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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作为“文章家”的父亲

※发布时间:2018-9-17 12:21:57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推背图原文”父亲的写作风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旧法划分”, “有韵无韵”。”父亲逝世后,某出版社出版了父亲谈饮食的书,编辑惊叹于父亲带有古韵的文风,称父亲为大文学家。

  “文章家”是称工于文章的人,最早出于柳元《与杨京兆凭书》:“丈人以文律通流,叔仲鼎列,天下号为文章家。”父亲的写作风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旧法划分”,“有韵无韵”。

  完成了《唐振常文集补编》,父亲的文章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可收而未收的。这主要是指他在1940年代前中期编辑《文心》月刊和《燕京新闻》所写小说、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及翻译,以及他在《华西日报》副刊和《华西晚报》副刊《艺坛》所写的文章,年代久远,纸张破碎,字迹无法辨认,虽然文笔优美,但只能割爱。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的大部分文章,时代痕迹甚重,自然不宜收入。编辑父亲文集之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文化界谈起父亲,总说他文章写得好。如父亲为主要执笔人的通讯《钢铁战士——在上海广慈医院里发生的事情》,《新闻业务》1958年第十期发表署名文章说:“这篇通讯是近年来上少见的好作品。它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超越了过去的一些优秀的新闻通讯的水平。”

  “”结束后,父亲写了他的第一篇历史论文《论章太炎》。《历史研究》收到读者来信,赞赏这篇文章文笔优美,我的大学老师许道勋先生说:“《论章太炎》这样的文章我们搞历史的写不出来,你可以不同意《论章太炎》的观点,但你不得不《论章太炎》的文笔。”程兆奇看了父亲的《章太炎吴虞论集》,对我说:“想不到历史论文还可以这样写!”姜义华曾对父亲说:“你写柯灵的文章(指《情真·意真·文真——贺柯灵创作生活六十周年》)可入语文教科书。”施宣圆说,父亲“熔新闻、文艺、史学于一炉,铸就一种独特的文风……他的学术论文有散文的文采和情感,他的散文随笔有学术研究的真知灼见”。熊月之归结为“独特的唐振常文体”。我以为,上述所谈,可以三个字归纳,即父亲是一个“文章家”。

  “文章家”这一提法,最早我是在父亲写王芸生的文章中看到,当时我还有点奇怪,何以有此一家。后来他又在写柯灵的文章中提到,徐开垒特地打来电话,说父亲这篇文章写得好,也是“大文章家”。曾有人问道:“文学家与文章家有何区别?”父亲逝世后,某出版社出版了父亲谈饮食的书,编辑惊叹于父亲带有古韵的文风,称父亲为大文学家。父亲是文学家固然不错,但就此书而言,我以为称“文章家”更妥(顺便提一句,出版此书前,编辑未与我们家属联系,书名起得太俗),编辑显然不知有“文章家”这一提法。

  网上查阅,“文章家”是称工于文章的人,最早出于柳元《与杨京兆凭书》:“丈人以文律通流,叔仲鼎列,天下号为文章家。”后来宋朝陈师道《次韵苏公劝酒与诗》曰:“两生文章家,夙纪鸣蝉赋。”现代则有郭沫若的话剧《屈原》第四幕台词:“我今后要照着这个意见办,我要绝对文章家谈政事。”文章家与文学家显然是两回事,文章家是指文章写得好的人,文学家则是指小说家、散文家,父亲明确指出:“此二者在作家之林,并非都能统一。”很简单,文学家未必是文章家,非文学家却可成为文章家。

  父亲成为文章家,自有其历史渊源。他童年上私塾,老师是家刘洙源先生。洙源先生上课自有一套,绝不按照《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选教,对讲《左传》《史记》则高声朗读,绘声绘色,一字不苟。父亲写作受的第一个影响人就是司马迁。可以说,没有洙源先生与众不同的教育,很可能产生不了父亲的独特文风。后来父亲进入大成中学,一周要上18个小时的国文课,写三篇古文。这些经历,锻炼了父亲读写古文的能力。一年后,父亲放弃一年学历,经过几次考试,考入成都最好的中学成都县中初一年级。在成都县中读书后期,父亲开始接触新文学。后来又在私立蜀华中学高中读书一年,再转入光华大学附中高中二年级。由于初中有较好的基础,他在高中阶段花了大量时间读课外书,读完了当时成都所有中外文学名著,其次读得较多的是社会科学书籍。写作上,他受影响较大的是梁启超。他在此阶段开始写文章,第一篇作品是小说。大学期间,他写得较多的是杂文、散文、短篇小说、随笔等,还做了若干翻译。父亲的写作风格至此已基本奠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旧法划分”,“有韵无韵”。通俗地说,即是文白相间,结合。毕业前夕,老师张琴南先生勉以多写文章,这是他看出了父亲的潜质所在。

