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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一批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创造了有技术难度、有鲜明个性的艺术，但其艺术审美公共性的“视域”太窄、适用性太低，不具备或较少具备普遍的艺术范式意义，因而没有获得广泛社会认可，只能停留在历史边缘
真正的艺术创新既需要大胆探索，有技术难度，又需要具备社会公共性，为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艺术家是具有高难度的“新技术”开创者，自成体系，同时拥有鲜明个性，创造出来的作品“人中有，人人笔下无”
身处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潜滋暗长着“本领恐慌”。创新于是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高频词，视创造为生命的文艺界更是如此。那么，到底什么才叫“创新”？
习同志在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开幕式上重要讲话中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把创新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创新贵在独辟蹊径、不拘一格，但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不可能成为上品，而很可能流于下品。”为什么习同志一方面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努力“提高原创力”；另一方面又大家不能“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这里面有很深刻的思想内涵，对于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正确理解艺术规律、把握好“艺术创新”分寸，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十多年前，我曾就“艺术”的概念作过一些研究。在我看过的典籍里，有一个表述概括得最为简洁、准确，令人眼前一亮：艺术，是指在创造既可分享又具有美学意味事物的过程中，对技巧与创造性想象有意识的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具体作品。这里指出“艺术”必须具备三个要素：1.技术；2.独创性（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3.公共性（可与他人共享）。这一概念对大多数艺术门类都适用，包括文学、影视、绘画，以及中国独特的书法艺术等。
艺术首先必须具备技术高度。有技术不一定是高水平艺术，但没有高超的技术，肯定不是一流的艺术。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被尊为文艺复兴“三杰”，王羲之被尊为千古“书圣”，为艺术同行膜拜，其共性首先在于他们都具有高超技术，为所不及。缺乏技术高度的作品或可以炒作或可以耀世，但只能昙花一现，放到历史天平上，终究是压不住的。艺术，必须有高超技术作支撑。
那么有了高超技术，是否就一定是一流艺术了呢？我画得跟大师一样（事实上多半恐怕是“自以为”而已），成为某某“再世”了。当然这已经很了不起，至少说明才华足够，功夫下得可以。但就艺术史而言，仅仅成为“某某第二”还是不够的。艺术史很势利，它只承认第一个。换句话说，艺术史非常强调“独创”，也就是“原创力”——你会的那个东西必须是你自己的，是你的智慧创造；如果你是抄袭或模仿别人，那充其量是“二传手”，技术搬运工而已，距离一流艺术家还很远。艺术在高级层面必须是原创。所谓“学人半年，自创半生”，难就难在这里。它不但要有天分、勤奋，还要有各种际会，才可能突然悟道，“独照灵襟”“创开规矩”。这里既要有对既往经验的继承，还要有对现存规则的突破。没有对既定规则的突破，就没有历史性开创与超越；没有历史性开创与超越，就没有一流。
那么，是不是我一味挖空心思，向壁虚造，“履险蹈怪”，把创作搞得离奇怪诞，就具有一流品质了呢？
不行，这里还有第三个约定，那就是艺术必须具备社会“公共性”。正如上文引用的概念所解释的，你必须能够与他人分享，这是一句很有智慧的话，拥有巨大联想空间。艺术家的创造必须让大家看明白，能沟通！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最根本在于它以独特方式表达人类共同的关注；艺术和艺术作品的社会属性，决定它必须介入社会，进入人与人的交流，才可能实现其本质价值。一幅画，画家完成了创作，如果被闲置在画室，没有进入人们的欣赏视野，那它只是承载了画家“单方倾诉”的一堆介质材料：画框、画布、颜料。在封闭的物理空间里，它只有媒介材质的物理意义。只有在进入社会、为社会所接受，作品的艺术属性才得以实现。这里，“公共性”是它完成整个创作过程的基础。没有“公共性”，技术难度、独特性、思想价值都无从获得认可，甚至连画作作为“艺术”“艺术品”的基本身份也无法实现。
人类视听艺术拥有无限发展空间。过去几千年，无数艺术大师辛勤耕耘，锐意开掘，那已发现的也只是固有艺术规律“原始莽原”的区区一隅，对于尚未可知的艺术世界来说，更是“渺沧海之一粟”。艺术规律是一条潜行地底的暗河，历史上已有不计其数的艺术家，从不同方位、角度不断开掘。
每个时代都有一大批艺术追求者，他们有热情，但或缺乏足够的探测发现规律的性，或缺乏持久的恒心、毅力，或因其他条件匮乏，虽上下求索，最终还是半途而废，艺术探索失败，他们自身也成为艺术殉道者。每个时代也都有一大批艺术追求者既有一定艺术的性，又有足够恒心、毅力、物质支持，他们上下求索，很幸运，潜行地底的暗泉从厚土下渗涌上来，他们收获了艺术真理。但遗憾的是，任何探索都存在不能预知的偶然性：方位一偏，就只能触及暗河边缘，真理外围。“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没有大泽巨滂，边缘的真理发现只能锻造边缘的艺术、边缘的艺术家。每个时代都有一批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创造了有技术难度、有鲜明个性的艺术，但其艺术的审美公共性“视域”太窄、适用性太低，不具备或较少具备普遍的艺术范式意义，因而没有获得广泛社会认可，只能停留在历史边缘。
