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组在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范围内，全面搜集与整理了2017年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文献，用以发现该年度学术研究进展。课题组运用了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与工具，且邀请业内专家学者就年度研究热点的遴选展开了多轮论证和研讨。在此基础上，课题组总结并筛选出2017年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十个研究热点，并对各热点做了分析与说明，包括它们在2017年的主要进展、代表文献与作者，供学界。
新中国已经进入第四十个年头，以发展这一宏大主题为历史背景，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界的学术研究活动极为活跃，取得了丰硕的研究，充分体现出学术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与重大事件的聚焦、抽象与提炼。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连续多年专门成立课题组，对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的年度学术研究进展进行梳理，聚焦学术研究热点，记录学术发展足迹。回顾2017年，我国经济整体保持稳定快速增长，对未来经济社会产生长远影响、引发学界热烈探讨的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很多。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为未来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制造丰硕，创新动能强劲，共享经济兴起并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设立，致力于防范风险、强化监管、深化；第三个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诞生，将承载疏解非首都功能和培育区域增长新引擎的核心任务；农村土地、国企混改、楼市调控等也都在稳步推进。
2017年10月，课题组启动了对2017年度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学术研究的总结梳理工作。课题组对所遴选“学术热点”的要求界定为：一是本年内相对集中探讨的前沿性学术问题；二是对未来学术研究具有一定导向性与前瞻性的学术问题；三是具有较高关注度的学术问题。它们直接决定了对于最终所选学术热点在定性与定量方面的筛选要求。
课题组对2017年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的评价遵循清晰严格的程序，包括年中热点预判，条目推荐征集，课题组文献调研，撰写备选条目，征询学界意见，内部研讨，专家研讨，学者评议，投票评议，正式发布等环节。课题组将本课题划分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三个学科文献调研组，每组包含学术编辑3~5人，咨询专家10~20人。专家队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知名学术机构及高校。
2017年10月上旬到11月中旬，三个学科文献调研组分别进行文献初步梳理与调研，开展初选征集与研讨。学科组各自全面收集所对应的一级和二级学科热点提名。各学科文献调研组根据热点选题的集中度情况推荐初选条目，分别提名产生了8个、22个与20个初选热点条目，并针对每个初选热点撰写入选理由和研究态势，整理重要文献列表，盘点全年相关重要学术会议。
2017年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课题组结合初选热点条目的细分学科方向，在全国范围内聘请评议专家，对三个学科文献调研组共50个初选热点条目进行研讨和筛选。研讨会上，专家代表就初选热点条目进行了深入研讨、点评与投票评议，最终确定2017年度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热点。
1.学术性。学术价值是热点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包括对热点研究问题的学术前瞻性、引领性、创新性，以及对学术发展、建设和推动作用等方面的考量。
3.全面性。对全年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学科热点做全面梳理分析和系统研究，尽量做到不遗漏、不缺省。
4.平衡性。尽量平衡课题组内部各学科、各领域的热点集中度，做到不只以关注度或文献量单一指标进行评价。
5.综合性。关注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从多角度研究每一个学术问题，全面反映学术问题各方面的情况。
6.包容性。选取概括性较强的热点，尽量规避过于微观具体、宏观空洞的选题，在合适的层面进行综合考量。
课题组在解决“选择哪些热点条目”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三个学科文献调研组均以定量分析作为基础，结合学术编辑的个体经验判断与领域专家集体评判意见，进行最终归纳总结。在初选热点提名阶段，各调研组的学术编辑首先对所负责的一级或二级学科领域，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的“全文数据库”及“索引数据库”中对2017年所有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然后，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对关键词、研究作者与研究机构进行共词分析与文献聚类分析，提炼出初选热点条目。对于一些有的初选热点条目，学术编辑还应用CiteSpace等文献计量软件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数据库）为对象，针对初选热点条目进行了交叉比对，再次确认初选热点条目的合。热点的定量分析数据量庞大，分析过程耗时较多，限于篇幅，展开评述时略去。
本课题最终呈现的分析文章，将“热点条目是哪些”和“热点条目具体研究内容是什么”两个问题作为重点，以定性归纳描述和总结方法为主。
课题组在对2017年国内经济学和管理学类文献进行全面综合评价分析之后，提出以下十大年度热点研究问题，分别为：（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2）共享发展与共享经济模式研究；（3）供给侧结构性的深化研究；（4）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现代产业体系；（5）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6）“一带一”下的国际合作探讨；（7）防范金融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8）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下的精准扶贫研究；（9）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10）企业微观治理机制与自主创新战略。
2016年7月8日，习总指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集中体现、作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在习总系列讲话的鼓舞下受到了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
