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以来，世界各地报刊的文化版被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的遗像所占据。他低调的、略带腼腆的笑容定格在1月27日。相对于摞在厄普代克身后的沉甸甸的61部文学作品，他的六英尺身高反倒未必能够上“著作等身”的标准，76岁的寿命更是显得过于短暂。对他的，某种程度上简直像是对于“写作”本身的伤感：全球文化人习惯于每次打开《纽约客》或者《纽约时报书评》的时候寻找厄普代克的名字，它总是落款在一篇随笔、书评，或者一首诗歌—随便什么，反正不是讣告—之后，让你很难相信“肺癌”那种东西，对他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他的与时俱进的写作状态，足以让你产生那种跟“”有关的错觉—厄普代克是写不死的。
但他还是死了，死得不拖泥带水，一如他笔下那个外号叫“兔子”的哈利·安斯特朗。作为厄普代克的代表作，“兔子四部曲”（《兔子，跑吧》，《兔子归来》，《兔子富了》，《兔子歇了》）以及之后那个名叫《怀念兔子》的短篇，其英文版加起来共有1700多页。从1960年开始，厄普代克每十年就在小说里给兔子写一个总结报告，让他陪着美国人民一起长大，变老。比起盖茨比、西特林这些美国文学史上的著名“典型人物”，兔子更可气也更可亲，他的近景更多，身段更低，不用拿放大镜你也看得清遍布他的渴望、困惑和弱点。在文本分析家看来，构成“兔子”这个人物的所有要件都是精心设计的，他的成分（WASP，即祖先是英国新的白种美国人），职业（汽车销售），爱好（体育），乃至最终致命的疾病（心脏），组装在一起，就是美国社会中最广大人群的浓缩标本。至于贯穿四部曲始终的“逃跑”，既是兔子的生理特性，也是美国文学史的传统母题。
凡此种种，使得给厄普代克贴标签的任务，看起来并没有多度。“性，教和艺术”是厄普代克毕生追求的创作标的，“美国人、徒、小城镇和中产阶级”则是他独擅胜场的创作主题—这种综述性的概括大抵不错，但厄普代克本人的说法更简洁。“我喜欢‘中间’，”1966年，厄普代克在中表示：“所有极端的东西都会在‘中间’冲撞，在这里，‘暧昧’始终占上风。”在这片广阔的“中间地带”，厄普代克极尽耕耘，小说、随笔、诗歌、戏剧、评论，轮流上场。因此，在形形色色的祭文中，“多产”（prolific）是用得最多的字眼，其他意思相近但修辞更为花俏的说法包括：万花筒式的才华，编年录者，史诗大家，文坛，文学全能冠军。
在中国，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宿舍里，厄普代克和他的《兔子四部曲》充当过性启蒙者的角色。令人震撼的不仅仅是对尺度的挑战，更是性描写出现在文本中的密度，以及作者在处理这些场景时，用词是何等清晰、准确，富有力度亦不失美感。某种程度上，厄普代克是在为性描写去魅—他告诉我们的其实只是常识：写性，也应该遵从写作的一般准则，它既不该是打着自然主义旗号的一堆咸湿的垃圾，也不该是抱着浪漫主义琵琶的一场魔幻巫术。
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中国读者较为陌生的《夫妇们》要比《兔子四部曲》走得更远。1968年，这部长篇小说一经问世，厄普代克就有了一张崭新的名片：“书写郊区通奸的游吟诗人”。五对夫妻在小说里从头缠到尾，其间形成的种种排列组合令读者和评论家叹为观止。这部小说在当时不仅登上畅销榜冠军，抢走了类型小说家的地盘，而且把它的作者推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那张著名的封面上赫然写着：通奸社会。如同猝不及防地掀开一块贴在社会机体上的伤筋膏，一时间，或喊疼或或的声音此起彼伏。“对于这个主题，”厄普代克说，“如果我没有把它耗尽的话，那就是它耗尽了我。”
