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赴哥本哈根大学附属国际交流学院北欧文学，2000年起在荷兰莱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4年回国入职深圳大学，从诗歌研究、文学理论，到拉什迪、比较文学，度的研究方向丰富了张晓红的治学历程，也开拓了她度的学术人生。其博士论文The Invention of a Discourse曾被海外汉学家称赞为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力作。除了专业研究，张晓红在翻译上也多有建树，出版过《的梦幻池塘》《阐释历史：欧洲语境中的荷兰文化》等多部译著或合译著作。近日，围绕自身的学术研究历程，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张晓红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专访。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迄今为止，您的学术研究方向涵盖外国语言学、诗歌研究和比较文学三个领域，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转变过程？
张晓红：本科我在湖南师范大学读英语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实际上是偏文学的。在考虑硕士专业方向时，我想做一些尝试和改变，故选择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这个方向偏应用语言学。我的硕士论文是从语用学角度比较《圣经》和《论语》，这样也为我选择比较文学作为博士论文研究方向作了铺垫。可能我不是一个很安分的人，总是想求新求变，所以我的专业方向一直在调整。至于最初我会选择英语专业，是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语言能力比较强。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都比较突出，所以老师特别器重和栽培我。由于老师的这一份偏爱，我就选择了报读英语专业。这么多年走下来，一直都没有离开英语这条线。不管是选择文学还是语言学，都是在英语世界里面徜徉。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赴哥本哈根大学附属国际交流学院之前，曾经有4年时间在语言大学英语系教书，期间您已正式确定自己的学术追求了吗？
张晓红：我硕士毕业后去了语言大学工作。虽然工作不错，待遇也不错，但一直找不到方向，因为我之前对学术的追求并不是很强烈、很专注。可是当我工作两年之后，我遇见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荣誉杜威·佛克马，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界的老朋友。我陪同佛克马先生出席高校的和学术会议，并担任翻译。通过与大师近距离的接触和交流，他发现我有慧根，鼓励我有更高的追求。后来，我被学校选派到丹麦北欧文学和欧洲艺术史。当我完成了丹麦的学业后，突然就生出一种强烈的内在愿望，想从比较文学视角做研究，这样就可以圆了我少年时的愿望。我少年时就喜欢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诗歌，时隔十几年终于可以重拾我的诗歌梦想，于是我就在丹麦申请到荷兰莱顿大学攻读博士，界上最诗情画意的大学城开始了又一次逐梦之旅。
张晓红：我在汉学家柯雷教授、跨文化研究专家米尼克·斯希珀教授、文学理论大师杜威·佛克马教授三位导师的联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现在不管是指导研究生还是博士生，我都会把在欧洲接受的学术训练，结合当下中国的学术语境，加上自己的人生体验教授给他们。但治学的根本方法都是没有变的，首先是治学的严谨性，我对硕士生论文的要求近乎苛刻，小至标点符号和用词的准确性，大至论证的逻辑性和框架的扎实。相比从其他国家的海归博士而言，可能我的学术意识会更强一些，这些都是得益于我在欧洲所接受的非常扎实深厚、跨学科、重思辨的学术训练。我就读的研究院是一个的研究机构，不同领域的博士生，包括社会学、考古学、人类学、文学、语言学等，都聚集在院里，每隔两周会有博士沙龙，每个月会有博士大讲堂，邀请世界一流的学者来开讲。长期这样耳濡目染，打破学科壁垒，跨越学科界限，对我此后的学术人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对于尝试新的研究项目和研究领域不发怵，比较容易上手。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2008年出版的《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是您的学术代表作之一，您在书中对女性诗歌的内涵和外延都做了哪些界定？
张晓红：这本书跟我的英文版博士论文有很多重叠，由于2004年做博士论文答辩时所收集的一些材料失去了时效性，于是我在2008年做中文版的时候，做了更新内容，包括一些新的思考、视角和补充。我对女性诗歌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在学术语境中，我所理解的女性诗歌，是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当代女性诗歌书写和表达。在这本书中，我的研究范围主要是1985年之后的女性诗歌。我认为1985年之后，中国拥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女性诗人，她们当中的佼佼者首推翟永明，她一直保持非常旺盛的创作力，而且从国内外影响力来讲，都是当之无愧的。除了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王小妮都是闪亮的星星。
我的研究视角与其说是把她们看成一个个个体诗人的话，不如说是把她们看成是松散联系的诗歌群。徐敬亚在主持“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并主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时，并没有对女性诗人进行划分和界定。我更倾向于把女性诗人看成若隐若无、若明若暗的松散联系的诗歌群体。我研究的女性诗歌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具有女性和身体特质的文学话语，它的运作机制是怎样形成的，具有怎样的语意特征，又有怎样的句法特征，所以我研究的是女性话语，而不是单个诗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2004年入职深圳大学后，您的研究方向又发生转变，至今主要专注于比较文学。您选择来深与此有关吗？
张晓红：中国比较文学相对于欧美来说，起步比较晚，距离成为一门学科还有很远的距离。欧洲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就已经发展成了一门比较的学科，从学科史角度来说，欧美要比中国早了将近百年。中国比较文学慢慢建制化发展，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得益于钱锺书、季羡林、翰这一批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的大力推动。由乐黛云先生牵头，1985在深圳大学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个起点。我选择到深圳大学工作，是为了寻梦、寻根。虽然说柯雷是我的导师，但对我影响最深刻的是佛克马。佛克马是一位比较文学大师，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的人，生前一直和中国比较文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佛克马的影响下，我其实怀有一个比较文学的梦想，所以博士毕业后就回到中国比较文学的根——深圳大学来寻找我的梦想。我回来后，一直参与深圳大学有关比较文学的教学工作，在研究方面也有意识地从原来的比较单向度的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转向比较诗学。这些年来，我发表了不少有关比较诗学的论文。
张晓红：非常有优势。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几代中国比较文学学人都有一个梦想，争取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主办权。从上世纪十年代开始，我们做过多次努力。2016年7月，终于拿到了2019年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主办权，届时将由深圳大学承办。这也将是在中国首次召开国际比较文学领域的“奥运会”，三年一度，每次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执行委员来投出下一届主办国和主办方，这是第一次花落深圳，也是与深圳大学在比较文学领域的建树，以及深圳大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祥地有关。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近年来，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成为众所关注的议题，您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可以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晓红：我想说明的是，我们已经超越了早期对理论的亦步亦趋和简单模仿的阶段。如果说现在还在谈比较文学，它一定是具有中国立场和中国视野的比较文学，一定是一个同时要观照东两大文明体系的比较文学，因为欧洲中心主义或说中心主义的比较文学已经被学者宣判死亡。在学者大呼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其实东方学者，尤其是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学者了比较文学，使比较文学获得了新生的力量。现在整个比较文学界有两大热门话题，一是世界文学的研究，一是世界主义的研究。中国迈入新时代，我们更加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这包含了比较文学的一些思想元素和思维火花，走出去必然会涉及中外文学交往，这种交往就会产生互相的认同、碰撞和冲突，这就是我们比较文学所研究的课题。
张晓红：我在深圳找到了沉下心来从事学术研究的感觉。很多人都误以为深圳是文化沙漠，没有人文土壤。我反倒认为，深圳是一块文化绿洲，因为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给你温暖的力量，让你能够心无旁骛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每个人都很忙，有自己的生活轨迹，可以随着自己的心做事。所以，我一直认为，是深圳这块福地给了我的理由，我心中的灯塔就在深圳。（记者 魏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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