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0日下午，厦门大学历史系陈明光教授在校举办了主题为“史学研究与论文写作之我见——从我撰写的学位论文谈起”的学术。此为刁培俊老师主持的厦大历史系研究生必修课“史学研究与论文写作”系列之一。在中，陈先生多以个人研究为例，讲授实际的写作经验，翔实具体，真切足法，又不时忆及读书、治学的往事，亦值得记述。兹撮举大旨，整理成文，或可裨益学林，不负陈先生“薪火相传”的殷殷之望。
伊始，陈先生回顾了其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情况。1982年春，他自福建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韩国磐先生。1984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唐朝实施两税法以后中央与地方分割赋役的斗争》，后经修改、整理，先后在《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4篇论文。1988年，亦在韩先生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国家预算研究》，后经修改、整理，先后在《中国史研究》《财政研究》《文献》《厦门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8篇论文。最后将两篇学位论文整合修订，加上若干篇后写之论文，撰成《唐代财政史新编》一书，1991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1999年再版。在20世纪唐代财政史研究领域，鞠清远、Denis Twitchett（杜希德）、李锦绣和陈先生这四大家中，陈先生的研究，以其运用现代财政学的理论概念和史学相结合的独到学术理，洵成一家之言，充实而有。
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陈先生的研究范围随之扩大，从财政收入问题扩大到整体财政研究；从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分割主要财政收入（赋役）的关系，扩大到有唐一代的财政管理体制和财务行政等，但核心都是唐代财政问题。陈先生夫子自道：这两篇学位论文基本奠定了他以后数十年的学术研究领域，及其所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本场他之所以从其学位论文谈起，是想强调学位论文对学者学术生涯的奠基作用，借此年轻学子一定要认真对待自己的学位论文。陈先生指出，写好学位论文，首先离不开老师的。在此，他深切铭感导师韩国磐以及郑学檬、杨际平等先生的之恩。然而师承之外，个人刻苦的训练和不懈的努力也至关重要。结合其治学经历，陈先生从八个方面讲述了关于史学研究与论文写作的重要经验。
陈先生首先强调学术兴趣的重要性。他认为兴趣是史学研究最大的原动力之一，凡立志以史学为业者，首当培养兴趣。陈先生坦承，恢复高考时，正值20世纪70年代末，同当时许多知识青年一样，憧憬着文学梦，因此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系。然而因缘际会，却被历史系录取。回顾自己的治学之，本科生期间发表的数篇习作，无不包含着历史人物传记的情结，这便是将原有的文学兴趣与史学专业相结合的结果。到了研究生学习期间，由于报考方向为“中国封建经济史”（入学后改为中国古代史），加上得益于韩国磐先生所讲授的《中国古代经济史专题》学位课程的教泽，方逐渐培养起对中国古代财政经济史的浓厚兴趣，自此悠游其中，数十年奉为旨归，以至于今。述谈个人的学习履历，陈先生意在初窥史学堂奥的各位年轻学子，学术兴趣虽有出于天性者，亦可经后天培养而成。
陈先生指出，从事史学研究，必须充分掌握学术史。这如同作战之前，必先要侦查阵地。掌握学术史，目的是要站在学术前沿。然而，此事非朝夕之功。要正确评判学术史，能够指出前人的研究所得何在，所失何在；其所得，何以得？其所失，何以失？以及最重要的，如何推进下一步研究？这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学术积累，要有一个长期的阅读、积淀、思索的过程。
陈先生根据自己聆听韩先生授课的体会，年轻学子要特别注意导师授课时有关学术史的评论，然后以此为线索，广泛搜罗相关论著，认真加以研读，钩玄提要，评判得失，如此方能渐渐对研究现状了然于胸，在充分吸收前人的基础上，做到“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陈先生特别强调，在关注学术动态时不要自限藩篱，不能囿于个人选择的历史时段、研究领域或专题之所限，应该扩大视野，博览旁通。有时看似“不相关”的论著却能灵感。
这是本场的一个重点内容。陈先生指出，历史研究是研究，研究客体隐藏在地上和地下的材料里。搜集和掌握材料，是寻找历史研究对象的必由之。掌握材料，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必须要下苦功夫、“笨”功夫。在所选定的论题范围内，对相关材料要尽可能“竭泽而渔”；惟有穷尽相关材料，才有立论的资格，才能使论证获得可靠的保障。
在此，陈先生举出了他的几篇代表作为例，分享了其发现问题与提出学术新见的过程，证明了穷尽相关史料的重要性。例如，其《唐代“除陌”释论》（刊于《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一文，正是得益于把唐代有关“除陌”的史料收集殆尽，经排比考索，发现唐代所谓“除陌”一词，其实具有商税、货币流通新形式、中央财政临时调集资金的手段这三种不同含义，刷新了以往学界并不全面的认识。再如其《“量出制入”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刊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一文，是在全面收集和排比了唐朝在建中元年推行两税法的所有公文，结合黜陟使到各州确定两税定额的具体方法，以及唐中央对两税的定额管理办法等相关资料后，方提出唐朝推行两税法时并没有采用杨炎“量出以为入”的卓见。
