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中国将迎来建党95周年华诞。今年2月份，决定，2016年在全体中开展“学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学习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性。拓宽历史的视界，有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领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1921年，在中华民族危机的时刻，同时也在国际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之下，中国成立。1941年7月1日，即中国建党20周年之际，中央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份由中央局通过的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文件，在党的历史上首次以最高权威形式昌言“党性”。该决定开明指出：“中国经过二十年的锻炼，现在已成为全国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的事业。”该决定罗列和了“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主义”和“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五大违性的倾向，进而高度强调“全党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务须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之下团结成“有组织的整体”，“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务须“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的确，“组织起来”是中国与建设成功的重要经验；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是其历经坎坷却能持续发展壮大、累遭困难却能不断取得胜利的内在基因。而作为把中国社会“组织起来”的力量，中国本身需要更为有效地“组织起来”。1948年11月11日，致电各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无不胜”。1949年6月30日，在建党28周年的纪念文章《论人民》中，总结出三件“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除了“党领导的军队”和“党的领导的各阶级各派别的统一战线”之外，首当其冲亦是根脉所系的便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 战争如此，和平条件下的国家建设亦然。同样是在《论人民》中，指出：“十月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专题研讨班”上，习进一步指出：“十月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送来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 可以说，九十多年来，高度重视组织有力、纪律严明的马列主义党及至今天的执政党建设，构成了理解和回答“为什么强”这一问题的重要锁钥，也构成了理解和阐释中国特色特色与优势的重要锁钥。中国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党的领导有赖于党的力量，党的力量既需要深植人民，又需要深耕基层，“党力”有赖于全体及各级党组织坚强的“党性”，而“党性”既有赖于“思想力”，亦有赖于“组织力”！
同样是在1941年前后，“组织力”的强弱构成了国共两党此后强弱盛衰不同历史命运的分水岭。中国自建立以来，一直如珍惜党的生命一般重视包括组织建设在内的党的自身建设，从而在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成长壮大。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尽管的组织力远逊于，但也不乏自知之明和救赎的努力。孙中山在其生涯晚年，基于“致力国民”三十余年的失败教训和十月成功的震撼，已认识到中国社会“一团散沙”的现状，决定“效法俄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政党，遂于1919年10月10日，将中华党“改组”为中国，并公布规约；1924年，孙更是“以俄为师”，对进行了更为实质性的列宁主义政党导向的“改组”。然而，“改组”虽在短期之内有效提升了的组织动员能力，却因1927年蒋介石等的“清党”戛然而止，不仅造成了该党的人才逆向淘汰，且严重斫伤了该党的基层组织基础，直接埋下了耻辱失败的伏笔。
到了1941年的年头年尾，都很忙活，年头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年尾则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由其领导下的“国民”对日正式宣战。然而贯穿于抗战初期若干年的一条暗线，则是其“除旧布新”“整顿党务”的一番努力。1941年3月，“五届八中全会”要求加强在机关和人民团体内的组织和活动。在是次会议上，蒋介石不无疾首地指出，是“上层有党，下层无党；都市有党，乡村无党；为私有党，为公无党”乃至“党离，离党”！ 经过十几年执政，蒋介石还曾如是评价当时的人：“一、做官不做事；二、有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三、重而不重责任，享而不尽义务”；“意态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漫，工作懒散；尤其团体意识薄弱，个人成见私见甚深，以致不能为国，为民服务，为主义奋斗。”一言以蔽之，蒋介石认为当时人的最大毛病“就是一般不负责任，不守纪律”。
与抗战前相比，被逐出江浙老家，转而经营西南大后方，但其组织规模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胀。据1945年“六大”召开前的统计，该党在“后方”（“国统区”）“战地”（“日占区”等）共有260余万人，如果加上海外和数目庞大的军队，总数竟然达到6926400之巨！ 同时，政党机器的组织触角延伸到了县以下乡村基层社会，其组织扩张和渗透能力臻于建党和执政以来之极盛。亦从中央到地方，办了无数的“三义训练团”，力图塑造对三义的。然而，由于党机器长期以来所积淀的组织功能障碍和内在积弊并未得到很好的疏理和清除，战时党组织在量上的膨胀和扩张，不仅没有展示出党力的强健和壮大，组织涣散反而随组织扩充而同步增长。 据1944年的统计，党务人员数目只有可怜的25000人。 而关于所谓“训练团”，1941年5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秘书长的吴铁城即曾指出，这场轰轰烈烈、伤财费时的运动，只落得个“暂、狭、浅”的！1941年，在于困顿之中增强党性、严明党纪的同时，却呈现出基层失守、组织涣散、上下、党风萎靡的气象。
总之，昌言“党治”（“以党建国”“以党”）的，却从未很好地解决“治党”的问题 。之败，败于诸多因素，但经常被和后人所严重忽略的一点因素（乃至是决定性因素）是党建，亦即“基层组织能力差”。“党性”连着“党力”，面对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的失败也就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至之事了。
铭记殷鉴，温故知新。在当前的中国，在实现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正在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明确“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便应“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只要我们党始终保持缜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她就能永葆最强大的力量，她就是中华民族最可靠的担当！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教研部副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孔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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