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今年是北大国发院（前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成立三十周年。国发院走到今天，能在教学、科研、智库等领域有所成就，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离不开师生校友的接力开拓，风雨兼程，以及的与鼎力支持。值此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启动“我与北大国发院（或我与CCER）”主题征文，欢迎师生校友和伙伴不吝赐稿，通过您的文字，让更多人一起走进那不曾褪色的岁月。本文作者为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教授、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原副校长）、汇丰商学院创始院长海闻老师。全文分为上下两部分，此篇为下篇。
20世纪90年代，虽然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但全国教育经费非常有限。在985工程启动之前，大学的工资待遇和科研经费都不足，很难吸引国际高端人才，也很难从事高水平研究，甚至有不少高校教师纷纷“下海”经商。CCER成立的最初几年，主要靠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但是，他们的支持都有限，福特基金会只对每位回国的全职教师提供两年的资助（Returning Scholarship），世界银行也只是提供给访问学者的研究经费。为了CCER的可持续发展，林毅夫努力在筹款，而周其仁更主张靠自己创收。我作为主管行政和财务的副主任，自然也关心CCER的财务问题，也开始组织暑期的短期培训。
1997年初春，办公室主任利跟我讲，美国有一个学校希望跟我们谈合作，在中国办MBA。我在美国任教的经济系是在大学的商学院里，自然知道MBA的情况。当时国内高校的MBA项目并不多，与国外合作的几乎没有，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好机会。于是，我就请利安排跟他们见面。
不久，美国纽约福坦莫（Fordham）大学商学院院长恩斯特、MBA项目主任安东和他们请的一个华人刘教授一起来到CCER的致福轩，接待他们的是我、胡大源、利。我询问了他们合作的具体项目、主要目标、师资队伍、财务安排等，介绍了我们的师资队伍和办学情况，表达了我们的合作兴趣，也坦率地说明了一些条件。由于我也在美国的商学院任教，对美国的学校比较了解，双方又直接用英语讨论，会谈非常顺利。他们原来还准备访问几个大学探讨合作意向，跟我们谈了以后，恩斯特院长当场，“我们不跟别人谈了，就希望跟你们合作”。于是，我们又就启动双方的合作程序讨论了分工，并制定了一个时间表，争取98年就招收第一批学生。
没想到，跟福坦莫大学的合作竟遭到了一些非议，认为北大不应该跟非一流的大学合作。我认为当时的合作很有必要，基于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当时国内MBA教育也刚刚起步，引进美国大学MBA教育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商学教育，但当时的国际一流大学根本不可能对中国感兴趣；第二，福坦莫大学的在职MBA教育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他们有一个包括乔治城大学、学院、大学、圣易斯大学等全美26所大学的商学院联盟，这26所大学都可以轮流派老师来授课，这对于项目的可持续性非常重要；第三，CCER需要发展，需要新项目、新学生、新的资金来源。跟福坦莫大学的学位合作项目对CCER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且现实可行的选择。
跟福坦莫大学商学院合作的基本意向确定后，胡大源和利就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工作。从CCER到学校，再到教育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跑过来，一个公章一个公章盖上去。申报过程中有幸得到了时任外事处处长及主管外事及教学工作的常务副校长迟惠生的大力支持，最终在1997年12月24日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的正式批准。这是第一个获批在举办的美国大学的MBA学位项目。这个项目的正式名称为“Beijing International MBA”, 简称BiMBA，中文为“北大国际MBA”。
1998年是大学建校100周年，我们决定把BiMBA项目的启动作为校庆的一部分。经过积极的招生和筹备，第一批MBA学生顺利入学，6月9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当天，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了北大，BiMBA作为中美教育合作的之一，邀请了时任美国商务部长威廉·戴利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珍妮特·耶伦参加了开学典礼并致辞祝贺。
