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怀化市会同县金子岩、沙溪、王家坪等乡有一支从靖州迁来的神秘居民，他们自称是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的阿拉伯，笔者经过认真地考证，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
经考证，会同这支阿拉伯是从靖州迁居过来的丁姓。但查阅靖州、会同等地的《丁氏族谱》后发现，这些地方居住的丁姓人共有三支：一支是太宁公的子孙。据大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己亥孟冬修《丁氏族谱》记载：太宁公原籍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唐兵乱，迁四川成都府华阳县棋盘街五显祠左边居住。元末迁湖南靖州西门内文官巷居住。一支是受卿公的子孙。据大清道光二十七年岁次丁未孟秋修《丁氏族谱》记载：受卿公先世发源自杭州府钱塘县，经商至四川府华阳县棋盘街五显祠左边居住，至受卿公因仕靖，至仕不复归川。太宁公和受卿公这两支丁姓均称其为姜尚的子孙，因姜尚的儿子被西周齐太公封为“丁公”，遂以丁为姓。这两支丁姓先民均于元代时已落籍靖州。另一支是典汉沙公的子孙。
据会同县沙溪乡凤羊村丁姓存放的大清乾隆二十八年（1736）仲秋日修的《丁氏族谱》记载：其丁姓“本默人也，肇自远祖汉沙公（即典公）帅师由大食落籍金陵，助明太祖起兵，以军功授武德将军。生二世祖罗秃（即朵公），罗秃生始祖讳福，字律怀。公南征楚靖，累建奇功，赐姓丁氏，秩升武节将军，加骁骑尉。时苗庭以苗民出没不常，为屯田久计，遂家世焉。子孙世袭至四世，分为四大房，长讳颛，二讳显，三讳颖，四讳兆，聚族于州城内外，世相亲睦。自国朝（注：清朝）汰卫裁军，零星散住，近而会、绥、沅、永；远而滇、黔、粤、蜀……”
清同治七年（1868）修《丁氏族谱》载：“福公而上，远而无稽，不相袭也，近有所据，尽加详也。”
另据沙溪乡凤羊村丁姓存放的公元一九九O年孟冬续修的《丁氏族谱》载：“一世祖典汉沙，本默人，由大食帅师东进，落籍金陵，典公称：金陵世第，即由此来。二世祖朵罗秃。三世祖福公，南征楚靖，因屯田于靖而定居下来，至今已相传二十四代，其子孙已达二千多人，分居于靖州县城、城郊及甘棠镇，会同县金子岩、沙溪、王家坪等乡，黔阳县铁山、大崇两乡，绥宁县武阳、蒋家坊、临口流远所，通道地阳坪、马家坝，益阳安化县及广西怀远等地……”，又载：“三世祖福公明洪武初年（1368）南征楚靖……”。
典公这支《丁氏族谱》中有“吾族始祖，身教门，不食豕肉，十六，历年四百余……”的记载。同时：“清明拜扫，务宜另起特牲，以诚敬，毋以豕事毕”，清明扫墓用的祭品要用牛肉。这些都是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的规矩。据丁姓介绍，有一年清明节，福公子孙云集靖州为福公扫墓。有人煮了一大锅猪肉用于会餐，临餐前被一将猪肉锅内撒了火土灰，结果谁也不敢说什么，都乖乖地散了伙。这说明福公这支丁姓穆斯林。
《丁氏家谱》中记载的“大食”即阿拉伯帝国（630—1258），是中世纪时地处西亚地区的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封建军事帝国。唐代以来的中国史书，如《通典》、《旧唐书》、《书》、《唐会要》、《宋史》、《辽史》、《资治通鉴》等，均称之为大食国，而西欧则习惯将其称作萨拉森帝国。帝国存在了600多年，主要有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和倭马亚王朝（661—750）、阿拔斯王朝（750—1258）两个世袭王朝。帝国最强盛的时候领土达到1340万平方公里，疆域东起印度河和中国西部边境，西至大西洋沿岸，北达里海以及法国南部，南接阿拉伯海。是继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之后又一个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阿拉伯帝国的兴起改变了周边许多民族的发展进程，在中世纪的历史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唐玄天宝十年（751），阿拉伯帝队与中国唐朝军队在中亚内陆城市怛罗斯进行了小规模交战，阿军出动了20万人，唐军也出动了约三四万人的精锐部队。本来唐军在高仙芝的指挥下节节胜利。由于突厥葛罗禄部落的，阿军取得了全胜。但此时的阿拉伯人不敢再向东进攻，因为这是阿拉伯近百年扩张以来遇到的最大阻击。阿军在此战中损失将近4万人。唐帝国本来可以重整旗鼓，再与阿拉伯人一战，可是由于安史之乱，唐朝国力大减，无力西征。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曾攻陷巴格达。1258年，阿拉伯帝国被蒙古帝国西侵统帅旭烈兀所灭。