“性”并不是别人用以诟病厄普代克的唯一理由。虽然拥有无懈可击的哈佛背景，厄普代克却毕生在文本的实验室里做学究气的探索。他的写作，不取巧，不藏拙，下“蛮力”（平均每天写3页）用19世纪的“笨办法”记录时代之性与性之时代，以海量细节塑造人物，铺陈气氛。他始终秉承现实主义的正脉，所以《纽约时报》认为“厄普代克没有者的热心或梦想家的目光”，也算大致中肯。而文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肯定了厄普代克“叙事简洁优美”的同时，将他的地位排在索尔·贝娄等人之后，圈定为“一个有重要风格的次要小说家”，这样的盖棺论定似乎显得过于苛刻了。
此外，在厄普代克晚年，汤姆·伍尔夫曾他“孤立，衰微，言不及意”，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则设问：“厄普代克到底还有没有一个未经出版的新想法？”最尖刻也最著名的非难来自宿敌诺曼·梅勒：“欣赏厄普代克的，都是那种对写作一无所知的读者。”—仅仅在一年前，梅勒已先走一步，两位大作家的这段公案如今终于可以到地下“私了”。
不管梅勒怎么说，美国所有的文学似乎都甘心“对文学一无所知”。厄普代克在“国家图书”、“普利策”和“书评人协会”里数数到手抽筋，这类国家级的重要项累计获得数十次之多，其中《兔子富了》更是在1982年将上述三项大一举囊括，这项记录至今无人能破。整整兜完两大圈以后，厄普代克发现只有诺贝尔离自己越来越远。他干脆就在自己的小说里过了把干瘾，把诺贝尔发给了笔下的人物亨利·贝奇，一个娘娘腔的犹太小说家。
厄普代克与世长辞之后，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争相引用将在今年十一月出版的他的遗作《终点与别的诗歌》中的句子—那些显然是老爷子为自己的寿衣准备好的布料，他一生勤勉，临终也要把活儿干完才肯撒手。“我姗姗来迟的死亡遇到的，不过是一些人耸耸肩，哭不出来，”厄普代克写道，“我料想大家的反应会是，‘我以为他已经死了一阵子。”
但是他的读者并不只是“耸耸肩”。在他的死讯下面，来自世界各地的跟帖中，有人在默默《兔子歇了》的大结局，他说这一段已经陪伴他度过了20年：
“从他的表情和嗓门看，这孩子（兔子的儿子纳尔逊）正冲着一股从他爸爸的方向吹来的刺骨的风大喊，‘别死，爸，别介！’他喊道，然后坐了回去，那个问题仍然印在脸上，他的又黑又湿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亮。哈利（兔子）不应当让这个问题这样子悬着，这孩子还得靠他。
“‘好了，纳尔逊，’他说，‘我能告诉你的是事情并不是这么糟。’兔子想，他也许还该再说几句，孩子一脸疯狂的期待，可是够了。也许。够了。”
对于一位如约翰·厄普代克这般身份地位的艺术家的死讯，沮丧的表达会以极度滑溜的方式脱口而出，但是这一次，沮丧是真实的。他是当代英语文坛中一个散文文体大师，倘若偶尔他的风格盖过了内容，那又如何？读厄普代克的快乐总是那么强烈。甚至在他最世故的时候，他身上依然保持着某种农场男孩的东西，而那种佛罗斯特和爱默生式的率直对他语言中更为巴洛克的冲动来说是一种衬托。
自从我懂得阅读以来，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我钦佩他的事业生涯。我认为那是每一名作家都希望拥有的。他是迄今为止这个国家的文学中，最重要的那一个，无人可企及。他的能力从诗歌发展至短篇小说，至长篇小说，再到评论，是我们所有人效仿的对象。
约翰·厄普代克是战后美国小说的星群中最为璀璨的星子之一，与索尔·贝娄、诺曼·梅勒和菲利普·罗斯处于同样的高度。与他们不同的是他的盎格鲁撒克逊系白人新背景，其特别的贡献在于，展示出市郊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是如何被性解放运动所影响，尤其在《夫妇们》中；他同样从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种族背景中，创造出令悦诚服的人物，例如犹太小说家贝克亲切而爱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厄普代克作为一名散文文体大师，有着惊人的天赋，貌似不经意地将新的明喻与暗喻粘合在一起，让我们一页接着一页，宛若初次看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他是一位大作家，一位真正的的作家，有着明澈的文体风格、高贵的、奇妙的幽默感与。我将非常怀念他。他的影响如此之大，不能仅仅以一种匆忙而随意的方式谈及。他的影响相当之广，而他本人则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受到纳博科夫的影响。纳博科夫了约翰·厄普代克仔细地看每个句子、每个隐喻，将语言本身视作一种与内容相当分离的意义的工具。