  父亲是历史学家、文学家、电影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新闻工作者,手出多面,写过历史论文、小说、散文、杂文、随笔、报告文学、通讯、电影文学剧本、戏剧评论、诗歌,并有若干翻译,涉及各类文体。用他极为推崇的宋朝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的话来说,可说是“文备众体”,读他的文章,可以见诗才、史笔、议论。其散文本身就是诗,散文中亦多史笔,他不仅在历史论文中发议论,其散文亦是精彩的议论纷呈,深具史识,兼融古典与今典。他说:“归根到底,‘修辞立其诚’五个字最重要。不管文长文短,不论是什么体,不拘是学术论文抑或散文随笔,有所为而发,出之以诚,总成敬业之端,可能言有所中。”这可以说是父亲作为一个文章家文备众体的特点。

  父亲撰写历史论文或专著,喜欢夹叙夹议。他的史笔,有性情,有锋芒,有寄托,文字绝不枯燥晦涩。父亲写散文,从不打草稿,文字发乎自然,绝不雕琢。父亲是豪放之人,文如其人,其文字浑厚大气,遣词造句,洒脱老到。他常说:“文章要能读。”他对文学忽略中国文字的音韵性极有看法。不仅文章,父亲对题目都很讲究,他认为“题目无论长短,应该成句,应可诵。现在人写题目太不讲究,文艺作品尤糟。论文题目则多一般化,不成句,在不成句的题目中用‘的’字,更糟,气势全断”。父亲曾说:“散文是什么,文体家可以做出各种论断,我实是未明其所以……现在我无心为散文,每有所作,心里便无一个散文文体的概念,选家不察,往往以散文目之,道理所在,非我所能明。同样一种情况,我写历史论文,因为胸中没有论文的架子(这和学术论文的规范化要求是两回事),写来便觉自如,至于是否野狐谈禅就不管它了。”他还说:“至于文章之体,那是各人自己的事,只要其文是在研史谈史,何能历史论文只能怎样写。”以上所引,可以看作是父亲对文章家的基本观点。

  当年父亲的《论章太炎》寄《历史研究》时,编辑惊叹于父亲独树一帜的行文风格,询问主编黎澍作者为何人,黎澍答曰:“唐振常是中国难得的一支笔。”作为与父亲相交45年的老朋友,1970年代中后期至198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思想界的人物,黎澍这一铿锵有力之语恰恰可以看作父亲是文章家的最形象化注解(文化界多视黎澍为历史学家、思想家,曾经的新闻工作者,却未注意到他与文艺界的关系。1940年代他在成都担任《华西日报》主笔时,同时编辑《华西日报》副刊,与文艺界多所往来。他与夏衍、陈白尘为多年好友,李锐认识夏衍,既是黎澍介绍。“”甫一结束,黎澍就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应该重新评价周作人的散文)。

  父亲逝世已经多年,许多方面已被人超越,但就文章家而言,我敢言,他的这一过人之处,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今后一段时期,恐怕亦是如此。沈谓滨说:“如唐公这样在诸多领域均称高手之硕学通儒,当今学界实属罕见,今后恐怕也很难得。”至于父亲是否配为一代文章大师,非我等亲属可以自诩,自有评说。

  即使过去有过或者将来也会有更卓越的文章家,父亲也将以其特色而文坛,独誉学界。钱文忠有言:“唐先生治史并非科班,转行时又已年逾半百。但他的史学成就却有目共睹,得到学术界广泛尊重。除了唐先生天纵聪明外,幼年时身居世家名门目睹耳闻、心悟神接的传统学术氛围;少年时出入名师之门接受的大学人文训练;青年时因职业关系遍阅沧桑;中年经历史无前例的沉潜韬晦;晚年不知老之将至的勤奋,恐怕都是原因……我很怀疑,现代教育是否能培养出唐先生这样的人物。”我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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