据现有史料记载，唐高永徽二年(651)，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陆续由海来华，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及长安等城市定居。他们建筑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礼拜寺，不少人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世代定居，并建立公共墓地。他们被称为蕃客或土生蕃客，被视为回族的先民。宋代东来的，由于教上的亲近关系，后来也成为回族的一部分。
13世纪初叶，蒙古军队西征期间，一批批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断被签发到中国来。他们主要以驻军屯牧的形式，以工匠、商人、学者、、掌教等不同的身份，在全国各地，成为形成回族的主体人群。在历史发展中，元代被称为“啰哩回回”、“绿睛回回”、以及被改伊斯兰教的、祆等，均成了现在回族先民。宋元时寓居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占城回回”、中印半岛南部和南洋诸岛上属于马来人种的“昆仑回回”因迁居中国而成为回族的先民。维吾尔族普遍接受伊斯兰教后，当其迁到内地渐渐于回回之中。元、明以来，不少蒙古贵族及其士卒因接受伊斯兰教而逐渐于回回之中。另外，由于通婚和政治，以及接受教和风俗习惯等原因，回回中不断吸收了一些汉族的成分。
明代仍有大量的人群融入回族。如原籍为阿拉伯、波斯、西域突厥诸种和东南亚的“归附回回”，还有侨居的“寄住回回”，他们往往以“贡使”形式进入中国，使团多达数百，贡事完毕，有的返归本国，有的则侨居或定居中国。
据1988年出版的《湖南回族》一书《湖南回族的来历》中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当时因征调和用兵，一批批从军的回回将士先后进入湖南，不少人因耕地定居落籍。
据以上考证，典汉沙公一支丁姓，其始祖典汉沙是西亚穆斯林人，二世祖朵罗秃，仍纯属回经教名。只是从其三世祖福公被明太祖朱元璋赐姓丁氏后，其子孙才开始以丁氏为姓。由此可以推论，典公支派的丁姓应为族。
据《丁氏族谱》记载，其远祖汉沙公帅师由大食（阿拉伯帝国）落籍金陵（现江苏省南京市），助明太祖起兵，以军功授武德将军。生二世祖朵罗秃，朵罗秃生始祖讳福，字律怀。三世祖福公南征楚靖（今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一带），累建奇功，明太祖朱元璋赐姓丁氏，秩升武节将军，加骁骑尉。福公去世后，与四世祖颛、显、颖、兆公及妣均葬靖州城北门外罐子窑（今靖州汽车站北，原黔阳地区病医院外）。整个山头，上至福公，下至十五世祖共348棺坟。1971年国家修建黔阳地区病医院时选中该址，所有墓碑、石狮等被用于修了公，坟墓被全部摧毁。
据传，原靖州城中建有丁氏家祠，但建祠年代与地址均无考。在会同县山田里泥垄（今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元贞村泥垄）丁氏典公支派二房第十世祖丁世荣于清道光五年（1825）建丁氏家祠。1972年，该家祠被会同县金子岩拆去用作基建用材，家祠门口的石狮，被用做了泥垄水电站的基石，家祠被拆毁，现仅存遗址。
康熙三年（1664），清廷旨令裁汰卫所，居住在靖州州府永平县（今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丁姓居民除部分留下外，朝廷允许其迁往四处居住。位于会同县山田里泥垄（今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元贞村泥垄）迁来了一支丁姓先民，清道光五年（1825），建起了丁氏家祠。因子孙众多，后分散居住于现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元贞村、金鱼口村、两江村、双江村、山田村，会同县沙溪乡凤羊村马槽、金竹坪、大水坪，王家坪乡坳背冲、枞树脚、新华中寨团等地，有的还迁到绥宁县界溪口、武阳肖家村、河口，黔阳县（今洪江市）大崇乡和平村团坡、安江镇、铁山乡小溪村，通道菁芜洲、地阳坪、马家坝，临口桥良村、上洞村、下洞村、中团村、红香，甚至沅陵、安化、贵州剑河、天柱、锦屏等地，分散到各地居住的丁姓居民现在约有三千人左右。据这支丁姓长辈介绍，目前葬在会同县金子岩乡和沙溪乡凤羊村马槽等地的丁姓老祖坟，在清明扫墓祭拜时，只能用牛肉作祭品，不能用猪肉等。
由于这支阿拉伯人人数较少，在七百多年的磨合中，因通婚和政治、经济等诸多原因，为了，其语言、服饰、婚嫁、丧葬、祭祀、住房及许多生活习惯等与当地各民族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他们虽然有将其划定为回族的强烈愿望，但在1985年的民族成份划定时，却未能如愿，有的被划为侗族或苗族，有的被定为汉族等。何时才能回归回族，那只能慢慢地等待……