1999年，国内开始有了EMBA。于是，我们跟福坦莫大学协商后，决定也办EMBA，拿他们的学位，但用中文教学。很快，我们通过面试，招收了108名，并于2000年正式开学。
2000级EMBA学生中，国企、民企、外企的高管或董事长各占三分之一。这些学生都非常优秀，包括被称为证券界“中国最的女人”的财新传媒总发行人兼总编辑胡舒立、掌控全球三分之一的玻尿酸生意的华熙生物董事长赵燕、入选中央部和全国工商联“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的奥盛集团董事长汤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的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凌沛东、时任汇丰银行行长的丁国良，中国电科集团产业部主任刘淮松、现任光大银行的副行长齐晔等。这些人当时在事业上就已经比较成功，但希望能够得到更大的提升，就想来继续学习。不过，他们对学校和项目比较挑剔，面试时就不断询问BiMBA的课程、师资、管理等，弄得我们的面试老师回来说，“今天不知道谁面试谁？”
BiMBA的MBA项目是全英文的，基本上由美方老师教学，EMBA是中文的，主要由CCER的老师上课，课程安排也主要由我们负责。为了办好EMBA，我们还聘了一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博士来担任首届EMBA的班主任。可是，开学不久，学生们对班主任的工作和课程安排都不满意。
有一天晚上，我去学校勺园餐厅吃饭，看到2000级EMBA一批同学也在吃饭。他们看到我好像很高兴，叫我过去跟他们一起吃。然后就开始向我“吐槽”，甚至告诉我，他们在“密谋”。我只好一方面耐心听他们意见，一方面尽力安抚和解释。聊着聊着，一位同学提议：“海老师，你给我们当班主任吧”，立即有几个同学响应。考虑到这是我们第一个EMBA班级，只能搞好，不能搞砸，我就说，“好啊！那咱们一起来把班级搞好，把项目搞好！”在大家一阵欢呼声中，我就任了BiMBA2000级EMBA的班主任。
其实，这个班主任并不是好当的，这些企业家们才不在乎你是谁，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把事情做好。当了班主任后第一次开班会征求意见就遇到了不客气的，虽然听得不太舒服，但回来后也不得不对一些意见进行认真讨论和改进。最重要的，我觉得需要多跟EMBA同学接触，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需求。于是，在首届EMBA班进行素质拓展时，我跟他们一起去了。
我跟学生一样，编在一个小组里，一起爬墙钻洞，一起攀高奔跑。一开始，学生们还说，“海老师年纪大，大家要照顾一下”。没想到，爬墙我比他们爬得快，钻洞我也钻得很利索。几天的拓展活动不仅增强了同学之间的友谊，也增强了学生跟老师之间的感情。晚上聚餐时，几个班会时说话不客气的同学主动来敬酒，还不停地道歉。我说你们没错，我们还得感谢你们，帮助我们把EMBA项目办得更好。
首届EMBA班主任的工作，为后来项目的发展和学生的稳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使我跟首届班的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毕业以后，他们的活动也经常邀请我。2013年11月，北大汇丰商学院大楼落成使用后，2000级EMBA同学专程到深圳来表示庆祝。尽管各位工作都很忙，不少还在国外，但全班70%的同学都来了，是他们毕业后最大的一次。参观完汇丰商学院大楼后，同学们纷纷在大楼里的“添砖加瓦”墙上捐了砖。
BiMBA成为CCER继硕士博士和双学位后的又一个重要项目。为了办好BiMBA，CCER开始招聘管理学的教授，梁能、马浩、张黎等相继入职。福坦莫的杨壮教授也全职参与EMBA的教学和管理。BiMBA在胡大源、梁能、杨壮等的具体领导下不断发展，成为大学商学教育的重要品牌之一。
CCER最初的办公地点在图书馆对面的老地学楼，共两间半办公室。1995年，在林毅夫的努力下，企业家钱果丰、利国伟、蒋震、郭炳联等给CCER捐了约200万港币，用来修复未名湖北的古建朗润园致福轩，作为CCER的办公场所。朗润园原名春和园，原为乾隆第十七子庆亲王永璘的赐园。到了道光末年，春和园转赐给了恭亲王奕訢，改称朗润园。
那次修缮比较简单，主要修复朗润园中的致福轩和前面一进三间房。从1995年10月开始，用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修缮完毕。修复过程中，还发现了嘉庆御笔亲题的匾额“致福轩”三字以及三幅清朝留下的书法墨迹。
CCER成立后发展迅速，周其仁、宋国青、卢锋、胡大源、赵耀辉、姚洋、陈平、汪丁丁、梁能、平新乔等纷纷加入，到1999年成立5周年时，已拥有15位教授、86名经济学硕士博士、1050名本科双学位和辅修学生。致福轩已不能满足CCER的办公需求了。于是，我们就计划学校，将致福轩后面和最前面的古建房屋也分给CCER，由CCER负责筹资修复。同时，把朗润园左侧的区域也划给CCER用以修建教室和办公室。
为了更好地学校，我们专门请了古建设计师，将整个朗润园的古建修复和新建教学科研楼群进行了设计，整个新建部分完全按照原来的古建模式，建成后浑然一体，自然完美。有了设计图纸后，我又根据房地产开发商的经验，花了1万元，请办公室聘人根据图纸做了一个朗润园整体修建后的模型，放在致福轩会议室。林毅夫把这个模型称之为CCER的“红楼梦”。
