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1928年，蔡元培先生选址西子湖畔孤山，创国立艺术院，同珍藏《四库全书》的文澜阁，及“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旨的西泠印社毗邻而居，由此开衍出这座城市百年来的文心艺魂，养护了一种宏阔辽远的历史与全球视野。
这所中国最早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自创立伊始，就在蔡元培先生的下，确立了艺术与人文相互激荡、彼此交汇的理想和风骨。近百年来，中国美术学院一直抱持“学院是为研究学术而设，是为追求一种纯粹严格的学术而设”的，同时以成为艺术创作的发动机与思想库，也以“，藉以真正完们的生活”为现实目标。如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与智性追求，强烈的社会关怀与意识，这两个历史性方向上的多元互动，构成了今日学院崇高的声誉与地位。
这个表面看似悖论的与目标中，也隐含着一个历史悠久的“书斋”的传统，让人不禁想起学院首届哲匠大获得者范景中教授所爱引用的歌德名言：“他们静在书房里工作，细心照料着科学和艺术的神圣之火。”中国美术学院的艺术史论研究，也一次次地贡献了诸多重要观念，不仅谱写了艺术人文学院的学术传统，也深深影响了国内的艺术生态。
早在国立艺专时期，学院就确立起在国际性视野和结构中研究理论与艺术创作的学术旨，打开了现代中国艺术的创作空间。建国后，学院成立了理论教研室，率先大量译介世界艺术的优秀，开一时风气，给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性视野。20世纪80年代年代开始，并以《新美术》与《美术译丛》等刊物为中心，在中国建立起“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观念，理想与偶像、“85艺术运动”、艺术学、图像证史、图式……在艺术家个人创作与社会人文之间建立起多重的维度与交集。
新世纪之际，学院“艺术作为一种智性模式”的，以图进一步打开艺术创作与理论的思维模式，并为艺术学学科的注入了全新内涵与品格。同时，学院重建了“贡布里希学术论坛”与“潘天寿学术论坛”，旨在确立一中一西、互动的研究格局，建立国际一流的艺术、文化研究学术共同体，打造两个国际学术研究的高端交流平台。这两项非独为研究潘天寿、贡布里希而设，也不仅仅只是为了纪念，其主旨在于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的学术胸怀，国际的学术眼光，呈界范围内艺术史、文化史、艺术心理学、视觉文化、国际汉学以及中国画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推动这些领域的实验性思考和研究。
近十年来，我们提出了“学术作为一种社会能量”的观念，以“城市文化与视觉生产”、“艺术与人文”、“美术史的形状”等一系列高端学术活动，建立起当代艺术研究与创作的知识平台，以一种创造性的思想行动介入艺术创作，在艺术理论、创作实践、社会美育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观念支配世界，观念改变世界。“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艺术作为一种智性模式”、“学术作为一种社会能量”这些重要观念，不仅构成了艺术人文学院的学术传统，也深深影响了国内的艺术生态。
中国美术学院重视艺术史论的建设，另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即如何原滋原味地介绍与吸收最好的艺术史学观念，进而重铸中国自身的艺术史学体系。这个传统，远可以追溯至1936年，滕固先生留学回来后不久任我院院长之时。最近则是在1995年，获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曹意强，重返母校中国美术学院。作为一名国际性学者，曹意强恪守如下：“惟有同时努力做出与两大艺术传统相匹配的学术，才能促成两个世界相互间的平等理解。”这，也是整个中国美术学院的学术理想与境界。
