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
核心提示：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1950年1月，梁漱溟应、之邀，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当时、都在莫斯科。3月10日，和由莫斯科返抵，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部把梁漱溟排在迎候队伍中党派、无党派人士里的头一个。立刻发现了他，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的热情态度，使梁漱溟除了紧紧握手，竟答不上线点钟左右，派汽车来到梁漱溟居住的西城区辟才胡同南宽街接他，十多分钟后便进了。梁漱溟进了颐年堂的院门，已在院里等候了。同在的还有中央人民秘书长林伯渠，梁漱溟1938年初赴延安途经西安时即与林伯渠相识，后来又在重庆旧政协会上有过多次交往。
寒暄之后，即询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随口说：“如今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呵！”
抽了一口烟，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可以参加我们的工作了吧？”
提出的问题，却难住了梁漱溟。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他当时的真实思想。梁漱溟认为，新中国成立了，但全国的大局能不能从此稳定统一下去呢？他有怀疑。他想到自己是曾经以第三方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如果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国事奔走，而自己要是参加了新，便失去了为各方说话的身份。这是梁漱溟当时的真实思想，却又不便说出。因此，他迟疑了片刻，才答复说：“，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外边，不是更好吗？”
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的意料，但两人的谈话并未形成僵局。说话间，已经到了开晚饭的时候，传话开饭。晚饭以后，和梁漱溟继续谈话。
对梁漱溟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游，会有得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接待你的。”
梁漱溟接受了的，于1950年4月至9月间，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区的城市、农村。梁漱溟所到之处，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的接待。
9月中旬，梁漱溟返回。9月23日晚，约梁漱溟谈话。他询问梁漱溟在外地参观考察的情况，梁一一做了汇报。说：“梁先生，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到南方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的。”
梁漱溟面有难色地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歇一下，挤时间写些参观东北的观感，访问广东就且暂缓吧。”
1951年春，梁漱溟领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即要他看土改。当时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梁漱溟便主动向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梁所在的那个分团有20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历时4个月。
9月3日晚，即梁漱溟返京后的第四天，即约梁谈话，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
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是深得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一块跳河。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不是，就是，那都不好。”
说到此，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大多数地主有活，不会，也不会。问题是贫雇农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梁漱溟接着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理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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