在陈先生看来，掌握史料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是阅读原始文献要细致，尤需关注同一种文献或不同文献关于同一个问题表达的文字异同。例如，汉文帝免除田租，是一共13年，还是仅在“十三年”这1年？对此问题，便需要比较《汉书》关于减免田租的多种表达用语。再如，要注意到唐后期、五代、宋朝新出现的一些财政用语所反映的财税变革蕴含。
第二是平衡阅读原文与电子文本检索之间的关系。电子检索作为新兴手段，极大地便利了学术研究，固应得到充分利用，但也不能过于依赖。利用电子检索的前提，是原始文献阅读达到一定程度的积累，如此才能正确地选择检索词，以及有效地评估检索结果。例如关于“除陌”，唐代文献中又有“垫陌”、“抽贯”、“短陌”、“欠陌”等不同表达，若不曾广泛阅读原文，便会遗漏许多相关材料。
第三是要关注新资料的发现、公布与利用。新资料既能够解决旧问题，也能够提出新问题。例如出土汉简证明西汉时即有“八月算民”制度；彬州晋简补充了西晋确有计亩征收定额税“田租”制的资料；走马楼吴简为探讨户等制起源提供了新等。近年来，各种新资料先后被整理、公布，包括档案文书的公布，稀见古籍的影印，出土文献的整理，民间文献的收集，国外汉籍善本的回传。以上新资料的应用，必将极大推进史学研究，学者应当随时密切关注。
这是本场的另一个重点。陈先生认为，所谓“历史”，实则是人们对过去事实的认知。历史事实，是谓客体；历史认知，是谓主体。历史研究的主体性包括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的理论，以及所依据的知识结构、人生经验等。这些构成了个人的知识体系。史学研究就是史家基于个人的知识体系，以努力接近和阐述历史事实为己任。因此，史学研究不仅需要，也需要阐释；不仅需要考据之学，也需要义理之学。两者不可或缺，亦不可偏废。
陈先生指出，史家的主体意识在史学研究过程中的显性和隐性影响无处不在，因此治史者必须强化和完善主体性的知识结构。首先，要努力积累基础性或曰系统性的专门知识。治中国史者，基础须宽厚，眼界应博通，既需“纵通”，也需“横通”。所谓“纵通”，即“通古今之变”，不限于一朝一代；所谓“横通”，即多角度整体认识历史，不囿于一领域一专题。讲述至此，陈先生忆及当年跟从韩国磐先生问学的一些往事。例如1982年5月4日课上，韩先生谈自己的治学经历与方法，强调研究断代史必须熟悉基本史籍，指出掌握基本史料也是打基础。又如，韩先生强调阅读基本史籍要讲究方法。1982年2月16日课余，陈先生尝问：研治隋唐史，史籍众多，初学者当先读何书？韩先生答曰：先读《资治通鉴》，了然大事件与基本线索；然后对读两《唐书》，读到职官、田制、赋税法律等内容时，结合《通典》《唐六典》《唐律疏议》《唐会要》《文献通考》等专书。这样去读虽然进度稍慢，但基础会更扎实。陈先生说，这些让自己受益深远，至今不忘，希望后学者也能秉承。
再者，还要扎实掌握相关学科知识，掌握多种分析工具。历史学是基础性学科，其研究领域所涉甚广。历史学者应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营养，学习其分析方法，借鉴其分析工具，如此方能增广对历史事实的认知视角，深化史识。陈先生举其研究为例，他在研究两税法时，曾借助了现代财政学中“税收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的概念。运用这两个概念去观察和分析唐朝建中元年推行“两税法”的有关史料，发现“两税法”的内涵和外延并非如以往所言，仅仅局限于农业税制本身，而是还包含着变革税收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且丰富的内容，由此所引发的唐中央与地方争夺财力的新矛盾和新形式，都必须重新加以研究。他认为，在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时，最理想的状态是将不同学科的特点有机结合，融会贯通。但目前所见不少所谓跨学科研究的史学论著，存在着“穿鞋戴帽”、“两层皮”（或云“眼中金屑”）等弊端，所引史料与所借用的跨学科理论、概念之间，并无有机的内在联系。因此，陈先生强调，要把跨学科的理论、方法运用于史学研究，须追求“左右逢源”、“盐溶于水”之境。
“历史感”看似不可捉摸，实则真切地影响着学者的研究。陈先生认为，若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者，应当培养自身的“历史感”，以达致宿白先生所谓“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境界。一方面，在研究某些历史问题时要注意，要回到历史情境中，“还原”古人的社会生活。例如，邓小南教授曾提倡“活”的制度史研究，陈先生认为其关键便在于厘清制度的实施状况与实际影响，而不能仅限于研究制度的条文。以两税法为例，研究两税法，就必须认真考察其依据、实施状况、制度铺垫和制度性缺陷。
另一方面，应注意从现实社会生活中获得反思历史的灵感。现实生活可以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许多新鲜的思。例如，如何恰当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商人、牙人等社会阶层的财政经济作用？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因此对历史上的商业和商人也多持否定评价。但是，以后经济体制的变化，让我们认识到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促使我们重新评价历史中商业和商人阶层的作用。
