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规范的维度来看，学术论文的被引是考核其学术价值高下的重要方面。中国文学研究论文与其他学科的最高被引数差距甚大，且整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的被引总体上偏弱，这背后有着社会转型导致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研究自身存在非科学性问题、有些学者为减少重合率而有意“改写”或规避引文等诸多原因。如何促使中国文学研究论文的被引能够循着科学的轨道健康发展？首先，文学研究要纳入到科学的轨道、科学的方法和链条上来；其次，文学研究的创新性有待加强和提高；再者，文学研究者要有献身学术、求真求是的科学。
－），男，山东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编辑学。
随着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和对学术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学术规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得到极大提升，这对摆脱既有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非科学性乃至性都有极大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怎样才能提高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具体到作为学术研究重要形式之一的学术论文来说，怎样看待和评价学术论文的被引现象？本文拟通过中国文学研究论文被引来探讨回答这些问题，相信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提高中国文学研究的科学性，而且对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科学性的提升也有镜鉴作用。
从学术规范来看，学术论文的被引是考核其学术价值高下的重要方面。一般地说，学术论文被引次数越多，意味着学术论文的阅读量越大，其学术影响力自然也就越大，反之亦然。当然，学术论文的被引次数的多少，与学术论文的价值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我们也不能认为那些被引多的论文就一定比那些被引少的更有价值。但从整体上看，一篇论文的被引次数的高低对我们审视学术论文的价值，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换言之，这种“量”的分析还要和“质”的把握相结合。
从学术研究的大的学科分类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随着学科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学科规范和考核机制，为此，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大数据库不定期地发布高被引作者及其高被引论文。目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提升，许多自然科学的学术论文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世界通行、为学术界的评价体系，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化学、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学科。这说明，在自然科学学科中，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什么种族、什么国家、什么政党和意识形态，都不会因此而改变自然科学的科学属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是一种世界通用的科学，它具有统一的考核标准，任何一个国家的学者都被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考核价值标准中。因此，从其定期发布的学者学术影响力可以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是可以进行排名的，其学术影响力是实实在在地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
既然自然科学能够形成一套世界通用的考核标准，那就意味着不同的学者都要遵循同样的规则，否则，诸多考核机构就不可能对其作出科学的考核。那么，这个通用的规则是什么呢？这便是在科学研究中极为严格的逻辑性。所谓逻辑性，简单地说就是前人的研究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石，后人的研究是在前人奠定的基石上进行研究的。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1](P.92)科学研究上的后来者，往往都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取得成就的。因而，整个科学研究便显示出一种前后贯通的逻辑性，就是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自然也是一个后浪推前浪的代际传承。正是由此出发，自然科学非常关注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唯有瞄准了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承接前人的研究，才能使自己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前人的研究。而要想瞄准前人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就需要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对本领域研究的既有烂熟于心，就需要了解下一步要攻克的困难是什么，然后再找出这个困难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所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必然要融入到学术圈中，并由此了解和熟知前人既有的研究，然后才能厘定学术研究的方向和目标。