唐末五代诚州“飞山蛮”首领杨再思父母到底葬在哪里，一直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团。在渠水河畔的湖南省会同县连山乡火神坡，有一座占地400多平方米的古墓葬，内有墓茔、祭台、多级拜台、花坛、碑刻等，墓茔呈圆形，高1.8米，底径8米，圆周长25米，由经加工的石料砌成，其形状之雄伟，规模之宏大，在湘桂黔川滇鄂渝等省市区是屈指可数的。其立于正中的石刻墓碑錾刻着一行仿宋大字：“宋逝敕封老君显太始祖考杨公讳朝妣田老孺人之合墓”道出了墓主的身份，这便是杨家大墓。据墓碑上记述，说是杨再思父母的合葬墓。这到底是不是杨再思父母的合葬墓呢？对其墓主的身份，笔者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考证。
据传，杨朝，字景，生于北宋（具体出生年月不祥），卒于大观元年丁亥（1107）。原籍江西太和。敕封老君，曾任古州刺史、代理太尉。因与朝廷灵王不睦，弃职归田。以后又从古州三浪司迁徙会同青朗坪定居。其时朝廷，阶级矛盾日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灵王为巩固其地位，下旨令杨朝出任，带兵。杨朝回绝违旨，灵王，便派人在杨朝所居村寨投放毒药，逼杨朝归附朝廷统军“平乱”。至今尚流传“青朗坪上实堪嗟，灵王到此祸无涯。借我洗鹅池不肯，瘟疫流行八十家。”的歌谣。杨朝无奈，二度返朝。但出于对朝廷的愤慨，他只是虚晃几枪，没有潜心“平乱”。宋大观丁亥年（1107）杨朝阵亡，安葬在会同连山火神坡。大宋开禧乙丑年（1205）清明，其子孙为其錾立墓碑。明永乐癸未年（1403），其妻田氏枯柩从青朗坪迁移火神坡，与杨朝合葬，并于明永乐癸未年（1403）清明重新錾刻墓碑。清道光三十年（1850）整座坟用石砌就，形制扩大，并重新錾刻墓碑。1984年，杨朝见坟墓日渐陷落破败，聚众捐资万余元重新整修。坟前修的阶梯、案台、拜台，墓地整个占地面积扩大互约400平方米，颇为壮观。
从现存于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品溪村的嘉庆十九年（1814）修的《杨氏族谱》记载：杨帐诚“字孚中，号志诚，唐文开成元年丁未[有误，开成元年应为丙辰（836），丁未年应为文太和元年（827）]二月十五日亥时生，仕唐有功，封开国王，寿四十，咸通七年丙戌（866）正月十五酉时卒葬四川诚都府西门外黄龙出岗形辰山戌向。”
其妻“王氏，文开成十三年乙卯[有误，文开成只有五年，乙卯年应为文太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生，封一品夫人，寿六十三岁，昭大顺十三年辛酉[有误，大顺只有2年，辛酉年应为唐昭天复元年（901）]八月十五日酉时卒，葬同夫山，子三：琅、党、牒。”
以上年误，有可能是家谱时抄错而误记。但经考证，杨再思祖上世代为唐，不服后梁，也不附于楚，为示忠诚于唐，将叙州改名为“诚州”。改州名后，继续使用唐昭宣帝天佑年号。这种笔误也是在情理之中。但对于杨再思的祖父有两种说法：有说杨再思的祖父是杨临牒的，有说杨再思的祖父为杨临傥的。至于谁对谁错，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暂不去争议。
据现存于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品溪村的嘉庆十九年（1814）修的《杨氏族谱》记载：杨临党“唐宣十年丙子（856）九月初九未时生，官至中书令，寿六十四岁，后梁未帝七年已卯（919）二月初三亥时卒，葬同祖茔。”
其妻“李氏，大中十一年丁丑（857）十月十五日申时生，封四品恭人，寿六十二岁，后梁未帝六年戊寅（918）九月十八日午时卒，葬同夫山，子：本、庆、忠。”
杨临牒“字清直，唐宣大中十二年戊寅（858）八月十五日酉时生，唐进士官授检校至太子大师，寿六十四，后梁末帝十年壬午（922）九月初十日寅时卒，葬朱家山珑形千山丙向”。
其妻“刘氏，宣十三年已卯（859）正月初一日子时生，封一品夫人寿八十二岁，后梁末帝八年庚辰（920）七月十六日子时卒，葬同夫山，子二：玢、玠”。
对于杨再思的父亲，有说杨再思的父亲为杨居本的，有说杨再思的父亲为杨居中的。2006年6月出版的《杨再思氏族通谱》上记载，为杨居本。而有些《杨氏族谱》及1994年6月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中华姓氏通书·杨姓》记载，杨再思的父亲为杨居忠。至于杨再思的父亲到底是杨居本还是杨居忠，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据存于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品溪村的《杨氏族谱》记载：“居本，字仕廉，唐懿咸通十三年壬辰（872）四月初二午时生，唐封镇国大将军，寿六十一岁，后唐明七年壬辰（932）十月十四日卒，葬四川诚都府西门外黄龙出峒辰山戌向”。
杨居本的妻子“妣李氏，僖乾符元年甲午（874）五月初五午时生，封一品夫人，寿五十八岁，后唐明六年辛卯（931）二月十六日戌时卒，葬同夫山”
杨居忠“唐僖乾符元年甲午（874）九月初九日午时生，昭时守邵州，有贼首贺大王作判，公单骑擒之，以功封镇国大将军，寿六十岁，后唐明八年癸已（933）卒，葬同祖茔”。
杨居忠的妻子“妣唐氏，乾符元年甲午（874）四月初八酉时生，封一品夫人，寿五十八岁，后唐明六年辛卯（931）六月初八日亥时卒，葬同夫山，子三：再韬、再思、再兴”。
据考证，杨再思生于唐昭大顺元年庚戌（890）六月初六寅时，寿六十四岁，卒于后周世显德元年甲寅（954）十月二十六日寅时，葬黎平府长岭岗。