2016年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论文305篇，到2017年，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论文增加到379篇（来源于CNKI数据库）。复印报刊资料2017年度转载这一主题的文章39篇，研究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根本方法、理论属性、指导原则、历史定位、理论来源、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理论创新方向、体系构建的历史演进，以及与《资本论》的关系、与经济学的关系，等等。
第一，分析了《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胡钧（2017）指出，《资本论》体系给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样板。洪银兴（2017）指出，《资本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邱海平（2017）认为，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更好地体现出对《资本论》的理论、方法与逻辑的继承与发展。
第二，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构建。顾海良（2017）认为，“经济学说”的“系统化”不仅是指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系统化”，即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还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更为广泛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即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这“一论二史”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对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来说，“一论二史”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华人民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
第三，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问题。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2017）认为，“人体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颜鹏飞（2017）认为，应该以大量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形态条件下的“变形的商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或元范畴。
第四，在与经济学的关系上，学者普遍认为必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包容的态度，积极借鉴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要从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出发，切实提炼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范畴”和“新理论”。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和新任务，学界必将在这一大背景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共享”作为必须坚定不移予以贯彻的重要发展之一。共享发展深刻阐释了“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和发展如何分配”等问题。强调要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的障碍，实现全体社会平等参与，共享，而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共享社会资源“使用权”，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实现广大人民对社会资源利用的“低门槛”和“高效率”，它与共享发展有着紧密内在的理论契合，也是共享发展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实践与运用。2017年，滴滴和Uber的烧钱大战与合并案例给全社会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的共享经济知识普及课。在政策大力引导和经济现实火热发展的双重形势下，经济管理学术圈也兴起了研究共享经济的、平等、协作、共享、去中心化等核心和核心的热潮。
2015-2017年与共享经济研究相关的文献数量有显著的增长，“共享”领域的论文数分别为25532、31935和33943篇，“共享经济”领域的论文数分别为1045、1761和3313篇（来源于CNKI数据库）。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涉及共享和共享经济的论文数量为45篇。其享思想和相关研究的文章有17篇，共享经济及其应用模式研究的文章有28篇，转载涉及的复印报刊资料刊物共计21种。由此可见，基于共享推动下的共享经济模式相关学术研究不但热度逐年提高，也广泛涵盖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术领域。
第一，基于共享发展下的共享经济实质研究，包括对共享企业架构及内部组织的探讨。、熊晓琳（2017）阐释了共享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内在关联，针对共享经济模式中“分享”和“使用”这两大主题概念进行了多元化的解读；方杲、李争（2017）研究了共享经济中协同消费、使用方式、可达性、所有权、互联网推动、资源管理等问题，提出了研究共享思想与其他社会管理科学要素的交互关系，如文化、伦理等。
第二，对共享经济的生态性、性、共赢性、普惠性四大特征深入挖掘，探讨共享经济模式及其影响。金灿灿等（2017）提出，共享经济打破了劳动者对商业组织的依附，给企业的组织管理和用工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对平台组织的阿米巴模式、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进行了分析。
第三，对共享经济模式创新中的发展障碍进行剖析，探讨制约共享经济发展变革的内在因素；针对共享经济发展现状，对就业、产业结构、生产效率、能源资源使用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共享新经济体的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前瞻性的探索。苏伟（2017）、刘洋和超越（2017）等学者对共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古银华等（2017）围绕网约车司机管理展开讨论，认为共享经济企业带着互联网的种种先锋性成为一种全新的用工模式。这种新业态和新的用工模式在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竞争性的同时，也直接对劳动力市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对共享经济的研究和实践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和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将“解放发展生产力，创建中国特色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产权结构，创新经济体制机制，建设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等发展内涵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因此，针对共享发展推动下的共享经济模式的相关研究将保持持续热度。