对《纽约客》的核心而言，没有哪个作家比约翰更重要。即使他的文学生涯远远于任何之上—他显然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之一—但他仍然热衷于为周刊写稿，乐意成为他年轻时便参与的事业的一部分。难以具体形容我们所有人在这种关系中所得到的助益。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工作是怎样的一种荣幸啊。我从不停止思考他究竟是怎样看待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他。他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纽约客》的灵魂，真难以想象离了他一切会怎样。
厄普代克的例子似乎是一个真实的作家生涯的典范：不是花时间谈论写作、承诺写作、已写成的作品或好为人师地教别人他们应该怎么写，而只是数十年如一日地、一天天地写着。此外，他是一名宽宏、智慧的读者，创作出强调阅读之私密愉悦感的，毫无通常的和平庸之词。我们这个小小的作家和读者圈子，他有一种近乎神圣和启蒙的感觉。他的逝世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约翰·厄普代克死了。这位大师级“者”的卓越文学成就和优雅的自负足以比肩莎士比亚。在最近几年里，美国文学已经接连失去了包括索尔·贝娄和诺曼·梅勒在内的多座高峰。曾经的群山峻峭，如今变成了荒芜的平原，仅存菲利普·罗斯这惟一的泰山北斗—20世纪下半叶持续至今的美国小说黄金时代已经进入尾声。
兔子四部曲是厄普代克的代表作，也必将是他的。在这些书里，一些超现实的、形而上学的内容贯穿其中。这些内容蕴含在所有的情节中，不论其平常还是离奇；展现于文章所有涉及到的领域里，包括劳动、、退休以及论及最多的。这些内容，有时隐言讳语地藏于句中，有时又是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公然表露。
在四部曲的第一部《兔子，跑吧》中有一个情节：年轻的主人公，前篮球运动员—如今的排字工人哈利在与小镇上的鲁斯交欢的时候看到窗外有人去做礼拜，他们停止反而开始了一场关于是否存在的。与作家贝娄一样，厄普代克是一个能够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到轻松转换的大师：从第一到第三人称叙事，从比喻丰富的文学散文到通俗文学，从细节描写到总结概括，从事实到抽象，从悬念制造到喜剧幽默。为了达到自己的特定目标，厄普代克给自己设计了一种叙述风格：语气强烈，多用一般现在时态，行文迂回。行文需要的时候，厄普代克随时可以从哈利心中的视角，或者从被他的妻子詹尼斯的角度，抑或从替他受过的儿子内森的视角转换，并运用相应的写作风格。这一经过认真雕琢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一种关于的假想，这些假想更多的是来自厄普代克而不是哈利；这一写作风格也能够表达出犹太民族的各种诙谐观念，这些观念更多的是来自哈利这一人物而不是厄普代克自己。
这正是兔子四部曲的伟大之处。厄普代克曾经说过，兔子四部曲这些书只是观点表述的一种而已。这当然是很典型的自谦了，但也是真理所在。主人公哈利的受教育程度只有中学而已，他的观点会因为各种、以及好胜心而进一步受到。然而借哈利这一角色也体现了人们关于美国战后焦虑、感以及对经济繁荣的思索。为了使这成为可能，就必须设计一种可以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模式。