唐末五代，叙州（辖龙标、朗溪、潭阳三县，含今洪江市、洪江区、会同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天柱县、锦屏县、黎平县等地）境内有四大蛮酋：一是潘金盛，人称潘老虎，据东南八峒，以飞山峒为中心；二是杨承磊，人称杨神勇，据西南五峒，以锦屏峒为中心；三是昌师益，据东北三峒；四是杨再思，人尊杨太公，据北方四峒，以朗溪峒为中心。他们义结金兰，互不隶属，但各自为政，相互支援。潘金盛潘大虎使一把门板大刀，杨承磊有一柄青铜大锤，昌师益有一条十节长鞭，杨再思有三尺神光宝剑。人人武艺高强，四兄弟比武比了三天三夜，不分胜负。最后，杨再思运用神光宝剑，使出绝招，剑光一闪，宝剑变软，把门板大刀、青铜大锤、十节长鞭捆在一起，剑锋竖在中间，三人使劲拉呀拉呀也拉不动，三人服输了，便拜杨再思为大哥。杨再思手一松，三人才扯开各自的武器。于是杨再思送给每人一点东西做纪念。三人看那东西，又看自己的武器，潘金盛的门板大刀的刀尖被杨再思的神剑削去了一寸，成了“鬼头刀”；杨承磊的青铜大锤顶被杨再思的神剑削成了平顶锤；昌师益的十节长鞭也被杨再思的神剑削去了一节，成了九节鞭。三人非常惊奇，对杨再思更加诚服了。唐乾宁三年(896)，马殷初据湖南，僭称楚王。由于潘金盛居住的飞峒因遭受自然灾害，群活艰苦。潘金盛听说武冈州官员百姓，民财，蓄有金洞银库，还有碧玉簪，便带领几千峒兵峒将攻打武冈州，想夺取金洞银库碧玉簪，分给全峒百姓，解决生活困难。第一次攻打没有成功。后梁三年（909），辰州(今沅陵)蛮酋宋邺、叙州蛮酋潘金盛，互为，宋率部攻打湘潭，潘金盛邀请杨承磊一起率部攻打武冈，又没有成功，还激怒了朝廷。后梁乾化元年（911）马殷遣昭州(今广西平乐县)刺史吕师周带领衡山之兵五千讨之。吕师周引兵从城步径间道至飞山，攀藤石而上，分军布栅，至峒前，杨承磊在拒敌中阵亡，潘金盛被擒至武冈，部卒近3000人被杀，尽毁其营寨。杨再思接到探报马上赶到飞山峒增援，唬跑了吕师周，使飞山峒民避免了更大的灾难。
战斗结束后，杨再思安葬了杨承磊等兄弟，重建飞山峒，结营飞山，以飞山为“寨”，“飞山寨”从此得名。同时派人到武冈想营救潘金盛。在得知潘金盛被斩后，想方设法将潘的尸首收回予以厚葬，并安抚三千者遗属。潘金盛、杨承磊的13峒苗蛮，素闻杨再思的德治盛名，又安抚，遂一致拥戴杨再思为其共同首领，服从他的统一治理。杨再思与各峒杨姓土著峒民，特别是杨承磊一族联，并使用“再政通光昌晟（盛）秀”七字派统一班辈，密切族关系，形成了杨氏雄厚。从此，叙州已有80%的辖区实际归杨再思统领。据东北三峒的昌师益当上叙州剌史后，因与杨再思是结拜弟兄，也从不干预杨再思的事。后梁龙德元年（921），昌师益的子孙在辰州蛮复判侵楚失败后，也投靠了杨再思。从此，杨再思基本上统领了整个叙州，故史称“叙州没于蛮”，叙州朗溪“县境为各少数民族首领占据，朗溪县实废”。杨再思执撑“飞山蛮”后，将直隶飞山峒以外的各峒调整为古州(今贵州黎平县罗里)、潭溪、洪州、八角、湖耳、亮寨(以上均为贵州省黎平县属)、龙里、中林、欧阳、新化（以上现属贵州锦屏县）等十峒，各峒设“长史”，由吴、石、龙、潘、向等有的大姓头人担任，建立“峒制”、“款约”，严明号令。杨再思祖上为唐朝，但当时的唐室江山已被佞臣朱晃篡夺，改国号为“大梁”，史称“后梁”。杨再思不服后梁，也不附楚，为示忠诚于唐朝，遂将叙州更名为诚州，在今靖州城东二十里的滩头建诚州城，后人称“杨氏城”。不久武冈西境（今绥宁及城步中部）的苗蛮投靠诚州，杨再思将这一带置为徽州，史称“诚、徽州”。改州名后，继续使用唐昭宣帝天佑年号。十峒苗蛮共尊杨再思为“十峒首领”，并拥戴为“诚州剌史”。楚王马殷为保楚西南无事，主动于后梁龙德年间（921~923），将小女嫁给杨再思为三夫人，实行“以蛮夷治蛮夷”的羁縻政策，使西南诸蛮渐趋稳定。杨再思为首领的飞山蛮得以实现的民族自治。但他不建国，不称王，在中等待恢复统一。
后人为缅怀杨再思的功绩，在杨再思逝世后的第三年，诚徽州百姓在各县、峒、都、寨开始建庙祭祀，名叫“飞山庙”，奉飞山太公杨再思为神。每逢杨再思生辰、忌日，均入庙隆重祭拜，会同县沙溪乡、绥宁县东山乡等地还于杨再思的生日和忌日抬着杨再思的神像到各家各户作祈福或求雨祭礼祀，名曰“抬太公”活动。据清光绪《靖州乡土志》记载：“各寨皆立飞山庙”。《中国苗族通史》也载：“武陵五溪地区每寨都有飞山庙一座”。飞山庙最初建在海拔744.2米的飞山峰顶头宝鼎。现存于靖州县城西飞山大道西侧的飞山宫，始建于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为湖南省级重点文物单位。现存于锦屏县城东北的飞山庙，建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1982年成为贵州省级重点文物单位，2013年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单位。另有两处县级重点文物单位，一处为始建于北宋元丰六年（1083）绥宁县东山乡的飞山庙，一处为城步杉枋岭的飞山庙。据史志部门统计，湖北宣恩县曾建有78座飞山庙。近年，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和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等地在新建的广场上立了杨再思的石雕塑像，以示永远纪念。