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国之后，派出大批的留学生，正是让留学生了解和融入到学术圈中，学习和熟知前人已经取得的学术研究，把握和锚定学术研究前沿的问题，进而实现所谓的后发超越。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40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捷径，也是一条必须遵循的科学规范，其对中国科学发展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正是我国逐渐接受对高被引作者及其高被引论文重视的内在缘由。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研究者既然要站在前人的肩上，自然就要在学术研究论文中对前人的“肩”有所涉及；既然要涉及，便必然要对前人既有的学术研究加以引用。这样一来，学术研究中的引用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么，后人对前人的研究加以引用时要考虑哪些方面呢？一般地说，后人看重的是前人既有研究的前沿性和科学性，从被引数据来看，那些高被引作者往往就是本学科领域内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学者。近年来，随着学术任弼时子女评价体制与社会接轨以及学术研究规范化程度的逐步提高，我国学术界对论文引用率的评价功能越来越加重视和强调，因而中国学者在论文引用率方面的成绩表现也越来越加突出。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17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进入世界第二，较前一年上升2位。就单一学科而言，材料科学领域论文引用次数排界首位，另有8个学科领域排名世界第二位。[2]由此看来，在学术评价体系中，考核学术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时高度重视被引这一数据，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说自然科学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话，那么，社会科学则相对来说较为复杂。社会科学的研究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就其根本而言，毕竟还具有某些客观性，这在经济学研究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许多经济学论文甚至直接使用了数学模型。这样一来，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进行被引分析，也就自然具有了相对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人文领域中的科学性把握起来有较度，下面不妨结合中国文学研究论文的被引数据作一简单分析：
中国文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哲学、经济学、教育学、历史学、、文学与管理学等学科，在CNKI包库中大致划分为哲学与人文科学学科、经济与管理科学两大类。目前为止，在哲学与人文学科中引用数最高的为2004年发表在《心理学报》上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引用数高达5349次。相对于同属于人文社科领域的经济学来说，我们查询了经济与管理学科，以经济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林毅夫（农业经济博士）的相关文章为例，被引最高的是刊发在2001年《经济研究》上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被引数高达5772次，下载量为38799次；其次是周其仁的《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力资本的特别合约》，被引数为4715次，张军等人的《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被引数为4696次。①我们也查询了其他学科领域的被引数，发现基础科学是2769次，工程科技2763次，农业科技2033次，医药卫生科技2749次，社会科学4672次，信息科技5544次，经济与管理科学5772次，哲学与人文科学5349次，不同学科最高被引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远没有中国文学这样巨大。
那么，中国文学研究论文的被引存在的差距在哪里呢？根据在CNKI（知网）数据库中哲学与人文科学学科条目下设文艺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中国语言文字、外国语言文字、音乐舞蹈、世界历史、中国通史等学科，点击中国文学学科的被引一栏，我们发现，2001年发表的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被引数最高，达到615次；其次是论文《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学史》被引数为508次，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引数为462次。单从这一数据来看，经济学学科论文的被引数据完全超出了中国文学相关文章的最高被引数大约在10倍左右。
