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凯的妻子汪兆骞：生于1941年，1980年后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部副主任、编审，《当代》杂志副主编。
著有经典史诗级大师集体传记《》系列七卷本，及《往事流光》《香盈碧》《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
对话舟山：汪老，在《文学即人学》的跋中，你重点谈及了对待诺贝尔文学的问题。在你看来，诺贝尔文学到底是个怎么样的项？
它的金最丰厚、仪式最隆重、影响最广泛、地位最为崇高。历史证明，全世界的最优秀的作家，除了个别遗珠之外，几乎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因此它是世界上最具权威、最重要的文学项。
汪兆骞：我写这本书的初衷纯属偶然，1986年，我读了江西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关于诺贝尔文学的书，看完之后，我大失所望。
我写这本书《文学即人学》，没有做学术研究的动机，我只是表达我读过获得诺贝尔文学作品后的感受。作为一个导游，把读者引入诺贝尔文学的圣殿，让他们自主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
汪兆骞：你阅读诺作家的作品，会发现他们尽管来自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人类不死的、在人类价值创造的高度上，都共同拥有的一面，是一致的。
简言之，每个人都是自己与自己灵魂的搏斗，就是人性中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搏斗。说来说去，都是人性的东西。现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学就不可能不是人学。
汪兆骞：诺贝尔先生是个专家，去世前，把积攒的3300多万克朗，献出来交给，建立诺贝尔，设立6个项，他对别的项没什么要求，唯独对文学提出了要求。
他认为文学之于人类，具有净化灵魂、崇尚理想的教育意义。为了尊重诺贝尔本人对“文学即人学”的睿智见解，诺贝尔文学将表现人性的广度和深度作为了评的唯一标准。
文学院进一步解释为：授予文学界有崇高理想，能反映人类真、善、美，帮助识人，认识人的伟大究竟在什么地方的文学作品。
对话舟山：据我了解，不仅如此，诺贝尔文学也会综合考评创作者本身的美学趣味，自身经验，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价值观。
汪兆骞：的确如此。第一届诺贝尔文学诞生于1901年，当时左拉、托尔斯泰等都还健在，有评的资格，但诺贝尔文学第一次就表现了自己的个性，不大家，它认为左拉和托尔斯泰够不上诺贝尔文学。
汪兆骞：很简单，它的要求是具有美好理想的，我们以托尔斯泰为例：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作家的最高峰，写了著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但他的作品不符合诺贝尔文学的要求，他写贵族没落的挽歌式的作品，从上来看，禁欲主义、不抗恶等等，不符合诺贝尔文学的。
为什么给丘吉尔，因为他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全景式地描写了世界大战的全貌，用诺贝尔的评语是，他捍卫了人类的，动员大家抗击，丘吉尔的像炮弹一样，把英国人乃至全世界抗击的情感调动起来。
汪兆骞：习总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中国人自然是世界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既然诺贝尔文学是全人类普遍的、优秀的文学，那也是中国人文学创作的一个标尺，我们有了奋斗的目标。
比如莫言、陈，受到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影响，福克纳获得第42届诺贝尔文学，他对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也影响了中国的作家。
汪兆骞：这个是对的，习总的讲话中就提到，强调一方文明是不对的，文明是相同的，没有高低。没有你的文明高级，我的文明丑陋之分。
汪兆骞：我年轻人有两种阅读，一种是浅阅读，快餐式阅读。而真正的阅读必须是深层次的，坐下来，静静地走入书给你提供的世界里，你在里面获得人类美好的情感，看到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
对话舟山：这里我要请教汪老的是，你对当下选入教材的文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哪些更应选入教材，培养孩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
例如讲尊卑有序，讲、讲责任、讲和而不同，这些孩子都学到了，对人性、人格、人品、人智的完善都很有帮助。
汪兆骞：现在很难讲，中国作家喜欢个人情绪的抒发，很少有人写出我们民族真正的，现在也没人去研究这个。
对话舟山：你一直强调中国对的影响，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下的中国，也需要一份文化自信，我们也曾引领过世界？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都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化的深刻影响。
以来，习高度重视文化自信。习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
今天，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都离不开文化所激发的力量。而要继承好、发展好自身文化，首先就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
这就是习提出“文化自信”这一时代课题的深意所在。“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习总以高度凝练而鲜明的语言，深刻阐明了文艺与国家的血肉联系，这既体现了对古往今来中国文艺的深入理解与高度肯定，也体现了对文艺在未来中国的殷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