北宋以后，历代君王为缅怀杨再思的功德，先后六次为他封侯：绍兴三年（1133年），宋高为感怀飞山神显灵救驾南渡，而追谥杨再思为阴助侯；绍兴三十年（1160），宋高感于杨再思难护统一，开发诚州的功绩显赫，威名远播，又追谥杨再思为威远侯，因此飞山庙又曰“威远侯庙”；淳熙十一年（1184），宋孝诏谥杨再思为英济侯；嘉定五年（1212），宋宁诏谥杨再思为英惠侯，因此有些地方的飞山庙又称作“英惠侯祠”，其位于贵州省黎平县中潮镇佳所村长岭岗的墓又称“英惠侯墓”。元王朝两次追封他为王：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诏封杨再思为“宣明助顺王”；延佑六年（1319），元仁诏封杨再思为“飞山威远广惠王”，故有的飞山庙又名“飞山威远广惠王庙”。
杨再思娶了五位妻子，据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品溪村《杨氏族谱》载“妣韩氏，唐兴濮州司马之女，唐昭景福元年壬子（892）八月十七日丑时生，后唐清泰二年乙未（935）十月十二日未时卒，葬镇远响洞，子三：正隆、正韬、正修”。“续蒙氏，唐左拾遗正言公之女，昭景福二年祭丑（893）九月初六日寅时生，寿六十五岁，后周显德四年丁已（957）七月十二日子时卒，葬辰州高椅形，子二：正约、正款”。“续马氏，楚王马殷之女，希范之姊，昭天佑二年乙丑（905）五月十二日卯时生，后周显德五年戊午（958）六月二十二日子时卒，葬五开凤形，子三：正绾、正岩、正嵩”。“再潘氏，后梁未帝二年甲戌（914）六月十八日子时生，宋开宝八年乙亥（975）七月十四日丑时卒，葬溆浦中田，子一：正权”。“又郑氏，后梁未帝六年戊寅（918）八月二十日申时生，宋太平兴国元年丙子（976）十月十四日戌时卒，葬黎平府，子一：正钦”。
遍查湘黔桂三省区《杨氏族谱》及相关资料，对杨再思的胞兄弟有三种说法：一说杨再思有两兄弟，其弟为杨再韬。二说杨再思有胞兄杨再韬，胞弟杨再兴三兄弟。三说杨再思胞弟名杨再兴、杨再忠。清光绪十一年（1885）的《湖南通志》载：“……承磊族人杨再兴等以其地附于楚。”这已证明杨再兴是杨承磊的族人，而不是杨再思的胞弟。因为杨再思的父亲来自淮南，原属汉族，由于杨再思生长于叙州朗溪蛮地，才与侗蛮融合。杨承磊及其族人杨再兴是叙州土著苗蛮，自然不是杨再思的胞弟，所以我们认为第一说可靠，即杨再思只有杨再韬一个胞弟。
如上所述，杨朝系杨再思的父亲之说有以下几个疑点：一是杨再思是唐未五代的人，其生卒年份为890年生，954年卒，而会同火神坡杨家大墓墓碑上所记的杨朝为北宋时人，生年无考，卒年为1107年，即为杨再思死后153年才战死，这不符合逻辑。因为父亲不可能在儿子死后153年才战死。二是杨再思的父辈中，杨居本的妻子为李氏，杨居忠的妻子为唐氏，两人的妻子都不姓田。墓碑上记载的杨再思的母亲为田氏，这是不符合《杨氏族谱》及史料记载的。三是多数家谱和史书上记载杨再思只有再思、再韬两兄弟，杨再思有十个儿子，杨再韬有二个儿子，两共有十二子，各镇守一方。墓碑上载杨再思的父亲有十二个曾孙，即杨再思有十二个孙子，这是不符合史载的。四是威远侯、英济侯、广惠侯、创远英惠侯等是宋代及以后的赐封给杨再思的，而墓碑上称封杨再思为飞山土主威远侯王，封杨再兴为英惠侯王，封杨再忠为武惠侯王，这是不符合历史依据的。五是《杨氏族谱》和《杨再思氏族通志》记述的杨再思的十个儿子和两个侄子都是有名有姓的，无朝一至朝十二的名讳，这也与史料不符。
据现存于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县城杨公庙的《杨氏族谱》记载，杨朝是杨再思的第九世孙，他有四个儿子，分别为杨安铭、杨安仁、杨安全、杨安礼，其世系排序为：杨再思→杨政岩→杨通宝→杨光秀→杨昌衔→杨晟蓁→杨进质→杨秀时→杨朝→杨安铭、杨安仁、杨安全、杨安礼。
据现存于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铺口乡五里村的《杨氏族谱》杨考忠房世系载，杨朝为杨再思的第九世孙，其排序为：杨再思→杨政岩→杨通宝→杨光秀→杨昌衔→杨晟蓁→杨进质→杨秀时→杨朝→杨安礼→杨考忠→杨世贤……。
据现存于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坳上镇戈盈的《杨氏族谱》杨仟盛房世系载：有两个杨朝，一个为杨再思的第九世孙，一个为杨再思的第二十一世孙，其世系排序为：杨再思→杨政岩→杨通宝→杨光秀→杨昌衔→杨晟蓁→杨进质→杨秀时→杨朝→杨安铭→杨考钦→杨世隆→……→杨朝（第21世）→……。
据现存于会同县广坪镇清柿团清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修的《杨氏族谱》记载，杨再思的后人中有一个“杨朝”，是杨再思的第九世孙，其关系为：杨再思→七子杨正岩→长子杨通宝→长子杨光秀→二子杨昌衔→杨盛臻→杨进质→杨秀时→长子杨朝。同时杨朝生有杨安铭、杨安仁、杨安全、杨安礼四子。
据现存于靖州县城杨公庙的《杨氏族谱》记载，杨朝生卒年月日不祥，葬靖州南门外杨洞坡，在靖州杨家家祠有其昭穆牌位。