每次有客人来，我们都会带客人看看我们的“红楼梦”，希望有人愿意资助实现。有一天，林毅夫带来一位企业家、亚陆投资公司董事长万众先生。我们照例请他看了我们的“红楼梦”。万众对此非常感兴趣，详细询问了我们的未来发展计划和“红楼梦”的建设预算。林毅夫就说，整个古建修复和新楼建造大约需要200万美元。没想到万众当场，他可以考虑资助，但要回去跟家人商量后确定。
1999年6月21日，应林毅夫主任的邀请，万众携夫人林女士和父亲再次访问CCER，并就有关资助“红楼梦”的具体问题与我进行了会谈。会谈中，他们根据当时国内建筑工程中出现的情况，提出了两个担心的问题：一个担心“钓鱼工程”，即随着工程的进展，不断要求追加资金。另一个担心“胡子工程”，即工期不断延长，久久不能完工。针对他们的担心，我提出了两点：一、超出预算资金的费用由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自行负责；二、“工程进度方案”和“资金需求计划”制定后立即寄给万众先生，待进度完成后再由万众分阶段支付款项。我们通过这两条措施来有效防止出现“钓鱼工程”和“胡子工程”。他们对我的态度非常满意。我们当天签署了《会谈纪要》，万众同意资助15,667,500元人民币，帮助扩建朗润园，包括修复两栋古建和新建六栋办公楼和教学楼，总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建成后的教学楼冠名为“万众楼”，新建的院子为“万众苑”。
此项古建修复和扩建工程得到了地理学大师侯仁之院士的赞赏和支持，他还亲自参加了2000年5月24日的奠基仪式和开工典礼。
这项工程的建设主要由我和利负责。利每天去工地，尽职尽力。我也经常去。遇到具体问题时，我们共同商量决策。修建过程中，我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了好几个地方，包括增加了两个院之间带有垂花门的长廊、进入万众苑的园林式圆洞门、万众楼前的方砖铺地等。到了装修的时候，我就更加关注了，基本原则是：里面现代化，包括最早引进了地暖和中央空调。外观古典化，不能露出任何现代设备，甚至塑钢窗的颜色也必须跟外面的窗的颜色一致。为了装修风格跟古建风格一致，我还亲自跟办公室的邢惠清一起跑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具城，购买合适的窗帘、吊灯、桌椅等。
在我们的严格要求和古建施工队的积极努力下，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以“万众楼”为主建筑的“万众苑”就修建完成了。季羡林先生亲自为“万众楼”题了字。
2001年10月16日，CCER举行万众苑落成典礼，主任林毅夫教授致辞，向社会表示感谢，大学时任校长许智宏和全国常委会时任副委员长许嘉璐莅临典礼并讲话，国家部委领导、大学时任党委闵维方及其他领导、全国各大学经管院系代表、知名企业家等400余人参加了典礼。
“外古内今”的“万众苑”建筑群不仅为CCER提供了独具中国古建特色的教学科研场所，也为大学未名湖北的后期建设树立了标杆。从此之后，学校，未名湖以北的新建筑一律用古建模式。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互联网开始发展起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用来普及经济学的重要手段，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让边远地区和普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接触到现代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
1998年秋，在CCER的IT部门李志义等同事的协助下，我们创办“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英文是China Economics Network，简称“CENET”。我提出了网站的主要栏目，李志义负责技术和网站。最初的栏目有“经济学院系”“经济学家”“研究机构”“论文检索”“学术著作”“网络”“最新动态”“综合论坛”等。网站后来又开设了“校园传真”“学界动态”“论坛精华”“来稿选登”“讨论稿”“书刊博览”“学刊速递”等共37个主要栏目。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作为一个教育和学术平台，最初几年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如林毅夫、杨小凯、茅于轼、、黄有光、樊纲、周其仁、易纲、陈志武、田国强、李稻葵、白重恩、龚六堂、宋国青、谢丹阳、洪永淼、平新乔、蔡昉、韦森、王一江、文贯中、姚洋等都先后应邀在网站做客，与各地学子在线交流。注册会员最多时达60余万人，日访问量突破7万。在电脑和网络还没有普及的时代，这已经常了不起了。2001年后，CENET成为中国经济学年会的网站。