艺术史上也有一些幸运者，他们为数不多，但独得，凭借天分、学养、勤奋以及其他，终于在艺术上凿开一片自家天地。他们的创造既有技术难度又具社会公共性，既个性鲜明又为众人普遍接受，甚至被奉为典范。这样的艺术家就是艺术史上的大师。他们是具有高难度的“新技术”（艺术表现语言和手法）的开创者；他们开创的“新技术”自成体系；他们拥有鲜明个性，和历史拉开适度距离，又和历史相衔接，是“人中有，人人笔下无”，是大家共同去发现、去创造而未能遂愿的艺术作品。近代文艺理论家给这类作品一个有趣的称呼：熟悉的陌生人。它是我们“熟悉”的，契合历史、符合规律，在人类艺术审美既定轨道上；它同时又是“陌生”的，是一个全新创造，它和历史及当代都合理地拉开距离；同时，它是“人”的，没有人类艺术基于积淀发展起来的基本准则。
沿用前面关于“暗河”的比喻，这些艺术史上被奉为大师的探索者就是有足够天分、学养，幸运地开掘出在地底运行的艺术规律的暗河主流。也因为他们方位准确，厚土一旦凿通，艺术真理之泉就会喷射而出，漫天水花在阳光下幻化出五彩虹霓；这样的艺术家才可能在历史合基础上驰骋个性、想象和创造，“任笔为体”“聚墨成形”，从“必然王国”到“王国”，无论怎样做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样的艺术家就成为新标准、新代言人：新标准由此确立，艺术大家由此产生。书法史上的大师，王羲之、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等，都以其独特个性形式与风貌，完成原本“隐性存在”的汉字书法普遍规律（这是书法审美的共同性基础）的“现实化”过程，使书法艺术规律的某些部分从“无”（混沌的本原世界）“有”（存在的生活世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后人崇仰的一代师，正是因为他们创造的系统化个性艺术语言既具艺术独创性、技术难度，同时切合中国人对汉字形式审美创造的共同理想，经得起千年的历史检验。
概括地说，对艺术创新，我们既要“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努力“独辟蹊径，不拘一格”，但又要时时，不能“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因为“社会公共性”是所有一流艺术和一流艺术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这一基座，最后的结果可能不是自己的创作或成为“上品”或流于“下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进入“品”的层级，如是，那就徒然创作者一生的艺术探索了。
每个时代都有一批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创造了有技术难度、有鲜明个性的艺术，但其艺术审美公共性的“视域”太窄、适用性太低，不具备或较少具备普遍的艺术范式意义，因而没有获得广泛社会认可，只能停留在历史边缘
真正的艺术创新既需要大胆探索，有技术难度，又需要具备社会公共性，为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艺术家是具有高难度的“新技术”开创者，自成体系，同时拥有鲜明个性，创造出来的作品“人中有，人人笔下无”
身处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潜滋暗长着“本领恐慌”。创新于是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高频词，视创造为生命的文艺界更是如此。那么，到底什么才叫“创新”？
习同志在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开幕式上重要讲话中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把创新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创新贵在独辟蹊径、不拘一格，但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不可能成为上品，而很可能流于下品。”为什么习同志一方面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努力“提高原创力”；另一方面又大家不能“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这里面有很深刻的思想内涵，对于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正确理解艺术规律、把握好“艺术创新”分寸，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十多年前，我曾就“艺术”的概念作过一些研究。在我看过的典籍里，有一个表述概括得最为简洁、准确，令人眼前一亮：艺术，是指在创造既可分享又具有美学意味事物的过程中，对技巧与创造性想象有意识的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具体作品。这里指出“艺术”必须具备三个要素：1.技术；2.独创性（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3.公共性（可与他人共享）。这一概念对大多数艺术门类都适用，包括文学、影视、绘画，以及中国独特的书法艺术等。
艺术首先必须具备技术高度。有技术不一定是高水平艺术，但没有高超的技术，肯定不是一流的艺术。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被尊为文艺复兴“三杰”，王羲之被尊为千古“书圣”，为艺术同行膜拜，其共性首先在于他们都具有高超技术，为所不及。缺乏技术高度的作品或可以炒作或可以耀世，但只能昙花一现，放到历史天平上，终究是压不住的。艺术，必须有高超技术作支撑。