据大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岁次丁未腊月修靖州县城《杨氏族谱》记载：“七郎岩奉旨镇渠阳河居北门七里街南江界口瓦坪乡后迁会邑没葬口一里火绳坡。”
据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1907）蜡月修《杨氏族谱》载：“政岩，再思七子，生于后唐庄同光二年（924），卒于北宋太淳化二年（991），葬会同火神坡口一里拱门形。配李氏。”
但据2002年6月版《杨再思氏族通志》第六章《七房岩裔》载：“二世政岩（俨），再思七子，生于后唐庄二年（924），北宋诚州刺史，卒于太淳化二年（991），葬绥宁庆山。配邓氏、李氏，生子通宝、通盈、通碧、通南、通衢。”这又有些不对。
由于现存的《杨氏族谱》多为后世手抄或拓印，难免不出现差错，有的以讹传讹，错误百出。有的是凭想象。还有的是因为年代久远，便相互抄袭。有的是因为“人民”和“”时期破四旧，被抄家或，至使家谱，使后人很难查证。至于火神坡杨家大墓到底葬的是谁，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从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品溪村的嘉庆十九年（1814）修的《杨氏族谱》记载：杨再思的曾祖父杨帐诚“咸通七年丙戌（866）正月十五酉时卒葬四川诚都府西门外黄龙出岗形辰山戌向。”祖父辈的杨临党“后梁未帝七年已卯（919）二月初三亥时卒，葬同祖茔。”杨临牒“后梁末帝十年壬午（922）九月初十日寅时卒，葬朱家山珑形千山丙向”。父辈的杨居本“后唐明七年壬辰（932）十月十四日卒，葬四川诚都府西门外黄龙出峒辰山戌向”。杨居忠“后唐明八年癸已（933）卒，葬同祖茔”。
从众多的《杨氏族谱》和2002年6月版的《杨再思氏族通志》记载：杨再思系东汉太尉杨震的第24代裔孙。原籍淮南（今江苏江都市），其父官居淮南丞，唐懿咸通年间（860~873），因功授镇国大将军，并调叙州戍边，举家徙居叙州朗溪县（治所今会同县朗江镇东城村，辖区大致为今洪江市西部、芷江县南部、会同、靖州、通道及黎平、锦屏、天柱等县）。
现四川省成都市，历史上无“诚都”之称。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品溪村的嘉庆十九年（1814）修的《杨氏族谱》称杨帐诚和杨居本葬四川诚都府，这与历史不符。因为“省”的称谓是元朝才开始设置的，元以前的省级机构为“郡”、“道”“”等，北宋线）将地处今四川盆地一带的川峡分为益州、梓州、利州和夔州，合称为“川峡四”，简称“四川”，四川由此得名。所以说，该《杨氏族谱》中的“诚都府”，有可能就是唐末五代时的“诚州”（辖为今洪江市西部、芷江县南部、会同、靖州、通道及黎平、锦屏、天柱等地）。因为秦始皇统一六国，至唐末五代，朝廷对诚州一带的逐步治理，是先从洞庭湖到常德，再沿今沅水的水道到沅陵、溆浦、辰溪、黔阳、会同、靖州、黎平这样逐步推进的，黔阳以上的会同、靖州、黎平等地，是少数民族首领的地方，唐贞观八年（634）才析龙标置朗溪县，唐末五代时才有诚州，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才置黎平府。当时的水和陆交通极为不便，从朗溪县境至成都，水要经沅水下洞庭进长江再到成都，陆更是艰辛。杨再思的父母去世后，要从朗溪运往成都下葬，单程至少要花上三个月以上，加上途经的地方还有很多不服朝廷管治，人生安全得不到保障，要，大老远地亡命赴葬，这不仅很不现实，而且也是不符合常理的。
上文已提到，杨再思系东汉太尉杨震的第24代裔孙。原籍淮南（今江苏江都市），其父官居淮南丞，唐懿咸通年间（860~873），因功授镇国大将军，并调叙州戍边，举家徙居叙州朗溪县。既然是淮南人，按照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杨再思的父母死后应送往淮南安葬，而不是葬到与淮南方向相反的成都府去。但葬到淮南去，也途遥远，所以我们认为杨再思的父母应该是葬在当时朗溪县的某个地方，但到底葬在哪，因为无史料记载，并且《杨氏族谱》的记述也众说纷纭，还有待进一步从众多版本的《杨氏族谱》及民间传说和现古工作中予以考证。
在我国西南湘黔桂渝鄂边区少数民族的历史上有一位传奇人物，千余年来被当地人们奉为神明，他及其子孙多次受到朝廷敕封。他就是“飞山蛮”十峒首领杨再思。所谓十峒，大约为现湘黔桂渝鄂边区相连的百多个县市，夏商时期属荆州，春秋战国属楚国，秦置黔中郡，汉改武陵郡，从古至今都是我国西南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五代十国”战乱期间，杨再思实行多民族自治，使武陵地区摆脱战祸，治下的诚州创造了在五代唯一不但不乱反而稳定发展的“世外桃源”。他因此被百姓尊为“飞山太公”，奉为“诚州刺史”。我们在研究杨再思时，应重点关注三个的历史事实：第一，少数民族著名首领杨再思，历史功绩卓著，开创过“五溪蛮”和谐稳定的辉煌历史；第二，一千多年来，世世代代的五溪人民都将杨再思奉为神明，广建飞山庙或“抬杨公”予以祭祀；第三，宋元朝廷先后多次追封杨再思为侯为王，并让他的子孙世袭。作为一名少数民族首领，能够得到朝野双重认可，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得到长期的甚至，这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现象，值得很好地研究。