当然，中国文学的最高被引比其他学科的最高被引相差甚大，还不是最让我们感到尴尬的事情，最为令人感到尴尬的事情是，很多学术论文的被引竟然在个位数，甚至零被引论文也不在少数。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中国文学研究论文与其他学科研究论文的最高被引数差距甚大，且整个中国文学的被引总体偏弱，这背后有着诸多的原因。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的转型导致了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热以及文学研究热已成为明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诸多实用型学科研究，经济学等学科开始居于社会的中心。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心开始转移，这便是一切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此口号的导引下，经济学异军突起，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而文学热、文学研究热的时代渐行渐远。对此，李刚对《新华文摘》转摘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类文章的数量进行过统计：“1980年代，在《新华文摘》的栏目中，占据绝对优势的是文学作品和文艺研究栏目。我们不妨以1981年第1期《新华文摘》为例略加说明。这期《新华文摘》共收入了97篇文章（除去所刊登的美术作品、学术动态、综合报道、论文提要、补白等栏目），其中，文学作品类的文章便有16篇，其所占的比例达到了16.4%；文学评论性的文章便有18篇，其所占的比例达到了18.5%；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类的文章共计占了34.9%。”到了新世纪之后，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改变：“2012年第24期《新华文摘》载文共有44篇，其中，文学作品所占的比例为2%；文学评论所占的比例为6%，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类的文章共计占了9%。”[3](P.7)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学研究在整个学科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文学创作及其文学研究开始被边缘化。
客观地说，随着中国社会向经济社会转型，经济类的论文数量开始激增，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毕竟，研究经济问题较之研究文学问题来说，对社会产生的作用更直接、更有效。在此情形下，有关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论文自然就得到更多的关注，与此相关联，其被引数据在几率上也要高出许多。打开CNKI（知网）数据库，不难发现，1978年之前的经济与管理科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为1926篇，不足2000篇；而1979年则为4721篇；到1980年则实现大的跃进，成为10294篇；到2006年则突破百万余篇，发表数高达1263730篇。从1980年后经济学界的相关文章则每年以不低于50%的速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发展为学术界的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占领学界论文发表数量的第一。而相对来说，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在1978年为5419篇，1979年为11677篇，1980年为18697篇，到2006年299560篇；20世纪80年代后经历过迅速发展期然后进入稳定发展期，期间还有衰退现象。学术论文的发表数与被引数虽然不能完全说明哲学与人文科学和经济与管理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和地位，但它至少表明，经济学相关学科的社会关注度远远超过了文学学科。文学研究正在成为只在文学圈内产生影响的学科，日渐被边缘化，而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
其次，文学研究自身存在着非科学性的问题。这一问题严重制约了学术研究内在逻辑性的顺利展开，由此导致学术论文的被引止步不前。严格说来，学术规范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才得到了重视的。尤西林《人文学科特性与中国当代人文学术规范》（《文史哲》1995年第6期）、党圣元《学术规范与学术人格》（《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仲伟民《谈谈“学术规范”》（《江南论坛》1996年第4期）等是较早关注学术规范的一批学者和论文。在此之前，人们对学术规范的认识并不清晰，甚至存在着严重的混乱，更有甚者，明知故犯，了学术不端的歧。在此情形下，且不说要求作者遵循学术规范，即便是能够守住底线已实属不易，再加上互联网技术处于起步阶段，有关学术论文的数据库尚处于草创时期，因此，即便是在学术论文撰写中存在一些学术不端的问题，也难以被很快发现。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数据库建设的逐步完善，学术不端查询系统的制衡作用越来越突出，学术不端行为正在得到有效遏制并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人们面对经典作品也许根本不需要阅读前人的研究，直接通过阅读文本便可获得属于自己的阅读，然后再把这一用学术论文的模式外化出来。如此撰写出来的学术论文，除了要引用该文所要论及的作品之外，一般很少涉及前人的研究——也就是说，绝少有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引用。这样看来，人文领域的学术研究之推进的内在逻辑便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也与一些注重方法研究的社会科学有所区别，往往会演绎成一种自说自话的论文模式。我们在这里将其命名为论文模式，根据就是这种论文尽管也有引文，尽管也通过逻辑推理分析论证其要陈述的中心观点，但就其实质而言，却了学术研究“站在前人的肩上”这一基本原则。