供给侧结构性命题是党和站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起点上，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现状，提出的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施政方略。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为主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2015年11月，习总首次提出“供给侧”；2016年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开局之年，该领域的研究论文约5800多篇。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研究继续深化，研究进一步升温，相关论文达7700篇之多（来源于CNKI数据库）。复印报刊资料2017年度转载供给侧结构性为主题的相关文章64篇，研究主题涉及供给侧结构性的理论依据、现实根源、核心问题、制度、政策，以及工业、农业、物流业、金融业、文化产业等国民经济各行业，国有企业等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问题。
第一，学界普遍认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之上，延续上年度的主题，对供给侧结构性命题做出了不同视角的解读和分析。萧琛（2017）对供给侧结构性的理论依据、现实根源、症结难度、风险掌控、目标校准与发力权衡等一系列问题做了系统深入的探讨。许经勇（2017）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理顺与市场的关系，校正因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而引起的资源配置低效率。“供给侧结构性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政策框架”课题组（2017）提出从三个方面解决供给问题，即要素的集约节约化供给、产品的有效优质供给和制度的有效供给，其中制度供给是重中之重。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实践，激发了学界的理论探索，产生了一些创新的理论。金碚（2017）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论范式，区分了提供效用的实质供给、提供有用产品的实际供给、提供以使用价值为前提而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交换价值的名义供给，以及以信用货币标示的无使用价值之物的虚拟供给，构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供给侧理论分析框架。李俊江、孟勐（2017）提出供给侧结构性的重心是以推进全要素生产率来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的理论逻辑。方福前（2017）通过对经济学说史的梳理，提出供给侧结构性的理论源头是历来重视供给的英法古典经济学。
第三，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的政策框架，学界围绕这个框架及各项具体政策展开了深入探讨。金碚（2017）研究了供给侧政策的基本理论思，分析了与市场的边界问题，提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以各种条件为转移。王方等（2017）提出去杠杆与稳增长、去库存、去产能的政策目标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中存在矛盾之处，率先实施去产能，待企业基本指标恢复健康后再进行去杠杆。
第四，2016年、2017年中央1号文件都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做了部署。学界对此反应热烈，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的实质、现实背景、面对的问题、的方向和径等都有深入分析。姜长云、杜志雄（2017）论证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罗必良（2017）分析了农业供给侧的关键、难点与方向，提出农业供给侧的关键在于补短板，而“补短板”的基本策略是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并改善农业的分工经济。
第五，学界对供给侧结构性的其他方面也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丁俊发（2017）提出流通业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中，应充分发挥流通业的先导性和物流业的战略性作用。民（2017）提出了文化产业供给侧中的三个深层次问题——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周期性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是我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工作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的政策实践给经济学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和生动的材料，供给侧结构性领域将持续维持较高的学界关注度。
我国持续将创新作为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和重要引擎。2012年，党的报告提出“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2015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文件，提出要以创新驱动为方针，走新型工业化道，加快实现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2016年，国家又相继出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也将十年前《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制定的“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发展目标推向决胜阶段。2017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1世纪中叶，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能力、技术产业体系以及融合应用等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这样的国家政策背景下，以创新引领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建设实践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学者对创新研究的热情高涨，学术丰富。