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会成为生产（建设）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从而了房地产的公共性。在P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会成为生产（建设）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从而了房地产的公共性。
这些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管理者和发展商的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不同的人群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或者忧虑，或者恐慌。更为严重的是，对房地产投机的巨额利益，也正在促使企业大举进军这个产业。
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隐忧，而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
正因为如此，有关部门有足够的理由担忧房地产市场。前面有日本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解体之后，日本经济在此后的20多年里都没有走出阴影。，早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之后又有迪拜世界事件。房地产无疑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紧箍咒。因此，有关部门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多年来，尽管有关部门也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但一旦当房地产遇到危机时，必出手相救。金融危机之后，出台的庞大应付危机的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经济。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房地产这种的局面呢？更深一步讲，症结的原因已经转向了土地供应市场。的确，就土地而言，长期以来，存在寡头式垄断，土地的供应量。同时，现有制度也阻碍着竞争性土地供应市场的形成，由此提高了土地价格，为了消化高价土地，发展商就抬高房价。这似乎很合乎经济逻辑。
多少年来，人们所听到的似乎也只有经济学家的声音，那就是供求关系。但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很简单，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大量的空置房了；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买不起房了。那么，在供求关系之外，还出了什么问题呢？
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社会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买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地方往往住房的社会功能，而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至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
纵观世界，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的首要考量，其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欧洲一些国家在早期也是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来源，也同样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随着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住房政策，尤其是公共住房政策越来越变成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到今天，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房地产完全属于社会政策，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考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应当指出的是，那些把公共住房仅仅看成是对穷人的救济的福利国家，公共住房也是不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公共住房最终变成了贫民窟。
新加坡是亚洲社会房地产市场发展得最健康的国家。新加坡学习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如果说在社会，公共住房主要是为了社会，那么在新加坡，公共住房是为全体社会的，80%以上的家庭住在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投资是新加坡社会性投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应当指出的是，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居者有其屋”的传统思想。
如果房地产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或者说，如果房地产是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P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则在P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会成为生产（建设）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从而了房地产的公共性。房地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因为其直接关切到社会的空间居住权。同时，房地产也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和和谐。但在P主义构架内，房地产的唯一考量是利润，而非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这样，无论哪个角色，、发展商还是投资者，都想从房地产那里获得巨额的利益。如今在房地产投资过程中，带有极大的投机性。一些投资者甚至仅仅是为了投机。当房地产被投资者或投机者所操控时，其和大多数社会的实际需求就没有了任何关系。（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投机性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毫无关系上。）
P主义盛行，有关方面就很难推出有效的房地产发展政策。因为房地产的唯一目标是“钱”而非社会大多数的需要，则房地产市场呈现出过度的性和投机性。在了大多数社会的居住权的同时，各地的房地产不仅向国内的“炒房团”，而且更向国际资本。
从技术上说，要遏制炒房和投机并不难，例如可购房的数量、住房居住的最低年限、收取房产税（即使私有财产不可的美国也是征收房产及其房产继承税的）等。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可以非常有效的举措并不符合发展商、投机者和地方的共同利益，没有人会使用这些技术来房地产。
很显然，就房地产而言，中国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房价泡沫一旦破灭，总体经济就要遭殃。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居住权。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大多数人非常认同居者有其屋这一说法，年轻人普遍认为幸福和房子息息相关。这两方面的后果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在国家，房地产从经济政策演变成为社会政策是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推动的。未来一定也要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促使房地产政策的有效转型吗？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郑永年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本文经微信号IPP评论（IPP-REVIEW）授权郑永年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本文经微信号IPP评论（IPP-REVIEW）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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