说到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有三本以贝克为主人公的小说也被经常提及。三本书的标题都采用了头韵修辞手法，像兔子四部曲一样，现在被认为是关于一个与众不同的写作天才的三部曲。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美国犹太作家亨利·贝克，亨利经历了事业的上升、急剧衰退以及再度上升的过程，并获得连亨利这个人物的创造者厄普代克都未曾获得过的诺贝尔文学。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情节，亨利开始逐步那些一生都在他的者：凭着一个有毒的信，以及在拥挤的地铁站台上轻轻一推就毫无障碍地解决了两个人。为了解决另外一个者奥兰多·科恩，贝克乔装打扮了一下，披上披肩、戴具、带上了枪和消音器，和他身着紧身衣的同谋，也就是他当时的情人，一起爬上防火梯。奥兰多·科恩患有肺气肿，他的野心是成为美国文学的“最终裁判者”，但他“在评判里给贝克一个，哪怕是一个极小的”。
当贝克他们看到科恩时，瘦小虚弱的科恩正用吸氧罩在吸氧，大腿上放着一本《瓦尔特·本杰明选读》。这正是喜剧笑点所在：一种极致的黑色幽默，并不能者们，科恩在死前几分钟读的不是贝克的著作，因为贝克的书没有真正理解美国。贝克没有懂得美国的核心实质上是，最初的殖民者认为带他们来到了一块乐土，引导他们为而战。
贝克没有找到那块荒原，因为他的创建者厄普代克很久以前就把那块荒原划为他自己的领域了。那片荒原就是《罗杰教授的版本》中的荒废的市中心地区，这位教授在这风景区上闲逛了30页的篇幅，而这30页的篇幅是整个作品中最好的描写之一。这片荒原是小说和故事里的核心：在商场里，于电视的小孩，垃圾食品，际的郊区，无情的，对苦乐参半的婚姻的狂热追求，混乱的离婚以及受伤的小孩。
那片荒原能够在厄普代克全部的作品之中被和触及：在于厄普代克全部作品之中的那些超现实的、形而上学的内容之中；在那些日益消退的教虔诚感之中；或者在那个改变了本性的郊区居民扫视着远方的电话线，发觉春天越来越近了，随即产生一股眨眼间就消退的莫名兴奋的那一个瞬间；或者存在于兔子哈利参加社交网球比赛的那个场景—哈利一边等待比赛一边思考着死亡的逐步到来，并且着对朋友们的友情，以及对环绕着他的树梢的喜爱…… 但是他说不出这是棵什么树，从没读过书，什么都不知道，仅仅觉得自己的生活俗套而乏味。
在他的作品中，厄普代克善于利用“抖包袱”来制造喜剧效果。而故意使用“不恰当”的比喻所能带来的滑稽可笑的效果，常常令这个伟大的作家不觉“技痒”。例如，一个小孩如同“瓶塞钻”一样钻在父亲的臂弯里；一对新婚夫妇像“剑兰”一样相互珍爱。当60年代的犯罪风潮席卷哈利的婚房时，家里来来了不速之客，深夜里，哈利不得不屏住呼吸与他的新婚妻子欢爱，厄普代克描绘到，“那些房间是一颗瑟瑟跳动的心脏的不同心室”—这是一种用抑扬五音步修饰的美妙的观察。而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在用宽容和热情去洞察人性，用微笑传达赏识。
厄普代克的创作丰富多样，其价值在未来数年内都很难完全估量。长期以来，我们时刻期待着厄普代克的新作，也许是小说，也许是散文，抑或市井故事也未曾可知。但是，从来都没想过这样的期待会在某一天戛然而止。没错，我们已真的失去了他。那个具有超人天赋，的工作伦理，生活中沉默寡言却心地善良男人再也不会为我们写作了。他极富个性、学富五车、大方、不卑不亢。他会为以寄回信件作为对来信的回复，同时他也会为此行为道歉—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桌面的整洁。
与其作品展现出来的内容不同的是，生活中的厄普代克深爱着他儿孙满堂的大家庭。因此，为什么不让他作品中最年幼的一个人物代他致谢呢？
当亨利·贝克踏上的诺贝尔领台致答谢词时，领着他一岁大的女儿。整个致辞过程中，小女孩不耐烦的扭来扭去。致辞结束了，小女孩“伸出一只手，像要采摘一朵肥嫩的金属胚芽那样，用那微弯的、沾满了口水的手指去摆弄麦克风。贝克感受着小女孩头顶的热气，嗅着热气中裹挟的浓浓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