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作者專題論文十一篇，以石刻碑誌為中心，對唐代史，尤其中晚唐史展開系列研究。書中對《慕容燕國墓誌》《李元淳墓誌》《楊元卿墓誌》《韓孝恭玄堂銘》《梁守謙墓誌》《平淮西碑》等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學術創見，同時還系統考察京西北神策城鎮、奉天定難功臣等重要歷史問題，考補大量唐代刺史、監軍使資料，足補史乘之闕。
新出《唐故曹州刺史尉公夫人慕容（燕國）墓誌》考釋——唐高顯慶五年（660年）慕容寶節毒殺楊思訓案發微1
根據考古及歷史學者的研究，周代碑指廟祭祀時拴牲畜的石樁，也指根據投影方位長短計算時間的石柱。戰國時碑指立在墓穴四角，把棺木吊入墓穴的穿孔石柱。後來為紀念逝者，人們在碑石上刻錄文字，出現紀念性的碑，東漢以後立碑之風盛行於世。墓誌作為轉入地下的“碑”，則始于東漢末年，盛于魏晉南北朝，至隋唐臻于成熟，諸如形制的定型：誌、蓋相合。誌文內容固定：散文的誌，韻文的銘等。隋唐時期是中國碑誌文化的巔峰階段，對鄰近的日本、朝鮮等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碑誌的變化與定型，受到因素與當時時尚、觀念的影響，諸如魏晉門閥制度、門第觀念等。而許多碑誌是後人出資請人代撰，內容自必標榜先人門第之高貴、政績德行之隆盛。所以宋人說之“生為盜蹠、死為夷齊”，加之碑誌文體字數有限，能提供的訊息有限，學人所能徵引之文獻亦有限，故據其進行史學研究實是“犯難”之舉。
黃樓同志敢於“犯難”而上，在於他具有扎實的文獻功底、強烈的問題意識以及敏銳的洞察力。《論稿》所收諸篇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深入研究唐代神策城鎮、奉天定難功臣等前人較少論及的重要問題，考補大量唐代刺史、監軍使資料。所做研究多從普通碑誌入手，發掘罕為人知的歷史事件。例如，從《慕容燕國墓誌》推演出一場針對武則天的未遂軍事政變；從《楊元卿墓誌》討論淮西之戰前夕的秘密諜戰等。對於前人已有關注的問題，亦能跳出窠臼，多有發覆。例如，以《李元淳墓誌》討論貞元年間昭義軍三次命帥問題，對德所謂“姑息”藩鎮政策的一些曲解；以《平淮西碑》與元和政局的關係，重新檢討數百年來“崇韓抑段”的舊說；據《孟秀榮墓誌》等宦官墓誌，考證宣即位並非正史所記那樣為宦官集團“誤立”等。這些論文既由碑誌推演而來，同時又建立在堅實的文獻考證之上，是不可多得的考據性史學佳作。
昔讀《北齊書·斛律金傳》，金令二子羨及光出畋，“還即較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腋。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今讀黃文，頗有“麗龜達腋”之感。（注：“麗龜”，指射中禽獸中心脊柱。典出《左傳·宣公十二年》“射麋麗龜”，孔穎達疏云：“麗為著之義。龜之形，背高而前後下。此射麋麗龜，謂著其高處。”）
毋庸置疑，新史料是史學進步的重要助力，碑誌文獻更是備受當世崇重。相信書中耳目一新的學術論點，必將帶動唐代史相關研究進入新的階段。
饒頤先生在《唐宋墓誌：遠東學院藏拓片圖錄》一書中寫道：“向來談文獻學者，輒舉甲骨、簡牘、敦煌寫卷、檔案四者為新出史料之淵藪。余謂宜增入碑誌為五大類。碑誌之文，多與史傳相表裏，闡幽表微，補缺正誤，前賢論之詳矣。”近幾十年來，隨著大規模基建的展開，考古發掘技術的進步，每年都有數十乃至數百方墓誌出土，相關研究論文更是蔚為大觀。碑誌儼然成為當下中古史研究最為熱門的研究領域。
2002年9月，我有幸被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錄取，師從凍國棟先生學習隋唐史。當時主要習讀兩《唐書》《資治通鑑》《通典》等傳世典籍，沒有專門的課程講授碑誌文獻。雖然學界相關研究已經相當豐富，個人的認識仍然比較模糊。有一次，我讀到凍老師《墓誌所見唐安史亂間的“偽號”行用與吏態——附說“偽號”的模仿問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0輯，2003年），頓時眼界大開，原來墓誌材料也可以這樣利用。後來，我在研究宣朝史的時候，偶然從一方宦官墓誌中發現，宣即位並非正史描述的那樣，因為裝傻賣傻被誤立，而是借助仇氏宦官家族勢力登上皇位。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研究史，碑誌並非只能作些細小的補證，只要仔細爬梳，也可以有重要發現。此後便一發不可，讀博士階段，石刻墓誌已成為我研究神策軍問題、宦官問題不可或缺的材料來源。
