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说得小些，是陶冶读者情操，提高人文，为创作界提供参照对比；说得大些，是帮助沟通文化，缩小不同文化背景人民之间的距离
如果从上世纪50年代我在读大学期间，与同学合译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的两部历史小说算起，我的翻译生涯至今已经有60多年了。60年里，我译介过卡夫卡的《变形记》，花大力气一而再、再而三地译出福克纳的几部代表作《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并写了他的评传，再之后，我就成了堂吉诃德式的骑士，既译艾略特的诗剧《大凶杀案》，也译仰慕已久的奥斯丁的《爱玛》，既译老太太门罗的短篇集《逃离》，也为孩子们译出《秘密花园》与《小熊维尼》，此外还有海明威的《不固定的盛节》《老人与海》等等。我这样做，有点像个盼能尽量拓宽自己戏的老演员。说实在的，我不太甘心让自己成为一位大作家的“跟包”或是“马仔”。如果我是演员，我但愿自己是一个具有特性与品格的演员。如果我是音乐演奏家，我一定努力使自己具有个人的演绎方式。我希望人们提到我的时候不仅想到福克纳——固然福克纳对于我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作家。
翻译是苦差事，有时也很机械。才子们到头来会对它敬而远之。但谁是大师们不贰的卫士，谁是这些伯牙的钟子期？恐怕还不是他们的配偶与子女。对他们的作品抠得最细，直到字里行间甚至纸背的，恐怕也不是什么什么主义的研究者吧。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因为有了一位称职的翻译，某位作家才在某种语言读者中留下印象。这正是译人的喜悦。
然而，这仅仅触及事情的一个方面，即个人感情上觉得充实、得到满足。更加重要的当然还在于的劳作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方面。在今天，译人想让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惊天动地的效应，怕是痴心妄想了。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所起的作用应该如杜甫笔下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说得小些，是陶冶读者的情操，提高他们的，对创作界，则是提供一些参照对比物，说得大些，那就是帮助沟通文化了。不管怎么说，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工作，不同文化背景人民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小，使睿智与成为指导交往的决定性因素。《春夜喜雨》结尾两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样景色的隐约浮现，该是译人们最大的喜悦了吧。
在这里，我想为一百年以来的中国翻译家说句话。依愚之见，他们不仅仅如承认的那样，在介绍、引进别样文化上做出贡献，而且也在使汉语成为一种能以现代思想方式表现现代生活与思维的现代语言上起了巨大作用。他们拓展语言的表现能力，也使之所指不再含混，词语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更加精确。歌德很早就说过：“在一个民族里，翻译家算得上是半个先知。”恕我狂妄，还想斗胆在“先知”之后再加上一个“语言大师”。自然不是说每一个中国翻译家都是先知兼语言大师，至少，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或者说作为一个整体，说他们起着这样的作用，应该不是夸大其词吧。
对译人来说，有文字的力，才谈得上别的一切。一位，特别是文学，一生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风格的原作。为了能胜任并愉快，他初学翻译时便应有意识地扩大阅读视野，接触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或地区、各种流派、各种体裁、各种风格的作品——既读原文也看名家译品，并相应作些翻译。季建业 周冰从高雅到俚俗各层面的语言，都应成为“箱底”的存货。倘若要定位，一位青年不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小剧团里的“百搭”，缺了哪个角色他都能顶上救场，而且演什么像什么，还能“出彩”。连剧作家与导演见了他的演出都要暗叫惭愧，因为自己还没有他想得那么深，或体会得那么透。经过锻炼，他应做到有小说中武林高手那样的功夫：对方一出招，他便能判定来者是何方神圣，随之而来的杀手锏又会是什么——对原作者的用意洞若观火。最忌的是用僵定的“三板斧”式的中文来对付千差万别的原作，弄成“千人一面”。相较而言，我们宁愿去读那些能窥看原作风格的但却多少带点讹误的，那里透出了与灵气，至少是文学。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尽力而为的事情。以傅雷、汝龙、草婴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前贤以法国巴尔扎克、俄罗斯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译介为主，他们那一代人完成后，我们这一代接上去，完成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现代派作品译介，再多任务只能交由译界下一代去完成了。如今，我所译过的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早已有较年轻出了新译本，这位一些想法对我有不少。译界的前辈逐渐谢世，亟须有人。看到“新松”逐渐成长，我自认不属那些“应须斩万竿”的恶竹，因此大可欣喜地退居一边，做些力所能及、较为轻松的小事。
李文俊，原籍广东中山，1930年生于上海，翻译家，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译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逃离》等英美加文学多种，著有《纵浪大化集》《行人寥落的小径》等散文集，参与撰写《美国文学简史》《大百科全书英美卷》等。曾获中美文学交流、全国外国文学图书等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