那么有了高超技术，是否就一定是一流艺术了呢？我画得跟大师一样（事实上多半恐怕是“自以为”而已），成为某某“再世”了。当然这已经很了不起，至少说明才华足够，功夫下得可以。但就艺术史而言，仅仅成为“某某第二”还是不够的。艺术史很势利，它只承认第一个。换句话说，艺术史非常强调“独创”，也就是“原创力”——你会的那个东西必须是你自己的，是你的智慧创造；如果你是抄袭或模仿别人，那充其量是“二传手”，技术搬运工而已，距离一流艺术家还很远。艺术在高级层面必须是原创。所谓“学人半年，自创半生”，难就难在这里。它不但要有天分、勤奋，还要有各种际会，才可能突然悟道，“独照灵襟”“创开规矩”。这里既要有对既往经验的继承，还要有对现存规则的突破。没有对既定规则的突破，就没有历史性开创与超越；没有历史性开创与超越，就没有一流。
那么，是不是我一味挖空心思，向壁虚造，“履险蹈怪”，把创作搞得离奇怪诞，就具有一流品质了呢？
不行，这里还有第三个约定，那就是艺术必须具备社会“公共性”。正如上文引用的概念所解释的，你必须能够与他人分享，这是一句很有智慧的话，拥有巨大联想空间。艺术家的创造必须让大家看明白，能沟通！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最根本在于它以独特方式表达人类共同的关注；艺术和艺术作品的社会属性，决定它必须介入社会，进入人与人的交流，才可能实现其本质价值。一幅画，画家完成了创作，如果被闲置在画室，没有进入人们的欣赏视野，那它只是承载了画家“单方倾诉”的一堆介质材料：画框、画布、颜料。在封闭的物理空间里，它只有媒介材质的物理意义。只有在进入社会、为社会所接受，作品的艺术属性才得以实现。这里，“公共性”是它完成整个创作过程的基础。没有“公共性”，技术难度、独特性、思想价值都无从获得认可，甚至连画作作为“艺术”“艺术品”的基本身份也无法实现。
人类视听艺术拥有无限发展空间。过去几千年，无数艺术大师辛勤耕耘，锐意开掘，那已发现的也只是固有艺术规律“原始莽原”的区区一隅，对于尚未可知的艺术世界来说，更是“渺沧海之一粟”。艺术规律是一条潜行地底的暗河，历史上已有不计其数的艺术家，从不同方位、角度不断开掘。
每个时代都有一大批艺术追求者，他们有热情，但或缺乏足够的探测发现规律的性，或缺乏持久的恒心、毅力，或因其他条件匮乏，虽上下求索，最终还是半途而废，艺术探索失败，他们自身也成为艺术殉道者。每个时代也都有一大批艺术追求者既有一定艺术的性，又有足够恒心、毅力、物质支持，他们上下求索，很幸运，潜行地底的暗泉从厚土下渗涌上来，他们收获了艺术真理。但遗憾的是，任何探索都存在不能预知的偶然性：方位一偏，就只能触及暗河边缘，真理外围。“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没有大泽巨滂，边缘的真理发现只能锻造边缘的艺术、边缘的艺术家。每个时代都有一批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创造了有技术难度、有鲜明个性的艺术，但其艺术的审美公共性“视域”太窄、适用性太低，不具备或较少具备普遍的艺术范式意义，因而没有获得广泛社会认可，只能停留在历史边缘。
艺术史上也有一些幸运者，他们为数不多，但独得，凭借天分、学养、勤奋以及其他，终于在艺术上凿开一片自家天地。他们的创造既有技术难度又具社会公共性，既个性鲜明又为众人普遍接受，甚至被奉为典范。这样的艺术家就是艺术史上的大师。他们是具有高难度的“新技术”（艺术表现语言和手法）的开创者；他们开创的“新技术”自成体系；他们拥有鲜明个性，和历史拉开适度距离，又和历史相衔接，是“人中有，人人笔下无”，是大家共同去发现、去创造而未能遂愿的艺术作品。近代文艺理论家给这类作品一个有趣的称呼：熟悉的陌生人。它是我们“熟悉”的，契合历史、符合规律，在人类艺术审美既定轨道上；它同时又是“陌生”的，是一个全新创造，它和历史及当代都合理地拉开距离；同时，它是“人”的，没有人类艺术基于积淀发展起来的基本准则。
沿用前面关于“暗河”的比喻，这些艺术史上被奉为大师的探索者就是有足够天分、学养，幸运地开掘出在地底运行的艺术规律的暗河主流。也因为他们方位准确，厚土一旦凿通，艺术真理之泉就会喷射而出，漫天水花在阳光下幻化出五彩虹霓；这样的艺术家才可能在历史合基础上驰骋个性、想象和创造，“任笔为体”“聚墨成形”，从“必然王国”到“王国”，无论怎样做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样的艺术家就成为新标准、新代言人：新标准由此确立，艺术大家由此产生。书法史上的大师，王羲之、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等，都以其独特个性形式与风貌，完成原本“隐性存在”的汉字书法普遍规律（这是书法审美的共同性基础）的“现实化”过程，使书法艺术规律的某些部分从“无”（混沌的本原世界）“有”（存在的生活世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后人崇仰的一代师，正是因为他们创造的系统化个性艺术语言既具艺术独创性、技术难度，同时切合中国人对汉字形式审美创造的共同理想，经得起千年的历史检验。
概括地说，对艺术创新，我们既要“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努力“独辟蹊径，不拘一格”，但又要时时，不能“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因为“社会公共性”是所有一流艺术和一流艺术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这一基座，最后的结果可能不是自己的创作或成为“上品”或流于“下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进入“品”的层级，如是，那就徒然创作者一生的艺术探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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