一个公益网站的建立、、管理、更新等，需要很多资金和人手。工作人员主要除了IT办公室的2名正式职工外，我们还招募了一批学生，其中很多是CCER的硕士研究生。各个栏目的版主则由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担任。远在新疆工作的本力（网名“北望”）版主工作非常出色，2002年我面试他以后，请他担任网站的主编和总版主。2014年，“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搬到了深圳，由汇丰商学院负责运营，本力也因此全职来到汇丰商学院工作。与当时的许多商业网站不同，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团队是有共同兴趣和感的一批人，聚在一起，共同为普及现代经济学而工作。
现在互联网形式发生了很多变化，移动互联网非常普及，知识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多以微信推送的形式。但是，“骨灰级”的“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依然存在！2018年，在网站建立20周年之际，我们邀请了当年的一些工作人员、版主和志愿者一起纪念了一下。大家表示，这个网站一定要继续下去，下一个目标是成为“化石级”网站。
百度百科上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的介绍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由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教授创办于1998年8月，网站于1999年1月1日正式试运行。2000年5月30日,为了配合网站系统更新及正式推广，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专门做了一次题为‘经济学与网络时代’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林毅夫、海闻等教授作了专题”。“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简称CENET）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经济学教育科研专业网站，其旨是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工作者和有关学生、官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其他经济学相关人士提供一个经济学的网络平台，通过网络途径为发展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做出贡献。”
在美国，有个“美国经济学会（AEA）”，每年召开盛大年会。年会上不仅有数百场学术，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还有很多学校和机构招聘经济学博士的面试。每次年会都有数千人参加，是全球经济学界的年度盛会。回国后，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创建这样一个平台来促进国内外经济学家的交流合作，提升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水平。
2000年夏天，CCER一年一度的战略研讨会在八达岭举行。老师们在长城上席地而坐，讨论CCER未来10年的发展。在这次“长城会议”上，我提出了从2001年开始举办“中国经济学年会”的。我的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一些同事觉得用“中国”的名头太大，可能会引起其他经济学科研教育单位，尤其是社科院的不满。也有人觉得中国举办这样的年会条件还不够成熟。还有人提出不如举办“朗润论坛”或“致福轩会议”更现实更容易。但是，我要在2001年举办，用“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名称。理由是，经过2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亦取得了重大发展。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而2001年是21世纪的第一年，也是严复翻译《国富论》100周年，这个时间点不可错过，我们的年会要与世纪同行。用“中国”的名称，是为了搭建的学术平台。我们可以先从全国的高校开始，逐渐将各类经济学科研机构也邀请进来。只要我们出于公心，包容，相信大家会认同这个共同的平台。
我的意见得到了林毅夫的支持。他以《美国经济评论》首刊出了不少差错为例，说明不需要等到十全十美时再启动，很多重要的事可以抢占时机先行动，然后边干边完善。于是，大家都同意了在2001年举办中国经济学年会的意见。
2001年9月初，CCER发布了关于举办“2001年中国经济学年会暨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100周年”活动的通知，欢迎大家提交论文和报名参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共收到了142篇经济学论文。无论是论文质量和数量都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从中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学界希望召开经济学学术会议的强烈愿望。经筹备组学术小组讨论评选，我们选出了56篇作为首届年会的宣讲交流论文。
