，“花石纲”便是为了修建艮岳。政和五年，艮岳开始修建，七年后宣告完工。艮岳突破了原有宫城的范围，进而又突破了内城的城墙，面积达到周围十里之大，山高九十尺，常弥漫着人造的烟雾，有如仙境。徽不无得意地夸自己一手打造的艮岳，说它集合了“天台、雁荡、凤凰、庐阜（山）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元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胜绝”，并专门写了词藻华美的《艮岳记》，来细细描述艮岳，总之就是有山，有石，有花，有木，有亭台楼阁，有珍禽异兽。他陶醉道：“真天造地设、神谋化力，力所能为者”。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没过几年便是靖康，管你奇花异石、仙境，都轻轻巧巧地变作一片废墟。李格非所谓“园林兴废，盛衰”一语成箴。不知宋徽命丧五国城之时，是否还能想起自己在艮岳筑就的那个梦一般的仙境。
即使抛去沉重的家国离乱不谈，人们总奢望能造出一片山水来寄情，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除非索性不在中翻滚，彻底回归园林，不然，园林再巧再美，也不过是自己骗自己。亦或不要给园林赋予太多的情怀或含义，心外无物，无心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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