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构建”这一议题涵盖了丰富的研究内容，包括的重要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创新基础理论研究，产业创新发展的政策制定，产业体系的完备性与核心技术的自主性，技术创新驱动下的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新兴产业的培育与集群发展，性技术对产业变革的引领作用，产业组织创新发展等。2017年全年相关文献量达到3774篇（来源于CNKI数据库），复印报刊资料的《产业经济》与《创新政策与管理》等刊物高度关注对该问题的研究，全年共转载文献36篇。学术界工作进展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横跨学术界与政研界，延续2016年业界对产业政策存废之争的热情，发文量最可观的研究热点是学者们试图通过学理研究、研究、比较研究等多种研究手段，探讨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才是当下推动中国产业体系发展、提升创新发展动能和质量的最优选择。从较为宏观的视角来看，为适应市场化的趋势和需要，更多学者认为产业政策应逐渐向竞争政策过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吴敬琏，2017；顾昕，2017）；部分学者归纳比较了国内外产业政策制订与实施的情况，并结合中国发展情况提出了政策。从更加具体的政策视角来看，专利制度、技术标准、投资引导基金、产业补贴等手段对创新创业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吸引了大量学者对产业政策研究的热情。
第二，在创新驱动和创新导向研究整体热情高涨的背景下，一些学者选择将研究重点放在创新驱动产业体系发展进步，以及推动产业发展的技术进步径和偏向性等基础理论研究上。黄先海（2017）、孙早（2017）等研究了经济体增长背景下的我国技术进步的径、差距、偏向性等问题，指出了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强调了竞争导向型技术进步、科技基础研究、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的重要性。赵昌文、朱鸿鸣（2017）提出，我国要建立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重塑以创新为导向的社会报酬结构，保持较强的企业纵向流动性，以及建立市场友好型的国有经济。
第三，以我国创新驱动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实践中的代表性产业为研究对象，学者们试图通过对现实发展的研究将创新实践提升到学理研究层面。传统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高铁产业）、光伏产业、机器人产业等都是学者们热衷于研究的行业领域，从技术创新发展本身到技术推动产业发展和优化，都有诸多研究。如吕铁等（2017）对我国高铁技术赶超的研究，杨超等（2017）对机器人技术线的研究等。
我们认为，创新驱动产业体系发展这一研究热点，将在未来几年中继续保持其研究热度。其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贯彻新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强调“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了“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提法，赋予了新的内容，可以预见创新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会成为未来新的研究热点。其二，学术界和政研界对产业政策的争论热度还将持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产业政策制订将随着争论越辩越明，以顶层政策导向为指导下的具体产业政策也将会越来越明晰。
党的以来，中央研究决定部署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明确要重点打造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京津冀协同发展列为我国区域发展三大战略之一。2015年，中央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三地协同进入全面实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2017年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又一国家级的新区，是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做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是新形势下理政新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实践。
多年来，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探讨就一直没有停歇，2017年雄安新区的建立更激发了学界对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展开深入探讨的热情，年度文献达到5000余篇（来源于CNKI数据库），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34篇。归结起来，相关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学者们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而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武义青（2017）等从制定承接方案和配套政策，与市场协同发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制定差异化的政绩考核标准，增强承接“引力”，高端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七个方面对雄安新区如何精准承接非首都功能进行了理论分析。
第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毛汉英（2017）等从机制创新和政策层面，黄金川（2017）等从空间经济学视角，等（2017）从产业协同及城市协同联动角度，周京奎、皮建才（2017）等从金融一体化、物流一体化和协同治理方面，分别探讨了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的政策、条件、可能及实施策略。学者们认为京津冀三地应有明确的功能定位，即是全国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先行区；则建成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支撑区。