它没有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系统把握，也没有将如何亟需推进的问题在前面提出，这表现出作者鲜有对该领域既有研究的了解和把握，具体表现为没有引用前人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而仅仅满足于对自己提出的观点进行分析论证。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没有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他们提出的所谓见解或观点往往已被前人论述得很透彻了，这也直接导致了论文引用的不被重视，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些学术水平颇高、影响较大的论文，其被引次数却往往多年止步不前，未有显著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末，陈思和、王晓明等人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并由此了“重写文学史”新观点、新看法的讨论与研究，但是随后这个话题却“沉寂了十年”[4](P.68)，除却文学研究界的部分学者引起共鸣，在全国范围内响应者寥寥数人，直至10年后“重写文学史”才由口号转为实绩，多部文学史著作陆续登上历史舞台。而文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方面显然更是不足，这一方面缘于文学研究自身理论突破难度较高，一般来说，语言类的文学研究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因而创新性的文学理论的提出需要时间的检验；另一方面，文学研究与时代变化关系密切，时代的不同、历史的变化，都极易引起文学研究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动，而反过来，时代的稳定、历史的稳定性也促使文学研究理论上的稳定性增强，为创新性增加了难度。正如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其理论创新性就在于“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5]。时至今日，中国文学并汇入“世界文学”的进程也未完成，且成效不大，世界文学在中国文学研究理论方面的引用率也是微乎其微，这不得不说，中国文学在理论创新方面仍然困难重重。
客观地说，文学研究多数离不开对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的，它产自于学者本身的思想，然后与评论者的体会有很多的关联。正如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研究者对相同的作品可能产生不同的思想或认识，这也就促使多数的文学研究活动还停留在自说自话的“一家之言”上，其科学性的学术研究价值并不尽如人意。而反观经济学研究，以《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为例，在其行文中，更多的内容是偏向于用大量图表、数据、调研、计算等科学的研究方法来阐释经济现象，从而得出相对科学的理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经济与管理科学学科的科学性要高于文学研究的科学性。而且，经济相关的学科其研究的内容更多的是与当下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其所涉领域较多，工业、农业、企业、文化经济等方面都在其研究范畴之内，问题基数也比较多，解决实际性问题也较为明显，其对社会的学价值也较高。而相对来说，中国文学研究涉及到的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以及汉语言文学、文艺理论等方面，仅仅在人们的层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它往往不是解决社会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因而，文学研究在整个社会的话语权的问题层面上来看，其影响还是较小的。
其三，有些学者为减少其论文重合率有刻意“改写”或规避引文现象。随着适应抵制学术不端行为需要而开发的查重检测系统的普及和应用，重合率被诸多机构和期刊编辑部作为是否采用学术论文的重要指标，有些作者为了避开重合率这个“雷区”，有意识地将引用文献内容进行“改写”“改编”，从而把本来可以引用的观点换成自己的语言表述，这又使学术论文的被引止步不前。这种现象在许多文学研究论文中表现较突出。有些文学研究者尽管也查阅参考他人的，但为了避免被发现抄袭，鉴于自身观点与他人观点相同，在语言表述上就会自觉地避开相关语言而“另寻他”，有意识地回避同一观点，重新对自身观点进行语言改装。这种方式一般在学界被称为“搅拌式抄袭”，显然缺少科学的严谨态度。韦勒克曾文学研究的一种极端现象：“否认文学研究为一门科学，对文学的‘理解’带有个人性格的色彩，并强调每一文学作品的‘个性’，甚至认为它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强调这种极端的现象是“一种反科学的方法，趋向极端时显然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个人的‘直觉’可能导致仅仅诉诸感情的‘鉴赏’，导致十足的主观性”[6](P.6)。文学评论需要与世界形成对话，既要有对文学的社会问题的高度性，也缺少不了研究者科学严谨、端正的研究态度，而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过于主观的个性化情感则会大大减弱文学的科学性。同时，应当梳理相关方面的前沿，引用前沿学术理论话语，从而完整地呈现出问题的发展及流变。而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文学研究者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且不仅仅限于中文研究资料，还要具有世界性的眼光，用科学的方法借鉴、吸收理论中与中国文学相对接的研究，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正确看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等背景下学术研究的差异。
