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些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管理者和发展商的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不同的人群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或者忧虑，或者恐慌。...
这些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管理者和发展商的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不同的人群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或者忧虑，或者恐慌。更为严重的是，对房地产投机的巨额利益，也正在促使企业大举进军这个产业。
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隐忧，而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
正因为如此，有关部门有足够的理由担忧房地产市场。前面有日本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解体之后，日本经济在此后的20多年里都没有走出阴影。，早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之后又有迪拜世界事件。房地产无疑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紧箍咒。因此，有关部门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多少年来，人们所听到的似乎也只有经济学家的声音，那就是供求关系。但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很简单，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大量的空置房了；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买不起房了。那么，在供求关系之外，还出了什么问题呢？
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 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社会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买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地方往往住房的社会功能，而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至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 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
纵观世界，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的首要考量，其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欧洲一些国家在早期也是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来源，也同样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随着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住房政策，尤其是公共住房政策越来越变成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到今天，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房地产完全属于社会政策，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考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应当指出的是，那些把公共住房仅仅看成是对穷人的救济的福利国家，公共住房也是不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公共住房最终变成了贫民窟。
新加坡是亚洲社会房地产市场发展得最健康的国家。新加坡学习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如果说在社会，公共住房主要是为了社会，那么在新加坡，公共住房是为全体社会的，80%以上的家庭住在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投资是新加坡社会性投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应当指出的是，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居者有其屋”的传统思想。
如果房地产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或者说，如果房地产是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P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则在P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会成为生产（建设）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从而了房地产的公共性。房地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因为其直接关切到社会的空间居住权。同时，房地产也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和和谐。但在P主义构架内，房地产的唯一考量是利润，而非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从技术上说，要遏制炒房和投机并不难，例如可购房的数量、住房居住的最低年限、收取房产税（即使私有财产不可的美国也是征收房产及其房产继承税的）等。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可以非常有效的举措并不符合发展商、投机者和地方的共同利益，没有人会使用这些技术来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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