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地山的作品中，虽然他提出了种种人生苦的方法，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之后他又大都以巧妙的方式加以否定。《命命鸟》是人皆认可的悲剧作品，但如果敏明、加陵真的能摆脱人生的烦苦，升入的话，又哪有悲剧可言？对此，作者自然流露出了否定的态度。《商人妇》中的惜官以微笑对待人生的态度“，我”也是颇感意外的。当“我”为其不幸而感慨时，“她听了反笑着对我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底分别’”。一个“反”字，意味深长，表现了惜官的态度出人意料。
所以，许地山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佛教文化意蕴既体现了他对佛教教义的吸取，又展示了他对佛教信条的反叛；既表现了他的教理趣，又表明了他对待教的科学和客观态度。尤其是后期，许地山已经完全处于主动地位，由接受佛教影响而演进提升到研究佛教，跳出圈外，高屋建瓴。
佛教让人安然地接受人生之苦，希冀来生的幸福，而史铁生对人生命运的探索，则是一种超越了佛教教义本身的教情怀。他发问道：“假如世界上没有了，世界还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就算我们连丑陋、连和，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的健康、漂亮、聪慧、，结果会怎样呢？怕是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他对世界原本构成与人生的超然反映了他深邃的思想。他的接受，是为了现实的生命。他在以人的凝聚起生命力量去灾难的过程中很快发现，其实整个人类都限于、能力有限的困境中，真正的残疾不在于生理肌体，而在于生命困境对自己的扭曲。
他说：“我们不能指望没有困境，可我们能够不让困境扭曲我们的智慧。”“一个人活着总得信一个，要不他就活不成也就完了。”所以在他的笔下，我们能看到一些虽然“”、有残疾却一直在不懈追求的人物形象。在《山顶上的传说》中，那位拖着残疾之身的养鸽人，几乎是昼夜不停地在寻找他那只飞失的鸽子；《命若琴弦》中的那位老瞎子，在生命即将终了时，仍将那张无字的白纸——一个虚幻的希望——当作生命的真实的希望传授给年轻的小瞎子；《足球》中的那两位残疾青年，明知等待着他们的是不可避免的失望，还是拼命地摇转着轮椅，向体育场奔去。史铁生正是以这种不屈的心态，以一种教的情怀，实现了对教的超越。
淡泊随和地承受，顺其，随遇而安，是思想对佛教思想的融入，这种超然物外的闲适情怀，就个人来说，是无可非议，甚至令人向往的，但如果作为一个民族的，就太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周作人、林语堂谈茶、谈女人，追求“闲适”、“性灵”，自然会遭到左翼文坛的。在十年代颇有人缘的快乐的老头汪曾祺，喜欢花鸟虫鱼，迷恋各种美食，在谈到自己随遇而安的境遇时，也曾分析到，“随遇而安不是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的、生活的，尤其是的原因。......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这“慎”，是对为政者的提醒，也是每一普通个人应当在意的。
这些作家，据于儒，依于道，参与禅，似乎看破，却并不冷漠。他们不仅写出了自己独特感的历史与人生，也在现当代文学史册上，镂刻下了他们自己令人的人格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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