笔者作为一名神农炎帝文化研究者，深刻地感觉到：这一切都得益杨再思对源自神农炎帝时期的和谐文化的成功实践，这种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实现伟大的中国复兴梦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五代，诚州不乱。为何风景这边独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杨再思民为贵、行德治、弃俗念、不相争、抵外侵、保民安，使诚州摆脱战乱之祸，开创和谐社会，赢得了诚州百姓（飞山蛮）的无限爱戴，一致尊称杨再思为“飞山太公”、“飞山公”或“杨太公”。杨再思的思想和实践，均属于和谐文化范畴。和谐文化源自神农炎帝时期，是神农炎帝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也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源头。那么，杨再思所实践的和谐文化包括哪些内容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天人合一、以和为贵、服务人民、率先垂范。
其一，他尊重自然地理的差别，将直隶飞山峒以外的各峒，按地利、人和调整为十峒，即：古州、湖耳、中林、亮寨、龙里、新化、欧阳、八舟、潭溪、洪洲，各峒设“长史”（亦称“款首”）。
其二，他尊重历史形成的氏族，让有的大姓吴、石、龙、潘、向等头人担任长史，并不是只让他的子孙或族人去担当；他尊重历史形成的规范，并在其基础上，建立“峒制”、“款约”，严明组织号令。
其三，他尊重历史规律，忠于朝廷。当时，唐室皇权被佞臣朱温篡夺，改国号为“大梁”。杨再思祖上世代为唐朝，他对朝廷的思想很深，又因为历史上佞臣没有好结果，一个地方和民族朝秦暮楚也没有好结果，所以既不服后梁，也不依附于楚，为示忠诚于唐，将叙州改名为“诚州”。后在飞山寨附近的渠水东岸建筑州城，后人称“杨氏城”。后来又有武冈西南境的苗蛮投靠诚州，复置为徽州，故史称“诚徽州”。改州名后，“奉唐正朔”，继续使用唐昭宣帝天佑年号。于是，十峒人民在共尊再思为“十峒首领”的基础上，又奉之为“诚州刺史”。
以和为贵。第一，自己与当地人和谐共处。杨再思系东汉太尉杨震24代裔孙，原籍淮南，其父杨居本官居淮南丞，唐懿咸通年间（860-874），因功授辅国大将军，并调叙州戍边，举家徙居叙州朗溪县。唐昭大顺元年（890）六月六日，杨再思出生于朗溪县，其生活习俗、服饰、语言皆与当地苗蛮子弟无异，互称兄弟，加之父母为人宽厚善良，继承远祖清白遗风，如子，父子、兄弟皆与当地苗蛮十分融洽，和睦相处，建立了鱼水深情。由于他人品好，又是“高富帅”，深得苗蛮信赖，尤惹苗女钟情，故除官宦争相许婚外，还娶了两个苗蛮姑娘为妾，先后共配五位夫人，生育十个儿子，个个成才。
第二，促进各民族群众和谐相处。其父谢世后，遂袭父职，并被周围苗蛮拥戴为酋长，在励精图治的同时，汉蛮民族和睦，反对互相歧视，实行以人为本的改良。根据《杨再思氏族通志》考查记载：诚州除原叙州大部分地盘外，东到湖南辰溪、中方、新宁一带，南抵广西义宁及贵州从江、榕江，西至贵州的石阡、黄平，北达重庆的秀山、酉阳，比原版图增加了两倍以上，地辖湘黔桂渝边区。这样，促进了这一广大苗蛮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大团结，形成了强大的民族自治力量，傲然于周边各的范围之间。
第三，息事宁人，正确处理十洞首领与楚王马殷的关系。为夺取十峒地区的权，楚王马殷吕师周率衡州兵前来偷袭飞山峒。当地款首潘金盛和杨承磊先后被俘或者战死。杨再思与姜师益联合出兵救助飞山峒，并打败吕师周。经过认真分析当时局势和对比双方力量，杨再思决定不“继续扩大战果”，而是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适时与楚王马殷休战言和，表示“内附”，愿意“入贡”。这一外交策略，给飞山及周边地区各族人民带来了一个和平安宁的局面，所以北宋王朝追封杨再思为“威远侯”或“英惠侯”等。
第四，为避免战祸而不称王。十峒地区历为朝廷与苗蛮各武装争夺地盘而发生拉锯战之地，小战年年有，大战三五年有。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唐室衰颓，引起藩镇割据，，几无，。朝廷“城头变幻大王旗”，哪里顾得上叙州搞“单干”。所以，杨再思为首领的飞山蛮，得以实现的多民族自治。但杨再思反对国家，不称王，不建国，等待恢复统一。实际上诚州成了飞山蛮没有国王的“王国”。甚至，杨再思父子耻于与乱臣贼子为伍，不和任何往来，闭关开化诚州。因此，诚州与外沟通的信息渠道关闭。唐庄李存勖复从后梁夺回后多年，也未知道杨再思开化诚州忠于唐室之事迹，直到后唐清泰二年（935），信息才传到洛阳，末帝李从珂深慕其德，才遣使臣赍诏莅飞山寨，封杨再思为“诚州刺史”，授“银青光禄大夫”，加“尚书左仆射”衔，食邑一万二千户，以励其志、赏其功、彰其德。