第三，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刘秉镰（2017）等众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探讨，涉及领域范围广泛。归纳起来，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四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五是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六是推进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打造扩大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相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而言，京津冀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最为突出、最为复杂，关注度最高，解决难度最大，重要原因就在于协同发展还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2018年学界将更多聚焦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具体议题包括：探讨如何加快行政管理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研究怎样构建有利于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建立行政管理协同机制等；探究如何促进形成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立健全区域创新体系，整合创新资源，贯通产业链条，重组区域资源等。此外，以规划建设雄安新区为重要突破口，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谋求区域发展的新子，打造经济社会发展新增长极，也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持续作为热点议题。
“一带一”是我国对外的必然选择，也是在全球贸易增长低迷情况下促进国际联动式发展的重要举措。自2013年起，“一带一”就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随着时间推移，相关学术越来越丰富。
2017年相关学术文献达13430篇（来源于CNKI数据库），比2016年增加25%左右。复印报刊资料2017年全年共转载101篇，内容涉及经济、法律、文化。对于经济领域来说，区别于前期研究“一带一”内涵、框架、意义，当前研究从细节入手、全面展开，不断向纵深发展，力求为加强国际合作、实现“一带一”共建提供全方位支撑。
第一，中国对“一带一”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风险受到特别关注。张述存（2017）认为，“一带一”为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提供了机遇和条件，未来应一方面继续加强对欧美地区的学习型、技术导向型投资；另一方面应充分借势，展开对“一带一”沿线国家的战略型、资源合作型投资。针对面临的来自东道国的、经济、法律、文化等多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周伟等（2017）基于对39个沿线东道国的量化评价，认为中国与大多数中东欧国家OFDI的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偏小，社会文化风险较大。保建云（2017）认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受东道国影响外，也还受国际金融市场的约束，培育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的友好信任关系，同时推动竞争性国际金融市场体系的建立。
第二，共建“一带一”的投融资机制及其风险规避机制。王一鸣（2017）认为，“一带一”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以亚投行与丝基金两大机构为融资平台。但由于资金缺口大，未来应创新投资机制，构建多模式融资渠道。曲丽丽（2016）指出，在资金融通过程中将面临汇率风险、信用风险、声誉风险及企业投资等相关风险。
第三，关于全球价值链、全球贸易治理的探讨不断丰富。黄先海、余骁（2017）认为，中经济发展上的相互需求以及“一带一”沿线国家的协同发展，使得我国通过嵌入“一带一”建设而形成的“嵌套型”价值环流、重塑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成为可能。王芊霖、程大为（2017）明确指出，“一带一”在全球化面临逆潮、全球经贸治理出现倒退时提出，其共同发展的目标是对贸易的坚守，是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尊重。
第四，“一带一”沿线国家的税收制度研究也不断丰富。李香菊、王雄飞（2017）对比分析了我国与中亚和东南亚国家在税收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异同，结合当前全球打击税基以及利润转移的新动态，提出顶层设计上应注重实现税收与“一带一”战略的全面对接，为资本和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赵书博、云（2016）考察了“一带一”背景下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重复征税问题，提出应对企业境外所得免税，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深度上，2017年“一带一”相关问题的学术探讨有了新的进展。尽管当前学界对“一带一”建设在功能作用、政策解读、风险分析、战略径、重点领域等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但依然存在理论研究深化不够，国际视野的比较研究匮乏、且研究方法的严谨性不足等问题。未来“一带一”建设相关研究亟待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入：风险测度问题、国家间博弈问题、成本收益核算问题等（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专题研究组，2017）。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整体安全的基石。习总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主题，要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保障国家金融安全；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是金融的旨，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服务实体经济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线年，有关金融风险和实体经济的学术论文有1500余篇（来源于CNKI数据库），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27篇，探讨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金融风险的识别及预警，相关学者借助研究方法对我国金融风险进行识别和预警，为下一步的监管提供决策依据。如王培辉（2017）研究了我国金融机构系统性违约风险，并识别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要对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监管，为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和监管提供了有益的决策参考。
第二,金融风险监管及金融稳定政策设计。何国华（2017）认为，金融监管机构一方面应完善风险管理框架，摸底排查国内金融系统的风险累积程度与金融摩擦大小，加强对金融机构引导；另一方面又须规范外部市场约束，增强会计、审计等机构自律性、性，加强信息披露透明度，从而弱化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非效率出清，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最优金融稳定政策设计标准范式。吴晓求（2017）指出中国金融监管的基本要点是：监管模式上，实现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和功能上的一致；监管架构上，以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监管委员会的微观审慎监管为基础，构建具有“双峰”形态的监管架构。监管重点从资本监管逐渐调整为资本监管与透明度监管并重。监管方式从传统监管逐步过渡到智能监管与传统监管相结合并渐进至以智能监管为主。
