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聚集，高僧辈出，终南山成为义学繁盛道场，在此基础上，终南山又发展成为了隋唐佛教派的策源之地，乃至兴盛之地。对于华严来说，隋代的终南山可谓是它们的策源地，的祖师善导大师对真谛的参悟，也是受惠于终南山的传统，另外，隋代的终南山也成为三阶教、三论的兴盛之地。经过隋代“关中兴法”的建设及唐初的继承与发展，华严、律、法相唯识相继得以开创，终南山成为华严、律、、三论、三阶教及法相唯识等中国佛教6大派别的兴盛之地及其祖庭的聚集之地。
隋代终南山成为华严的策源之地。北周武帝灭法时，静蔼携领三十余众入隐终南山，“东西造二十七寺”。此时的静蔼就《十地》。后普安来投静蔼，“通明三藏，常业《华严》”[45]，可谓“楩梓谷”华严学说的真正肇始。周末隋初，“楩梓谷”又迎来了一位华严大师——静渊。也正是到静渊时，至相寺得以建立起来。[46]后多来至相寺并对至相寺的扩建予以支持的灵裕，亦是一位崇奉《华严经》者。[47]至此，华严学说在至相寺开始兴盛起来。仁寿元年（601年），智正来投静渊并以之为师，一住就是二十八年，直到卒于山寺，从而翻开了至相寺华严史的崭新一页。智正凡讲《华严经》不计其数，并撰有《华严疏》十卷[48]。其时还有灵辨，“以为一乘妙旨无越《华严》，遂废敷扬”，并撰《华严疏》十二卷、《华严抄》十卷、《华严章》三卷，并行于世。[49]至此，至相寺已经成为盛弘华严学说的重要道场。当时，《华严经》、被后世尊为华严初祖的杜顺也活动于终南山和关中一带，“隋高（隋文帝）重之”[50]。华严二祖智俨曾拜杜顺为师[51]。但二祖智俨的华严思想更多的则是在至相寺师承于智正。史载，智俨于智师下，听受《华严经》，“虽阅旧闻，常怀新致”[52]。《续高僧传》称“智俨名贯至相”[53]，《华严经传记》甚至称智俨有“立教分”之功。[54]至此，华严已具雏形。后在智俨法藏努力下，华严正式得以开创并达到繁盛顶峰。
的祖师善导大师对真谛的参悟，也是受惠于终南山的传统。祖庭悟真寺建立在“开皇中年”[55]，除净业外，后多有高僧居于此寺，如慧超、宝恭、慧因等，特别是三论祖师吉藏的法诚和慧远。法诚于隋文帝时投入悟真寺，“法华三昧，翘心奉行”[56]；慧远亦住留悟真寺，时往长安讲说，三论[57]。还有启芳、圆果二位，于悟真寺“一夏结契，念”，并生诸多瑞相。[58]悟真寺的传统逐渐形成。唐初，祖师善导大师隐居本寺，深染悟真寺的传统，修三味，历历备见宝阁、瑶池、金座等庄严，终于参悟线]后为纪念善道大师，门人在终南山子午谷正北神禾塬西畔又建香积寺。
另外，隋代的终南山也成为三阶教、三论的兴盛之地。开皇初年，信行被诏入京，敕住真寂寺，创立了三阶教，信众极广，遂演化为一大佛别。信行在开皇十四年（594年）圆寂之后，葬于终南山楩梓谷之侧，后其多仰慕祖师而此地，不久遂有“百塔”之称（即为今天终南山天子峪的百塔寺）。从此亦可见三阶教者极多，于时流行甚广，终南山也成为三阶教的圣地。三论是吉藏在隋代长安开创的。然而，三论所尊奉的经典《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是后秦时鸠摩罗什在终南山草堂寺译出的，而且，吉藏的三论是在“关河义说”的基础上而得以发挥、创立的。故草堂寺亦被三论尊为祖庭，隋代终南山也成为三论的兴盛之地。
终南山佛教在隋代获得了重大发展，帝王重视，林立，高僧云集，辈出，义学发达，也成为众多高僧的归寂之所，其中不乏诸多创立派之人，并成为中国佛教派策源、兴盛之地，后发展成为华严、律、三论、法相唯识、和三阶教等6个佛别的兴盛之地及其祖庭的聚集之地，展示出了终南山佛教的繁荣，奠定了终南山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重要而特殊的地位。隋代长安京邑佛教与隋代终南山“山林”佛教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各成单元的，而是保持着彼此互动的联系。终南山佛教是长安佛教的组成部分，隋代的终南山佛教建设是隋代“关中兴法”的重要构成，成为中国佛教极盛时代的繁盛重镇。
中国佛教在各时期的地理分布始终是不均衡的。东汉时代全国佛教重心为洛阳，到了西晋，全国的佛教仍以洛阳为盛，而长安居于次位。[60]直到东晋之时，长安才一时成为全国的重镇，并对后世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至深至远；遗憾的是，于当时之影响未广。[61]在南北朝时代，长安佛教并不突出，江南佛教获得重大发展，特别是建康，一时成为全国佛教的重心。[62]至于唐初，佛教重心则发生了巨大转折，由建康迁到了关中。[63]然而，在南北朝时代与唐初之间只有一个朝代，那就是隋代。很显然，隋代成为了此种巨大转折的发生时代和奠基时代。事实上不仅如此，关中佛教的重心地位并不是在唐初才得以形成，而是在隋代“关中兴法”中就已形成了，并奠定了隋唐时代全国佛教繁荣的基本形态。这在隋代高僧的聚集、义学的发达、派的开创以及的兴建、舍利塔的敕立、教团的组织等等方面（若干方面在此不及细述）都能得到证明。至于唐初的全国佛教基本形态，实际上是得益于或者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于隋代“关中兴法”的建设成绩的。综上可见，隋代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关键时代，展开了一场巨大的综合南北的佛教复兴与重建运动。关中是这场佛教复兴与重建运动的中心和主导者。长安佛教的重建构成了隋代“关中兴法”的核心，长安“后花园”——终南山的佛教建设亦成为隋代“关中兴法”的重要构成，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和重建，迎来了它的繁盛局面。经过隋代“关中兴法”的建设，隋代的关中成为全国的佛教重心，成为南北综合的焦点，结束了南北朝时代佛教的南北分立，成为全国的重镇、全国佛教的繁盛中心。隋代“关中兴法”，开辟出了中国佛教的极盛时代，奠定了隋唐时代全国佛教繁荣的基本形态，翻开了中国佛教发展史的崭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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