2001年10月16日至17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如期在刚刚落成的大学朗润园万众苑举行。16日下午举行了开幕式，我主持会议，大学时任常务副校长闵维方致辞祝贺后，西北大学何、复旦大学张军、南开大学周立群分别代表经济学界发言。华中理工大学张培刚教授主持了纪念严复的部分，林毅夫和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巫和懋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大会得到了经管、北大光华、北大经院、、南开、复旦、南大、对外经贸、中央财大等35个兄弟单位的祝贺。
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首次各经济学学院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51所大学经济学院系领导或领导代表与会。会议通过讨论后达成以下决议：一、今后每年召开一次中国经济学年会，时间一般为秋季。二、成立年会秘书处，负责年会的组织工作。三、由秘书处负责组成专家委员会评选年会论文。会议推举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五个单位为秘书处首届单位，并选举我为首任秘书长。
会议期间，有人提出了我们组织会议的“性”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也不知怎么回答。好在当时整个社会比较，年会也得到了大学校方的支持，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合情的学术活动，没有因为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
年会的第二天主要是学术论文讨论。56篇论文分成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制度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卫生经济学、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等11个领域的16个分会场。茅于轼、余永定、蔡昉、盛洪、邹恒甫、李稻葵、任若恩、李善同、陈胜、许宪春、王则柯、左学金、李子奈、李庆云、钟甫宁、盛斌、张军、钟笑寒、樊丽明、韩立岩、杨瑞龙、李维森、贺力平、史晋川、丁剑平、李晓西、张二震等经济学者和CCER的各位教授们都参与了论文宣讲、论文评论、会场主持等。
毫无疑问，首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获得了的成功。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一直成功地办下去。为此，年会成立了理事会，创始理事单位是北大、复旦、南开、西北、厦大5家，以后每年根据院系申请和在年会的表现，经理事单位投票，增加1至2名理事单位。目前，经济学年会共有43家理事单位。每个理事单位每年缴纳1万元（现为2万）的会员费，用于秘书处的运营，包括年会论文的评审和组织协调工作。年会的举办，则采用“奥运会”的模式，由各个理事单位或有意成为理事单位的学校申办，主要费用由申办学校负责。为给年会的筹备留出充足的时间，我们会在当年的年会上决定未来两年的年会主办单位。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年会已经成功地举办了23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
年会最初只设立了秘书处，随着理事单位的增加，机构进行了调整。在2007年理事会上，决定设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理事长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各理事学校经管学院院长均为副理事长。当年的理事会上，我被选为首任理事长。CCER的巫和懋担任了秘书长。
2020年，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大学汇丰商学院举行。同时，理事会换届，我不再担任理事长。经理事单位选举，时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的姚洋担任第二任理事长。为表彰我对中国经济学年会创办和发展的贡献，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理事会决定，年会设立“海闻”，邀请杰出经济学家发表有关经济学前沿领域的。首届“海闻”的者是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
对于“海闻”的设立，我一方面感谢理事会各位同仁对我20年工作的认可，另一方面又对自己没有实现把中国经济学年会办成国际重要的学术盛会的目标而感到惭愧。
