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因“微信募捐事件”而风暴的罗尔，再次通过微信号发表文章《罗一笑，你给我顶住》。他在文章里称，女儿罗一笑病情仍危重，自11月7日至12月13日，37天的医疗费为28万多元，目前尚不清楚报销比例。
文章发出之后，点击量在很短时间内就达到了10万+。然而，跟他上一篇募捐文章《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引发的刷屏和捐款狂潮截然相反，他的这篇文章收获了无数的和。从网友留言的情况看，除了少数人对孩子罗一笑表示同情和祝福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对罗尔的行为表达了厌恶甚至。
罗尔的两篇文章，标题只有一字之差，但却了“两重天”的对待。从这起“微信募捐事件”引发沸沸扬扬的争议来看，社会爱心很宝贵，也很脆弱。当蕴含在社会之中的这种善的能量被激发的时候，它确实能够凝聚起巨大的力量。但是，爱心是有门槛的，如果在激发爱心、求取援助的过程中存在不、甚至涉嫌的成分，那么社会爱心很容易它的。真诚地奉献爱心的人们，很容易产生被、被的情绪。
罗尔募捐事件反转之后，很多人他不应该采用造假的手段，通过向社会募捐。其实应该更进一步追问的是，哪怕没有造假，通过向社会募捐这种方式本身是否值得提倡？
面临巨额医疗费用之际，患者家庭通过向社会求助，这其实是一种效率低下的方法。因为一事一议的“—”募捐方式，需要大量的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其社会成本代价高昂。这种方式完全不具备普遍性。它或许可以帮助一个、几个“罗一笑”摆脱困境，但不可能帮助成千上万个“罗一笑”解决困难。
社会爱心非常珍贵，而且绝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偶尔一次的募捐能够收获巨大的捐助热情，但是如果募捐事件反复出现、接二连三，社会爱心就会被透支，“再而衰，三而竭”。人们对于事件、程度的能力，其心理阈值就会不断提高。这种对爱心的透支，以及对于社会伦理的，都不利于保持社会的健康状态。
而且，网络的度很大，在人人都可以发布信息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各种募捐行为根本就无法鉴别，或者说鉴别的成本太高，给商业炒作、网络营销留下巨大的操作空间。罗尔募捐事件被网络推手炒作和营销，最后给善良的人们造成巨大，将这类事件所隐含的巨大危害性无遗，也充分说明网络募捐、募捐不是应该提倡的方式。
从披露的情况看，罗尔一家具备承担罗一笑医疗费用的经济能力。但是对于更多面临重病医疗的家庭来说，他们确实无法承担家庭巨额的医疗费用。他们既不能向医院赊账，又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借到足够的钱，那么有什么办法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一方面，要通过途径来规范募捐行为，重建社会信任。正如央媒评论所说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把罗尔事件做成经典案例”，借此事对新颁布实施的《慈善法》中尚无清晰界定，或者人们在认识上仍不统一的部分条文，作出明确的司释和形成判例，并通过广泛的宣传使之深入，让在进行慈善募捐或捐赠行为时知其行止。
另一方面，还需要不断健全完善大病医保制度，通过不断扩大参保人群，实现有效的财务风险分担。当参保人患大病、重病之后，如果他们可以通过大病医保来解决医疗费用问题，自然就不必频繁求助募捐，打扰与己无关的社会了。
然而，大病医保说易行难。由于大病、重病的赔偿额高，大病医保的商业价值并不明显。甚至，如果没有足够庞大的参保人群，没有足够分散的风险分担机制，这类险种要维持基本运营都很困难。
要提高大病医保的覆盖面，面临的一题就是人们的参保能力与参保意愿往往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因为大病医保的保费比较高，所以要求参保人具备较高的收入和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但收入较高、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本身抗风险能力较高，营养保健条件更好，且能够通过定期体检、及时就医等手段，降低突遭大病的概率。相反，收入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群体，更容易遭受大病重病的困扰，但这个群体的支付能力比较低，往往负担不起高昂的大病医保保费。这种状况容易导致这样的后果：有参保能力的群体没有足够的参保意愿，特别需要参保的群体却往往支付不起高昂保费。
大病医保这样的性质和特征，使它很难通过市场来有效推开。面对参保能力和参保意愿的，只有由部门主导，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才能有效地提保率，覆盖更广泛的人群。健全和完善大病医保，应该成为下一阶段医疗卫生体制中重点推进的工作任务之一。
围绕罗尔微信募捐事件的争论，耗费了大量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最终却落得个一地鸡毛。如果这些争论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而是更深入地讨论医保机制建设上的缺陷和漏洞，使社会形成推进大病医保的思想共识，那么这场争论，对千千万万而无助的“罗一笑们”，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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