在对学术论文的被引情况进行考察时，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为地干预论文的被引问题，此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此，国外有学者也曾进行过，像荷兰莱顿大学的文献统计学研究人员卢多·沃尔特曼就曾指出，很多的论文只是勉强逃离了“从未被引用”的窘境，“我们知道，很多引用是很肤浅的或者敷衍的”。纽约Mare公国际关系学院的健康经济学家达利亚·雷勒对互助引用进行了：“即使高引用率的研究也可能是一个游戏，学者们互相引用，却没有为任何人带来进步。”[7]不可否认，这种现象在国内学者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我们对学术论文的被引进行科学考察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对学术论文被引的数据的甄别性分析，不能一味地把被引当作唯一的依据。要知道，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兼存的，任何学术评价体系“不管突出了哪个参数，都会在凸显这一参数作用的同时，遮蔽了其他参数的作用”[8]。事实上，诸多的学术评价体系已经在注意规避单纯看重被引的数量，既注重定性的科学估量，又注重被引本身的定性评估。但不管怎样，对学术论文的被引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审视学术论文的窗口。引用率的高低不是判断学术论文价值的唯一标准，也不可能全面地反映出学术论文的创新性和科学性，但作为评价论文价值的指标之一，它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论文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显示出被学界或社会认可的程度，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离开了对前人研究的吸收和，离开了对前人研究的传承和提升，那人类自身的文化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9]既然要继承和提升前人既有的研究的水平，就离不开对前人学术论文的引用。对此，有学者认为：“引用率作为一项评价指标，是建立在论文既被人引用，同时也引用别人的论文的研究和写作习惯基础上的。”[10](P.153)这常有道理的。那么，具体应如何促进中国文学研究论文的被引循着科学的轨道发展呢？
首先，当下的文学研究应纳入到科学的轨道、科学的方法和链条上来。从自然科学研究来看，优秀的学者都非常重视学术论文被引，像诺贝尔获得者、遗传学家奥利弗·史密斯便是一个非常谦逊的科研工作者，他生前经常提及自己“最大的失误之一”是1953年发表了一篇有关测量渗透压的文章，并表示该文从来没有被引用过。在2014年林道会议上，他对学生们说：“没有人引用过这篇文章，也没有人采用过这个方法。”事实上，史密斯没有意识到，他的论文并非完全没有吸引力。在文章发表后的10年内，有9篇论文引用了它。[11]类似的错觉，恰恰也说明学者对论文被引的重视。
与学者重视论文的被引情形相反，国内学者往往重视发文量，而忽视被引数量。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论文发表量世界第一，引用率却是100名以外”[12]。造成这种局面，除了我们在科学研究上的观念滞后以外，还与我们的科学研究没有进入科学的轨道、没有获取科学的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只不过其外在表现为不重视被引而已。
从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规范来说，文学研究者应该重视学术论文的被引情况。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很少听到哪位文学研究者对自己所撰写的学术论文的零被引寝食不安，更多的人甚至还对被引到底是什么情况一概不知，一脸茫然。实际上，我们很多学者在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上便迷失了方向。不少人在其确定文学研究对象后，第一要做的就是研读文本，这是做文学研究的必经之；读完后产生新的想法，与研究者的思想产生碰撞，爆出火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灵感；于是结合文本进行新的阐释，开始进入文学写作过程。这可以说是多数研究者的学术论文生产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失却了用科学的方法来规范自身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的文学研究。文学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个人行为，但它并不单纯的是个人的事情，因而在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也存在科学性。一直以来，经济学研究遵循的是科学性的分析，学的研究，讲究运用科学验证、技术语言等方法，而我们的文学研究在多数情况下，仍然停留在主观评断的意识阶段，这也是产生引用率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学研究和科学研究两者在方上有许多交叉和重叠的地方。诸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和比较等基本方法，对于所有系统性的知识来说，都是通用的。”[6](P.4)从现阶段的文学研究来看，科学方法的使用对文学研究来说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层面，因而，缺少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研究也就从文学研究的根基上切断了其科学性。按照科学的方法，就要对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从历史的维度考证其流变，从而推进其新观点的发展。也就是说，在具体谈到某一问题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到底是怎样的产生过程。我们翻看自然科学的研究、经济学的研究，基本都是这样的过程，它不是单独地就某个现象或某个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社会热点的问题不断调整自己的问题，然后进入新的研究理论范畴，不断地在前人基础上进行推进式研究。而中国文学研究大都是建立在研究者自身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上自说自话，缺少对其相关领域他人研究的理解和对照。这就造们在从事文学研究时仅仅关注的是文学自身，而没有关注文学研究的现状，其具体表现就在于他的文献中缺少对最新前沿问题的分析，甚至仅是低水平的重复。所以，文学说到底还是文学研究的方法的问题。