第三,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伴随着中国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的发展，中国的金融化也快速发展，并从不同方面影响着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金融化通过财富效应等渠道对经济造成一定的刺激作用，但金融化造成了实物资本积累与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积累的更大程度的分离，扩大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断层和矛盾，造成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积累的扩张和收缩运动，以及金融的繁荣与实体经济发展脱节。另一方面，金融化的发展强化了资本的流动性、投机性和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在一定条件下会触发金融和经济的动荡与危机，因此中国要采取措施，防止金融化的过度发展，避免陷入金融化陷阱（陈享光，2016）。张小宇（2017）通过研究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常规货币政策时期，以及中国的产出和通货膨胀对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冲击的非线性反应机制，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扩张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短期会(促进)中国产出的增长，但在长期则会促进()中国产出的增长；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存在正向国际溢出效应，即美国的货币扩张(紧缩)将加速()中国的通货膨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存在非对称性。
第四,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李扬（2017）认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是有效发挥其资源配置的媒介功能，降低流通成本，提高金融的中介效率和分配效率，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进一步理顺利率、汇率关系，建立稳定的筹集长期资金和权益类资本的机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建立市场化风险处置机制以及完善金融监管框架，这些均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根本举措。
展望未来，在中央高度重视防范金融风险，全社会广泛关注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这一课题仍将是未来研究的热点，预期后续研究将呈现以下几大趋势：一是有关区域性金融风险防控的研究，主流观点认为，在我国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不大，但区域性金融风险问题突出，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将成为工作的重点。二是有关金融监管的研究，随着金融的不断发展，金融风险也出现了重大变化，为应对金融风险新变化，金融监管也应该随之调整。三是有关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的研究，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未来的金融创新很重要，但一定要把握住创新的导向，使之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
党的以来，习总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扶贫开发的新思想、新观点、新部署、新要求，形成了新时期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其中，大力实施精准扶贫，不断丰富和拓展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是习新时期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精髓。以习总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为指导，我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目标，开始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自此，精准扶贫成为我国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并引发了理论界、学术界的关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2017年，理论界、学术界聚焦脱贫攻坚，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展开研讨，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以“精准扶贫”“扶贫”“脱贫”“反贫困”为关键词检索，期刊论文高达15117篇（来源于CNKI数据库），其中核心期刊（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发布的期刊上的论文）1855篇，丰厚。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民族问题研究》等刊共转载有关精准扶贫研究的论文44篇，特别是《农业经济研究》，作为转载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研究的专业学术期刊，通过常设栏目“反贫困”长期关注农村贫困问题，全年共转载相关文章19篇，占全年发文量的11.45%，可谓相当重视。
第一，对精准扶贫政策与实践的反思。贾俊雪等（2017）从理论和两个方面，剖析了资本补贴和小额信贷这两类“造血式”扶贫方式和资金配套机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机理，认为农村发展扶贫项目通过融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扶贫机制，提高了扶贫瞄准度，产生了较好的脱贫效果。
第二，精准扶贫机制与径创新。万君、张琦（2017）通过对精准扶贫机制创新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后认为，我国扶贫开发机制的总体趋势是外源推动下的内源发展，未来有可能出现“内外融合”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内外融合”的精准扶贫机制的完善径。