陈先生认为，选题是论文写作的开端，好的选题可以让论文事半功倍。选题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要由小入大，力所能及。所选论题，应与当前个人的学术能力相对应，不要超出自己所能驾驭的范围。因此，习作宜选择小问题入手，学习写作小论文，然后逐渐扩大研究领域。二是研究方向则应当选“潜力股”，忌打“麻雀战”。即所选论题方向应当有较强的学术延展性，可以形成一定的领域，值得自己今后长期探索。例如韩国磐先生在“”后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即李伯重和杨际平。李先生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博士期间他跟随傅衣凌先生转治明清史，所研究的地域依旧是江南，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成为江南研究的国际名家。杨先生的硕士论文选题为均田制，此后几十年的研究重心仍然在此，是当今均田制研究首屈一指的专家。两位先生都是选择“潜力股”论题的典范。陈先生自己长期研究汉唐财政史，也是源于当年研究生期间的选题。
陈先生强调：“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史学论文必须完善其表达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逻辑。史学研究重在推演事物发展变化的以及相互的关联性，即胡如雷先生所形象表述的“瞻前顾后，左顾右盼”，若没有严密的逻辑便无以为之。首先，应遵守同一律，即概念的一致性，不能偷换概念。陈先生列举若干史学论著为例，反复说明遵循同一律的重要性，强调在史学研究中，凡涉及研究对象的概念，须将其内涵与外延界定清晰。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要注意辨别古人使用的相同或相似的词语是否有相同的含义。例如唐人所谓“量出为入”，便有三种财政含义，不可望文生义，混为一谈。
其次，概括应得当。史学论述的概括是逻辑推理的必然，在以举例法为基本论证方法的史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概括历史原因、历史规律、历史趋势、历史意义、历史地位等。史学论述的概括是一种追求，惟有通过概括，史学才能从“实录”的层次上升至“通古今之变”的境界。史学论述的概括是一种无奈，因为史料太少或太多，不得不借助于概括。史学论述的概括业可能成为一个陷阱，易失之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史学论述的概括更是一种挑战，“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需要极强的洞察力。进行概括时，特别要注意避免以偏概全，推论过远。应注意文献本身蕴涵的时间差异，慎用“两汉”、“隋唐”、“宋元”、“明清”等较长时段的时间概念。也要注意空间差异，不能以一地区的个例代表全国。
再者，论文中要注意避免使用诸如“从来”、“从不”、“每个”、“人人”、“处处”、“无不”、“所有”之类用来涵盖全部的词语。要特别注意反证，对矛盾的资料一定要有所说明。他重温了韩先生当年关于“提出结论要留有余地，有几分资料说几分话”的。主张提出结论要尽可能做到“平实”，慎用“不断”、“空前”等词语；还要避免类比失当。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排比小论点与主要论据，检查论文的逻辑是否严密。论文写成之后可以通过撰写《提要》或《总括全篇》去检查思和逻辑是否严密。他说自己从韩先生的论文篇末往往有《总括全篇》一段在写作逻辑训练方面借鉴甚多。
逻辑之外，还应注意行文。文字宜简洁、生动，避免重复啰嗦。不同体裁或题材的史学论文，允许有不同的文字风格。但总体而言，史学文章应严肃，文字应准确、简洁、典雅。当今有些史学文章的文字过于平白，几近鄙俚，应引以为戒。
陈先生认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式无非是两种：一种是自己选题，经导师认可。此种方式的关键在于如何预测创新点，其中导师的把关作用非常重要。另一种导师命题作文。此种方式好处在于导师已有想法或初步研究，也便于因材命题；但缺点是学生不容易有自己的思。
陈先生在总结时强调，史学论著要取得创新，需要具备三个要素：充分可靠的资料、科学的理论、恰当的表达形式。因此要写好一篇史学论文，需做好五项基础准备工作：增强理论、完善知识结构、详实掌握资料，正确评判相关学术史、提高文字驾驭能力。这便是有志于史学研究的青年学子应努力的方向。
陈明光，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经济史家、汉唐史专家，尤精于唐代财政、赋役史研究。曾任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唐代财政史新编》《汉唐财政史论》《六朝财政史》《中国古代的纳税与应役》等，合著《中国赋役制度史》及《魏晋南北朝财政史》《隋唐五代财政史》（《中国财政通史》第三、四卷）等。已在《历史研究》《财政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曾多次荣获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福建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