其次，中国文学研究的创新性有待加强和提高。文学研究既是一项具有科学性的工作，又是一项具有创新性的工作。没有科学性的支撑就无法使文学研究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行，没有创新性的支持就不能使文学研究提升的发展道，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因此，我们要在文学研究中走出既有研究中自说自话的误区，改变文学论文的低被引乃至零被引的现状，就需要在加强科学性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好进一步推进文学研究的关键所在，文学研究的学术前沿到底在哪里，这学术前沿又到底是什么。为此，我们才会聚焦学术研究的全部精力，集中攻克学术研究中的问题，从而真正推进整个文学研究向着更高的层次跃进。
学术研究的创新，固然会带来学术论文的高被引，但高被引并不见得就一定是创新性的学术研究。如有些人在统计论文被引时就错误地把高被引当作学术研究创新，他们没有看到，这些文章的高被引的背后，并不是以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作为支撑的，相反恰好表明了人们对高被引认识上的混乱。在近几年的文学研究中，有关莫言的话题似乎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问题，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莫言的或言说的文章成了高被引文献。如莫言的《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一文发表在1993年第2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截止到2018年3月1日止，该文的总被引达到了206次，其中博士论文引用10次，硕士论文引用96次，学术期刊论文引用达到100次。而从学术期刊论文引用该文的数据来看，五分之三的引用（61篇文章）是在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之后，这既说明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之后，对莫言及其文学作品的关注度直线上升，也说明了许多研究者对莫言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仍停留在作家的言说上，没有真正地把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前人的研究上，更没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化和推进莫言研究。为此，我们不妨关注一下与莫言同时期发表的一些有关莫言研究文章。丁帆的《的：红蝗的意义》（《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被引35次、忠的《论莫言的艺术感觉》（《文艺研究》1986年第4期）被引39次、仲呈祥的《红高粱：新的电影改编观念》（《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被引11次、樊星的《文学的魂——张承志、莫言比较论》（《当代文坛》1987年第3期）被引7次。由此会发现，这些研究文章就没有像莫言的言说的文章那样，产生大量的被引。这恰好说明，许多学者对莫言的研究，注重的是莫言怎样说，然后在此基础上为莫言的“立论”寻找根据。这样的研究，严格说来，且不说创新性，单就起码的学术研究的属性来说也不具备。对于当前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这种不正常的莫言研究热，有学者已经作出的反思：“在一片热烈的学术狂欢之中，也存在着许多彼此重复、缺乏新意的低效现象。比如说，关于莫言的童心叙事，或者说儿童视角，说来说去，新意有限。关于葛浩文英文翻译与莫言小说原作的关系研究，已经形成了数量众多的论文，但是看来看去，这些研究基本是停留在葛浩文对莫言小说在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的技术性分析方面，分别列举诸多具体的，其结论却大体相似，缺少更为深入的思考和阐述——为了免于空泛浮滑，对这一现象略加论述。归化与异化，是所有的跨语际中不可或缺的普遍现象。而且，葛浩文翻译了莫言的众多作品，要从中为自己找出若干都不是难事，也不无研究价值；但是，诸多论者都如此浅尝辄止，就令人叹惋。”[13]这里指出的莫言研究中的彼此重复、缺乏创新的学术现象，恰恰是由于忽视论文引用而导致对学术研究的既有缺乏了解的结果。
严格说来，学术研究只有在科学基础之上才会创新之。尽管各个学科之间因其属性不同，其论文的被引数量会有所差异，但不管怎样，这种差异应该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而不应是异常悬殊的。如果这种差异到了异常悬殊的程度，就需要我们对这一学科的创新性进行深刻反思。实际上，不仅经济学与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与社会同样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对此，美国学者曾经说过：“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作为媒介语言来使用，是一种社会创造物。……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或‘效用’，它不单纯是个人的事情。因此，文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社会问题，至少终归是或从含义上看是如此。”[6](P.83)因此，在对社会的影响关系方面，文学与经济学等学科同样应该受到重视。而就目前显示的巨大差距的引用率和关注度来看，探讨背后产生的原因，这样的文学研究才会规避既有学术研究中的自说自话等弊端，从而使文学研究创新之，自然，由此而来的论文被引的数据提升，便在情理之中了。