CCER成立后，我们就开始招收硕博研究生，招生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全国统考。如何能够通过推免的方式招收到更优秀的学生呢？2000年春季，围绕这个问题，几个教授进行了讨论。陈平提出，搞经济学的“奥林匹克竞赛”，从中挑选优秀学生。作为物理学博士，他很自然想到了理工科的做法，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很难提供一个标准答案，也很难通过另一场有标准答案的竞赛和考试来挑选出更优秀的学生。
这时，我想到了在美国曾经听说过专门为优秀学生举办的“夏令营”，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优秀的学生通过夏令营加强交流，得到更大的提升。于是，我就提出来举办“全国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的，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我们说干就干，立即开始筹备当年的夏令营。当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将全国高校最优秀的学生聚集在一起，让他们了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中国的实践。通过他们进一步扩大CCER的影响力。因此，我们最初的夏令营中也包括了很多普通高校（即非985或211大学）经济学院系的前一两名学生。二是通过夏令营为CCER的硕士研究生项目选拔最优秀的学生通过保研的形式进入。
2000年7月17日至22日，CCER举办的首届“全国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十几所大学的34名同学参加了这次夏令营。
报到的当天晚上，学生跟正好来访的中央研究院经济学家共进晚餐。无论对的学者还是对这些学生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经历。第二天的开营典礼后，林毅夫做了“中国经济专题”的并与学生们进行了讨论。第三天主要是学术讨论，由陈平、平新乔介绍“世界经济学理论前沿”，由汪丁丁介绍当时很热门的“网络经济”，并让学生们到CCER的机房上网操作。这对大部分学生来讲也常新鲜的体验。第四天由卢锋和姚洋向学生介绍如何做研究，然后去了中国人民银行参观和听易纲关于“中国金融”的。2000年也是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WTO）的最后阶段，大家都很关心，我就给学生们做了一个有关WTO以及入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
夏令营期间，我们还组织学生们参观了一些企业，与CCER在读的研究生和CCER Club的双学位本科生联欢，去郊外旅游。这些、交流和活动，让夏令营的学生们眼界大开，在经济学领域里继续深造和探索的心情大增。在最后一天的汇报中，每个学生都谈了他们参加夏令营的体会，对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理解。CCER的教授们都参加了最后一天的汇报，同时也对每个学生进行了考核，最终录取了十几名同学作为2001级的硕士研究生。
从2000年开始，CCER每年举办“全国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但逐渐变成只用来招生。不久，北大的其他经管类学院也开始通过举办“夏令营”招收推免学生。再后来，更多的学校更多的专业开始举办“夏令营”。目前，夏令营已成为全国高校各专业吸引优秀研究生生源的重要途径。
2002年，学校调我担任校长助理，协助校长分管基金会、校友会、财务处的工作。2004年，学校派我筹建深圳商学院。2005年担任副校长，分管北大在深圳的各项事务。随着学校工作的增加，我逐渐淡出CCER的领导岗位。2008年，我正式辞去CCER常务副主任一职，全职到深圳工作。CCER也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
从1993年参与筹建CCER，到2004年创办北大汇丰商学院（原深圳商学院），我在CCER副主任的岗位上全职工作了10年。这是CCER最初创建的10年，也是我回国从事教育工作的第一个10年。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难忘的，我参与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我热爱CCER，热爱CCER的师生，热爱朗润园的一草一木。
转眼，CCER成立30年了。在CCER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国发院”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与管理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国家发展研究的重要智库。在庆祝国发院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衷心祝愿国发院未来30年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