由於我的研究興趣主要在唐代史領域。閒暇之餘，總在思考一個問題，研究史究竟該如何使用出土墓誌？在接觸墓誌時，我曾經有意識從不同的角度作些探索。有時模仿前賢論作，做些刺史的補正工作，有時深挖某一方墓誌，討論其中的事件，有時將數方墓誌關聯起來，集中闡釋某一問題。數年下來，陸陸續續積攢一些論文。這些文章，有些業已發表，還有一些敝帚自珍，難以捨棄。2014年夏，我至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博士後工作站學習出土文獻，由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博士後工作站、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考古學博士後流動站聯合培養。其間，僥倖申請到博士後科學基金面上資助，於是萌發利用面上資助，把相關論文結集出版的設想。吐魯番學研究院博士後辦湯士華老師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並做了大量的協調工作。在凍老師的倡議下，又得到武漢大學自主科研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的部分資助。當然，小書得以順利出版，離不開諸位師友的提攜幫助。洛陽師範學院毛陽光先生、西安碑林博物館王慶衛先生提供了不少新出墓誌拓片。德高望重的朱雷先生慨然應允作序，科學出版社范鵬偉先生盡職盡責，精心編校，並把小書作為科學出版社“我輩語”中國史青年學者書系第一本書推向學界。對於諸位先生的鼎力相助，我將銘記在心，並表示衷心感謝。
《碑誌與唐代史論稿》一共收錄碑誌類論文11篇，在形式上盡可能做到每個方面都收錄幾篇典型性論文，代表我利用碑誌研究唐史方法上所作的探索。一些文章圍繞一方典型墓誌進行深入探討。例如，用新出《唐故曹州刺史尉公夫人慕容（燕國）墓誌》考釋高年間針對武則天的一場未遂政變；用《祁連郡王李公（元淳）墓誌銘》探討唐德貞元年間朝廷與昭義軍的微妙關係；用《楊元卿墓誌》探討淮西之戰前夕雙方之間的秘密諜戰；用《唐故潁川韓煉師（孝恭）玄堂銘》討論唐代高級官僚家庭使用私白（閹侍）情況等。一些文章則是圍繞多方墓誌展開的研究。例如，用《梁守志墓誌》《梁守謙神道碑》等梁守謙家族墓誌，討論梁守謙在元和政局中的作用；用《孟秀榮墓誌》等多方宦官墓誌，討論唐宣與宦官的隱晦關係及其影響。一些文章則具有釋名訓詁色彩。例如，廣泛搜羅墓誌材料，對“奉天定難功臣”“神策京西諸城鎮”等文獻記載含糊的歷史名詞或歷史問題進行考釋。此外，還有一些文章則是利用碑誌材料，對傳世文獻進行簡單的訂補，以備史乘之闕文。例如，用《洛陽新獲七朝墓誌》等近年公佈的碑誌文獻，勾稽唐代刺史、監軍使等。
“形散而神不散”是學術論文選集的理想追求。所謂碑誌研究，並不是在題目裡直接體現碑誌二字，而是指論文的核心觀點由碑誌材料推演而來。《論稿》所收論文時段多集中于中晚唐時期，涉及的事件也主要集中在德、憲、宣三朝，有幾篇均與憲朝平淮西之役有關。因此，諸篇論文雖然形式多樣，但就主題而言，實則是一組互相關聯的系列文章，希望對推動中晚唐史研究能有所裨益。
《論稿》此次收錄的論文，主要是2005年以來陸續完成的。其中3篇為首次發表，其餘諸篇曾發表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中國中古史集刊》等刊物上。隨著新材料的刊佈，已發表的論文，有些論點需要作進一步修訂。本次修訂，也得到不少師友的賜教。例如，南開大學何先成博士指出小文《唐代神策軍京西北諸城鎮研究》中關於“永安”鎮的考證不夠嚴密。重慶西部人力資源有限公司的曾澗先生，雖然未曾謀面，也提供十餘條珍貴史料，並指出拙作在訂補唐代刺史中的不少疏誤。非常感謝諸位先生的高見，使得小文此次得以有所改善。當然，作為墓誌的研習者，《論稿》中肯定還有不少訛誤之處，亦請廣大讀者撥冗。
最後，我想說的是，此次能夠順利完成這本小書，主要得益於我學習和工作的學術環境。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由著名史學大家唐長孺先生一手創辦。朱雷、陳國燦、凍國棟、劉安志、魏斌等先生薪火相傳，早已形成重實證、重出土文獻的學術風格。今忝列研究所一員，常有惶惴。非常感謝我的導師凍國棟先生，在我初入史學領域時，沒有直接讓我學習墓誌、出土文書，而是認真研讀基本傳世文獻，使我少走很多彎。我還清楚記得，第一次在《武漢大學學報》發表《唐宦官集團與大中政局》一文時，凍老師逐字逐句進行了反復的刪改。今重讀此文，感慨良深。沒有當初的耳提面命，就不會有這本小書的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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