再者，文学研究者要有献身学术、求真求是的科学。许多文学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并不是出于献身学术的目的，而是有着太强的功利性，甚至仅仅是为了“稻粱谋”，也就是说，文学研究往往被当作某种获取利益的手段。这样一来，学术研究本身便无法构成其学术研究的目的性，而仅仅充当了桥梁的作用，自然也就谈不上求真求是、献身学术、献身真理了。对此，有些的学者发出了这样的“天问”：文学研究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客观地说，在现实社会中，许多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并没有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是陷入到了“文学自娱”和“文学取利”的误区，文学研究远离了社会，也远离了生活，更远离了大众，文学研究最终成为从事文学事业的圈内人士的集体项目，大家互相，互相抬轿，搞得好不热闹。但是，这些远离了社会、生活和大众的文学研究，因为没有承载起社会的重任，最终成为无病呻吟的庸俗之作。
人生境界决定研究高度，文学研究之于个体意义实为重大。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应该努力实现作为知识的个体价值意义，寻找到社会群体中个体的，实现个体的意义。对社会问题应有社会责任意识，从而在社会中更大程度地实现的社会价值，抛弃社会与个体的二元对立的观点，将个体充分融入到群体中去，将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合为一体。
文学研究者要真正地把文学研究推向深入，就需要高扬起文学对社会和人生大胆干预的旗帜，就需要当作人生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真正地发挥文学研究的引领作用，使文学研究作用于社会文化的建设，真正获得超越物质的价值和意义，获得超越现实功利性的目的，由此进入更高的人生层次，这才是文学研究者应有的态度。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沉潜到学术中，才能端正从事文学研究的态度，才能避免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才能真正地查阅浩如烟海的原始文献，才能真正地国内外的文学研究的学术前沿，才能真正地提高文学研究的科学性，确保文学研究富有学术上的创新性。
总的来看，中国文学引用率的高低虽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文学当下的价值和发展能力，但它仍旧是提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地位的重要评判指标之一，其影响力不可低估。因此，从表层来看，强化学术论文的被引，好像有缘木求鱼之嫌，但从根本上说，把学术论文的被引置于一个科学的平台上加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在学术论文被引的背后，隐含的是学科的科学性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说，被引这样的“形式”问题，不仅仅是“形式”的问题，而是隐含着深刻的思想。也许，在我们对“形式”认识发生转变的同时，还将对“内容”的理解发生深刻的变革，这也许是中国文学研究与世界同步的一个重要契机。
[1]赵冰.沉默的力量——35位科学家之故事[M].：文史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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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刚，孙昕光.核心期刊评估体系的悖论与破解方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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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洞窟“巡诊医生” 2小时走70个洞窟。图为巡查员查看洞窟内的地板和屏风位移[详细]
常州唐陵村古代墓葬发现带有墨书文字的古代竹篦。3月13日，江苏常州博物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常州市金坛区唐陵村古代墓葬出土文物、实验室考古、墓葬人骨鉴定等相关考古发掘[详细]
会说话的桦树皮 科学发掘赫哲族桦树皮制作技艺。省双鸭山市饶河县饶河镇新民社区居民姚立芝，每天都会到该县桦树皮制作技艺传习学习桦树皮制作技艺，经过传承人的耐心传授，姚立芝掌握了要领和技巧，如今的她已能够制作一些简单的桦树皮制品，有的送人、...[详细]
南宫发现明代锦衣卫腰牌。据悉，该腰牌为象牙材质，长14.7厘米、宽6.3厘米、厚1.1厘米，正面篆刻“锦衣卫锦衣右所副千户”，背面篆刻“朝参官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出京不用”，侧面篆刻“武字贰仟陆佰叁拾贰号”[详细]
齐白石、张大千等名家作品在皖集中展出。“回望——江苏省美术馆藏近现代美术作品展”于3月15日至6月23日在安徽博物院新馆展出[详细]
在中国生活30年。从到厦门、从退役空军到厦大教授，与闽南人共同生活30载……今年63岁的潘维廉是第一个定居厦门的外国人，也是福建省第一位外籍永久居民。[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