艺术人文学院每一届的毕业生，从刚刚入校的“回望湖山，艺术前行”，到论文答辩冲关的“毕业季”，逐渐培育了对这所学院无限丰富的记忆与想象，逐渐发现了一个遥远的陌生的自己。艺术人文学院每一届的毕业展，也有着自己的独特传统。首先，毕业论文将以概要的形式在橱窗进行常规陈列，展示长达一个学期。当其他专业的毕业展已经撤展的时候，艺术人文学院的橱窗里，还依然持久散发着学子们思想的热量。对于其中的优秀论文，学院还会将其发表于《艺术人文学刊》、《艺术史与观念史》等学术期刊。这既是对学生学术研究的肯定，也是与其他院校保持交流的方式。一届届毕业生论文选题的积累和学术的推进，逐渐形成了艺术人文学院优良的学术传统。
今年的“毕业季”，学院更强调“学术作为一种社会能量”的观念。我们特意择取其中优秀的博士论文，请毕业生在浙江美术馆的公共讲坛上，举行学术报告会。同时择取其中的优秀硕士与本科论文，在学院讲坛上举行学术报告与交流对话。
荷兰艺术家提奥·范杜斯堡以他1917年创立的风格派团体而闻名。本文国绕他1916年至1922年间的艺术实践、与活动展开，首先梳理他在早期绘画创作中弃自然主义逐步转向几何抽象的过程;然后介绍这一转向背后的推力，即他和风格派所推崇的“新构型性艺术”原理。尽管风格派合作者都具有追性的思想底色，推新构型性艺术的，但团体内部分歧不断。风格派内部既分又合的张力关系促使范杜斯堡来到端玛。本文最后通过范杜断堡在魏玛和包豪斯、达达与构成主义的现实纠葛与关联，指向他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际先锋派艺术界的影响。
初唐书法家孙过庭和归于他名下的草书墨迹本《书谱》，自二十世纪初年代以来，针对其二者的综合性研究，较为丰富。然，在墨迹本《书谱》及其文本变化不确定的情況下，对于《书谱》及孙过庭的讨论并不严密。
本文主要通过“孙过庭署名作品研究”及“《书谱》相关问题研究”两部分的分析，对初唐书法家孙过庭的署名作品、生平活动情況以及《书谱》成书时间、传模过程等问题进行补充。
第一章主要对围绕在《书谱》周围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包括诸载体间先后关系“墨迹本《书谱》的形成时间及流传过程中的抽调、缀合、补入等问题。
第二章主要通过孙过庭其他署名作品以及着录书中对于孙过庭生平记录的研究，补充孙过庭的生平活动、交游经历以及《书谱》形成历史的相关内容。
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在文学和绘画领域兴起了对古典主义的和对本土民族主义的狂热，这一时期，“如画”( picturesque)的审美趣味盛行，实则是古典主义的没落和浪漫主义兴起的承前启后的阶段，人们逐渐脱离“功利实用主义”。将“想象的愉悦和“视觉享受”作为评判风景和园林的标准，知觉与感性逐渐战胜了理论与，规则的审美倾向逐渐转向如画美所崇尚的“参差不齐”、“粗糙”的审美趣味。也是在这一时期，欧洲涌现了中国热，而英国成为了第一个将“中国风”运用到园林建造的国家，“中国风”于欧洲人而言由起初的措奇心态进而向思考下的深层思想转变。本文旨在梳理这一时期的英国对中国园林的看法和“中国风”盛行背后英国园林观念的演变，试图探究“中国造园术是否对英国自然式园林的发展产生影响以及“东方造园术盛行背后的社会及文化因素。
明代的装潢业进入了繁盛的发展时期，其中以吴门装裱最为出色，而汤姓裱褙是吴门装潢匠中的杰出代表。汤姓裱精身份多重，除装表匠之外，还承担了居间人一职。其生活圈涵盖了江南地区的重要收藏家，往来之事不限于书画装裱，还涉及书画、鉴定、买卖等活动。
活跃在书画市场中的汤姓裱褙，颇受书画家、藏家的重视，从文人的记述及自己留下的题跋印记可看出，较之前代的装裱匠，汤姓裱褙的地位得到明显提升，这是时代、装潢业文人及装裱匠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此外，文人与裱褙匠为伍的行为如同示范一般，改变了社会的风气，逐漸营造出优待裱褙匠等手工匠人的社会风气，使汤姓裱褙的相关材料得以流传。研究明代吴门汤姓裱褙有助于完善明代装潢业、书画市场居间人居间人以及江南地区重要文人交游情况的研究。
