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长期尊奉“不结盟”为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印度是不结盟国家。然而，近年印度与不结盟运动明显拉开距离，与美国的战略与安全合作则明显升级。印度是否已放弃不结盟政策?印度还是不是不结盟国家? 这是当前印度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争论的问题。
笔者通过对印度外交和大国关系的历史性梳理发现，印度外交从未囿于不结盟原则，而是根据国家利益需要灵活选择结盟或不结盟，即便是在印度高举不结盟大旗的冷战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印度与苏联仍结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
印度不结盟政策的调整存在两个突出的规律性现象：一是，这种政策调整都与超级大国和印度的主要对手———中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二是，当印度偏离或不结盟政策时，新德里都恰好有政治强人在执政。
当前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而印度的影响和作用因其崛起步伐加快也正在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因此，准确把握印度不结盟政策的本质与，无论对预测印度未来的对华政策方向，还是对预测国际体系的演变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外交一直以其鲜明的“大国主义”强硬作风为所知，除了国家实力和国际的变化等因素之外，文化尤其是东正教文化及其核心教义“弥赛亚意识”，对俄罗斯外交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它带给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这影响了他们对其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的判断，恢复大国地位一直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在“弥赛亚意识”的作用下，俄罗斯人天生具有一种人物的心理和对政治的惯性，这种特有的文化心理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决策机制，使其总统在对外决策上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弥赛亚意识”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稳定成分。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民族复兴和东正教的回归，“弥赛亚意识”必将越来越深入地作用于俄罗斯外交。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指出，国际联盟面临的共同外部程度及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结盟大国是否履行安全承诺的主要原因。现有理论没有充分讨论上述两个基本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结盟大国履行联盟承诺的影响。本文提出，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是解释其是否履行联盟承诺的必要条件。
本文选择了现有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的经验现象，检验了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对其履行联盟承诺的影响。本文选择了1936年法国法苏同盟承诺和1939年意大利履行德意同盟承诺两个案例，作为控制变量和理论检验的经验基础。依据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档案，本文提出，1936年英法结盟的前景是法国对苏联安全承诺的重要原因；而1939年除之外意大利没有再结盟选项是其履行对安全承诺的重要原因。
分析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与其是否兑现对联盟承诺的关系，有助于权衡当前结盟前景对中国安全战略的影响。
最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明显出现了用“对冲”概念来替代“制衡”和“”的尝试。本文认为，在分析大国政治中的“对冲”行为时，不应将其视为“制衡”和“”的替代，而应把它看作一个不同序列的现象。
与描述大国应对体系层次力量的“制衡”和“”行为相反，“对冲”指涉的是在单元和地区层次上展开的国家间事务。对关系的分析可以支撑这种理解。
在对抗单极和应对其他全球性政治问题上出现了战略性一致，但是这种战略通常不同于纯粹的双边关系，而且也不同于针对特殊地缘所采取的政策。
关系在这两个层面上的性质———两国在制衡单极的同时与对方展开对冲———意味着它们的全球性战略行为与地区性双边互动从属于将这两种行为推往不同方向的要素。前者是对体系层次压力的反应，而后者是多个单元层次因素所导致的结果。
亚力山大·科罗廖夫(AlexanderKorolev)，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为导致更替的社会运动，“颜色”与“阿拉伯之春”从发生以来便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运动中不同国家的命运出现了许多差异。
之前的研究主要是立足国内的性质、力量的特征以及国际政治因素等方面进行探讨，忽视了导致的多重径。
本文对上述两次社会运动浪潮中14个国家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表明，发生的条件组合具有相互平行的径，其中大规模人群作为必要条件存在。
结果表明，崩溃的径具有多样性，且结构性因素、组织动员能力、所处的国际政治以及特定的时空场域都会对的命运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