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一种选官制度。它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善于宋，而延续至元、明、清，先后经历1300年之久。宋代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太祖创立的殿试制度，使分级考试逐层选拔臻于完备，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贡举后，进士科成为科举中唯一的科目，不但为同时代的辽、金所仿效，而且为后来的元、明、清所沿袭。同样，宋代福建莆田（时称兴化军）在其科举史上是一个辉煌的里程碑，可以说达到了顶峰。有宋一代，莆田虽偏居福建东南沿海一隅，但科甲鼎盛，俊秀如林，名扬天下，有“文献之邦”的美誉，成为无可争议的科举文化发达地区，使莆田从唐以前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地区一举跃升为人文荟萃之地。
据刘海峰、庄明水的《福建教育史》统计，两宋319年间共举行118次进士考试，录取进士约39000余人，其中福建籍进士7000多人，名列全国第一。而区区只有3个县的兴化军却举进士1014人，诸科、特奏者等742人，为福建进士总数的25%，占整个莆田进士总数（自唐至清2375人）的74%左右。这就是说，宋代所取进士中，每39人中就有一个是莆田人。难怪一代名相王安石会发出赞叹：“兴化多进士。”另据《宋史地理志》卷八十五和明弘治《兴化府志户口志》卷十的统计，当时兴化军的人口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5%，但考取的进士数却占全国进士总数的4.5%。正如邑人北宋家蔡襄在《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中所言：“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所以，无论从考取进士的绝对数来看，还是按照人口比例考取进士数而言，宋代莆田科举考试都居于福建乃至全国前列，兴化军科甲鼎盛由此窥见一斑。
宋代殿试，以考试成绩决定等级，唯进士前十名奏请最后确定。进士一般分为五甲（等），第一、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在莆田考取的1000余名进士中，获等级较高者众多。据明代朱希召编的《宋历科状元录》载，宋代生出118名文状元，其中有5名籍贯不明。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状元中，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了5名，即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1/4多。这些状元及第者入仕后，在文学、政事等方面作出相当的成就，并担任重要职务。如郑侨、陈文龙官至副宰相，参与执掌朝政；徐铎则仕至尚书，着述甚丰，留有《文集》三十卷、《易谈》二十卷、《群书总要》一百卷等；黄公度更是诗文词赋兼备，有《知稼翁集》十一卷、《知稼翁词》一卷。时人称黄公度文“典重温雅，如其为人” ；赞其诗“格律森严，兴寄深远” ，“自成一家” ；说他“以文章魁多士，有盛名于时，胸中洒落，议论宏壮” 。后人也对其词推崇备至，说是“气和韵雅，得味外味；人品既高，词理亦胜” 。此外，在众多进士中，获榜眼的有6名：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师、陈俊卿、黄艾；“以赋魁天下者”6名：郑厚、刘夙、林旗、吴锡畴、叶大有、郑泾甫；“为别试所第一”3名：宋椿、林虑、林益严。
宋代是莆田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入仕者官居高位更是莆田科举文化的一大特色。终宋一代，莆田人在《宋史》中立传的有39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24名。出仕官员中位居宰相者3人：蔡京、叶颙、陈俊卿；执政者7人：蔡卞、蔡攸、龚茂良、郑侨、陈卓、陈文龙、黄庸。《宋史宰辅表》称：两宋期间，居相位者133人，位执政者482人。“执政”指的是副相和枢密院使（含知、领、权等）。官至六部尚书者13人：叶大有、蔡洸、徐铎、蔡翛、陈居仁、林大鼐、刘克庄、刘榘、方应发、方大琮、卓得庆、薛元鼎、林英；侍郎者15人：蔡襄、方会、许敦仁、苏桦、傅义夫、宋棐、林光朝、陈谠、黄黼、黄艾、余崇龟、刘弥正、赵时愿、林彬之、陈彦回。正如时人《仙溪志》所记：“宋世异人辈出，甲于他邑。庆历之谏臣，元佑之君子，乾道之相业，其人物之懿，真足为国家麟凤，皆邑之奇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