在绘画中猴子形象持续的时间不算长，但地位十分特殊。作为外来，猴子虽然在12世纪被大量引进后オ被欧洲人熟知，却凭借与人类在外貌与行为上的相似性，收获了比其他动物较多的关注，也在绘画中收获了更多不同的有趣形象。从中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上半叶的洛可可艺术这段时间里，猴子形象经历了从失真的人猿形象，到真实的写生形象，再到带有寓意的象征形象三次重大转变，而“被的猴子”形象在其好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
本次论文就是以“被的猴子”形象为线索，结合相关图像与文本，意在理清被的猴子形象从形成到消失的经过。在短短几百年间，伴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与人们关注重心的转移，在猴子的写生图像与中世纪寓言的共同影响下，“被東缚的猴子”形象不断经历着外形与含义上的双重改变。实际上，就是因为欧洲人将猴子贪吃、善于模仿、身为动物但长相与人相似的特征解读为愚蠢、狡猾、、追求这几种不良品质，才有了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伴随着人们关注点的不同，在这几种品质之间来回跳跃的各种猴子形象的诞生，有时也会带上一点异域风情。“被的猴子”形象，则是其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最为关键的一类绘画。
相术作为一门古老的方术，以目验的方法为特点，多用于预测。然而在画史著作《图画志》中，多见对人物画家“工相术，善传写”的评价;元人王思善的《写像秘诀》开篇亦道“凡写像，须通晓相法”。这都能体现相术进入了肖像画语境，或者说二者之间产生了关系。这不仅在于相术和写真之间有着自然的相通之处，还取決于古人所处的认知体系和历史背景。
本文首田凤山简历先交代相术在明清、文人和民间不同阶层的流行情况，及明清人们对相术的，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肖像画著述、肖像画造型和肖像画三个角度的相关研究，去阐述明清之际相术对肖像画产生的影响，探究明清时期肖像画和相术的关系。
20世纪至今，影像所构成的全球流通性话语，彻底介入到人类的历史与现实之中。而作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作者导演之一，让・吕克・戈达尔的影像创作深刻地改变了电影发展的。在其创作的《电影史》中，戈达尔引用了数以万计的影像、文字、声音等各领域素材，将它们重制、并置、化入，从而产生新的意义。《电影史》在追问电影形式本体的同时，也
本文将涉及戈达尔从影直至2018年的整条创作生涯脉络，并具体到形式分析的层面开展研究，对《电影史》的多个方面进行挖掘。论文将提炼出《电影史》在形式与史观上的核心问题，选择作品的若干片断，并对其中的电影语言、观念做出剖析。从而通过这一方式，理解《电影史在电影史、电影与历史现实等多重维度上试图重构的关系。
19世纪声名卓著的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意图集》[intentions]是其存世的唯一一本艺术文集，集中反映了王尔德的艺术观与观。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对王尔德集中体现在该文集中的几个主题与艺术思想，从四个方面作出阐述，在此基础上探究王尔德的创作和审美追求。本文还将梳理王尔德艺术思想的几个重要理论渊源，探索王尔德所的在19世纪及现代语境下具有的意义。
论文试图呈现这本文集的两方面价值。一在语言，或文体;二在理论本身，这两方面一样独具魅力。王尔德用其色彩缤纷而极具性的语言、汪洋恣肆的推导过程证明了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是艺术的一枝，具备自己的程序。虽然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定义它，但这条“没有名字的之”的确成为了后来许多流派的先声，20世纪60年代的“新”运动、90年代的“新唯美主义”运动，都能追索到王尔德的关于自觉的这一番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