第三，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李博、左停（2017）研究发现，在当前的精准识别过程中，国家逻辑与乡土逻辑二者之间的张力仍然是困扰精准识别的最大障碍，将国家的程式化、标准化识别体系与乡村社会以社区为单位的熟人社会规则相结合，将是今后精准识别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胡联、汪三贵（2017）基于乌蒙山片区贫困村抽样调查数据，从精英俘获的视角解释了建档立卡存在瞄准偏差的原因，发现村干部任期过长是影响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重要因素，提出了村干部任期、让村民有效参与到贫困识别、引入微观层次的第三方监督和完善村级治理的政策。
第四，精准扶贫模式的探索。郭君平等（2017）利用“双重差分—分位数回归”方法，基于贵州省纳雍县两个贫困村跨期数十年的农户追踪调查数据，从精准扶贫和收入分配效应的视角探析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益贫”或“溢富”的特征化事实，以及其对不同农户群体生计活动的作用，得出了相比其他减贫方式，其更能协调好扶贫精度、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关系。
第五，对精准扶贫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章昌平、林涛（2017）针对目前精准扶贫研究和实践在数据采集与分析中存在支撑不足的问题，引入生态学中“生境”的概念，构建了一个以贫困人口为中心的大数据关联整合方案的理论模型，提出了利用“生境”块数据进行精准扶贫开发的应用场景设想。
2017年，习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又为精准扶贫的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总体上看，对于精准扶贫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如何实现共享发展与精准扶贫的耦合推进、如何构建泛学科的知识体系、如何达成多元扶贫主体的合作共治、如何合理设定贫困测度指标及其权重、贫困退出质量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等问题上，还需要后续研究的继续跟进（孙迎联、吕永刚，2017；黄承伟，2016）。
截至2017年底，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15、11.77、1.88、2.27、1.92亿人。社会保障在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社会保障充分发挥多重功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后国家治理与改善民生方面描绘了新蓝图。
依此背景，众多学者以不同视角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发展方向。2017年，有关社会治理内容的论文及文献数多达9927篇（来源于CNKI数据库）。其中，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数量为95篇，索引文献量为491篇。总的来看，研究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术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
第一，社会保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社会保障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关乎国家认同、社会公平和，具有全局性的作用和战略地位。郑功成（2017）指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社会保障充分发挥多重功能。现代社会保障绝不是“权宜之策”或“之术”，而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世代福祉的重大制度安排。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发展，既是人选择，更是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论研究组（2017）提出社会保障是国家治理的必要手段和重要工具，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共享发展”作为理论指导，客观看待和有效发挥社会保障在社会、经济和等方面的综合治理功能，牢牢把握中央主导、互助共济、部门和地区本位主义、与时俱进等社会保障的主要方向。
第二，社会保障的功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保障维持社会稳定功能有利于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发展，社会保障供给有助于维持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金渊明（2017）研究发现，在经济低迷、低生育―老龄化、劳动力市场两极化等不利条件下，扩充具有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及缩小差距等功能的社会保障，可以经济发展与社会整体的持续前进。顾昕（2017）指出，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建设一个增进市场、激活社会的发展型福利国家，是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社会基础。杨大威、郑江淮（2017）研究发现，为实现预期的国家经济发展目标，需要提供有力的社会保障并纠正资源错配。
第三，社会保障的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针对这一问题，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扶贫助困等方面。林闽钢（2017）指出，目前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为社会保障从国家“小器”变为国家“重器”打开了重要的时间窗口。为此，需要通过法制化、协、社会化和信息化的建设来实现中国社会保障的现代化，使之成为国家治理之重器。童星（2017）指出，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当下，互联网与社区组织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技术平台与组织平台。借助成长中的社区与社会组织网络，社会保障的各项服务可以有效面向普通，使国家保障与改善民生的政策落地生根。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从慈善事业、优抚安置、残疾人福利等角度发表了大量的研究。
日趋完善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必将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学术界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一是拓宽社会保障研究的视野，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真知灼见。二是加深社会保障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三是加强对社会保障的体系研究，为我国建立多层次、度、立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言献策，进而更好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经济增长动力从传统的要素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国家“十三五”规划（2016-2020）提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有显著差距。研究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因素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企业创新在宏观上的汇集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核心因素之一，在微观上则是企业的一种选择、一项决策。根据国内外已有文献，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微观治理因素主要包括：（1）内部治理因素——如股权结构、董事会和领导权结构、激励机制等；（2）外部治理因素——如控制权市场、债务治理、投资者水平、压力等。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相关主题文献20余篇，关于企业微观治理因素对自主创新影响的较高质量的文献开始涌现，并且研究的关注点更加深入和细致，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股权结构。以往对双层股权制度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上，而其对创新影响的研究尚是一个缺口。石晓军、王骜然（2017）研究发现，双股制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取决于外部投资者的短期业绩性。就大股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而言，现有的研究集中讨论了大股东性质和持股比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而从控股股东行为角度考虑的文献较少，张瑞君等（2017）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角度分析并证明了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第二，激励机制。研究者除了关注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的实施以及不同激励方案的契约特征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外，还关注了容易被忽视的同样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非高管层核心员工及内部薪酬差距在创新产出环节起到的重要作用（姜英兵、于雅萍，2017；孔东民等，2017）。
第三，董事会及管理层特征。研究者考察了技术专家型董事、CEO在不同企业之间的交流、反与企业家能力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胡元木、纪端，2017；许家云，2017；王健忠、高明华，2017），拓展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相关文献，也为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下的董事会治理及管理层行为提供了崭新而重要的视角。
第四，会计信息。作为解决公司内部人和外部人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方式，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近两年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探讨了包括会计信息可比性、会计稳健性等因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
第五，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债务治理、市场结构、监督和分析师追踪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债务违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的文献不多，张玮倩、方军雄（2017）研究发现，债务违约会上市公司的创新投资。宛晴等（2017）则从市场要素切入，研究了客户集中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及其实现途径。还有学者研究了及分析师追踪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杨道广等，2017）。
综观以上文献，在延续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研究的话题更加丰富、多元和深入；在关注创新投入的同时也关注了创新产出，并且区分了创新行为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因素等等。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企业自主创新行为提供了更多微观层面的经验，进一步拓展了创新活动的相关文献，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借鉴。从经验研究方法上看，除了使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还使用了较为前沿的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倍差法等，并且有的学者还进行了数理解释，这些都增加了研究的可信度。现有文献大多集中在对内部治理因素的研究上，对外部治理因素的研究较为欠缺，还存在较大研究空间。最后，从研究方法上看，已有文献主要仍是基于成熟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及代理理论、采用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进行的经验研究；相比之下，基于中国特色实践的理论研究较为缺乏。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立足于中国特色实践，以修正既有理论或构建新理论为目标，在创建适合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的微观治理机制与企业创新理论体系框架下，开展更加深入和具有扩展性的研究。
在上述这些热点中，有一部分延续了2016年的研究热点，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精准扶贫、创新产业体系的构建等；也有一部分是2017年新出现的研究热点，如共享与共享经济、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总体来说，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基本上都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和阶段性。同时在新的时期，同一内容也会呈现出阶段、范围和深度的差异性，也反映出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延承性、阶段性与稳定性。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其他单纯利用文献计量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研究，本文的亮点在于：并不仅限于对热词或关键词共现的罗列，而是以此为基础，综合学科近年的发展情况，将专业学术编辑及学者专家的意见与判断纳入研究中。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课题组。课题组组长：李军林；执笔人：张妮；课题组（按热点撰写顺序排列）：周学英、徐明、刘然、张妮、万晓琼、许晖、万千、张皓、、靳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