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与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也基于这种考虑，北宋建立后，杨再思之子杨政岩归顺了北宋朝廷。太平兴国四年（899），全国重归统一。据《宋史·诚徽州传》和《湖南通志》记载，杨政岩遵从先父遗志，派政隆之子杨蕴（即通蕴）为使者，赴汴京上表祝贺，表示内附，服从统一，受到宋太的赞誉。次年（980），遵照唐宋对蛮夷的羁縻制度，杨政岩又派儿子杨通宝首次献方物入贡，太大喜，遂封杨通宝为诚州刺史。十年后，杨政岩于淳化二年（991）亲赍方物进京朝贡。当年返州后病逝，葬于今湖南靖州排牙山牛角湾仙鹅抱蛋，今存特制紫砂石砖墓室。当即以次子杨通继知州事。庆历元年（1041），再思之孙、知徽州杨通汉向仁贡方物。至神熙宁八年（1075），再思之重孙光富代表族姓及二十三州峒贡附。其后，子子孙孙相继袭职。
服务人民。第一，加强军事防御，保境安民。朝廷势衰，无力控制时局，十多个藩镇争战不息，诚州四面受敌：东及北为楚，西有是前、后蜀，南为南汉，西北角上还有荆南国，硝烟随时都可能燃进十峒。杨再思逐渐将训练有素的十个儿子政隆、政滔、政修、政约、政款、政绾、政岩、政嵩、、政俭分镇各峒要塞，组织各峒青壮年编队习武，定期训练，实行全“蛮”皆兵，严密边防警戒，有战上阵，无战生产。杨再思主张“人不犯我，我不，人若犯我，我必克人”。后晋期间（936—946），都匀、罗甸蛮酋尹怀昌、牂牁蛮酋张万浚，见诚州富庶，先后兴兵入侵，都被再思父子率飞山蛮击溃逃遁。两年后，尹、张二蛮酋复联合西南八姓番帅诚州。再思父子都身先士卒，既分兵，又利用敌人弱点，使用反间计，加剧其内部矛盾，削弱其战斗力，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攻，各个击破，最后设埋伏于黔粤夹界，将都匀、罗甸逃敌歼灭，并设防于夹界及所有边防要塞，永镇边患。从此，全州峒民无不赞扬再思父子为“无敌杨家将”；西南诸番则畏再思父子为“天兵神将”，再也不敢觊觎诚州，纷纷与诚州。这三次战，不但了诚州百姓的家园和生产，增强了全州峒民的凝聚力，而且扩大了诚州范围，不愿西南诸蛮封建领主的农奴，相继投靠诚州，臣服再思的德治，使诚州在原十峒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金融、金达、京堡、邛水、三江、三朗等峒，以及东道百姓都、西道三合都、南道武占都、北道竹溪都等36都寨。
第二，发展稻作为主的农业生产，提高生产力。近年，学术界提出“会同炎帝故里新说”，认为会同及周边地区为神农炎帝故里。古诚州本是我国上古“楚之南”的“炎人国”主要辖地之一，农耕鼻祖神农炎帝在这一带教人制耒作耜、播种五谷。区内的高庙文化遗址发现距今六七千年的稻谷碳化物，证明十峒地区为稻作文化发祥地之一，农耕生产基础较好。杨再思父子积极引进、推广中原汉族先进生产技术，摒弃刀耕火种，兴修水利，推广牛耕，改良品种，精耕细作，提倡轮作，励种棉、纺织，并兴集镇、辟市场，促商贸，繁荣了经济，逐步提高了峒民生活水平。
第三，废除，建立宽简法制。轻徭赋，革苛捐，除杂税，抑豪强，扶老贫弱，减轻峒民负担。明，慎，严赏罚，正曲直；惩，护真善，稳秩序；宣，睦邻里，全州峒蛮一体，人人和谐相处。
第四，开办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宋嘉佑五年（1060），再思之重孙光僭继其父通汉知徽州，暮年又任皇城使、诚州刺史。“乃与其子日（昌）俨请于其侧建学舍，求名士教子孙。诏潭州长史朴成为徽、诚等州教授。”遂开飞山蛮文教之先河。
再思父子经过几年的励精图治，终使诚州军、政、财、民各方面都安宁有序，峒民安居乐业，衣食有靠，虽处，却安享太平，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老百姓生活在一种美好的和谐社会之中，诚有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率先垂范。一是带头刻苦学习。再思自幼聪颖清秀，勤奋好学，与弟再韬在父亲业余传授下，既熟读五经及兵法，又苦练刀枪剑戟与阵法。
二是带头奋勇杀敌。杨再思大长后，身材魁伟，文武兼备，尤精韬略，处事严谨，常代父击退来犯之敌。如前所述，杨再思把十个儿子分置到十峒，当时，杨再思的十个儿子身先士卒，鼓舞士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了十峒地区的安宁，为稳定地发展经济奠定了基础。
因为杨再思功德卓著，长期以来，十峒地区各族人民把飞山公作为神明敬奉。在飞山公的诞辰和忌日，区域内的信众有组织地聚集到靖州飞山宫，祭祀飞山公，乞求其护佑。人们认为“飞山爷爷”慈祥而，所以对他的多有所求，平时假如孩子多病多灾，父母就会虔诚地来到“飞山爷爷”神像前为孩子“寄名”，待孩子顺利长大再来为之“赎名”；如若孩子贪玩不爱读书，别无他法的父母会来寻求飞山公帮忙；特别是高考临近之时，内心承受着重压的学生也来祈求的“飞山公”自己如愿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
据史料记载，飞山太公的祭礼活动，自宋初以来，就已开始。清同治七年(1869年)，奉旨列入祭典，向例有司具太牢祀之。州府及郡县官员，逢每年六月初六日公之生辰和十月二十六日公之忌辰，都要按的礼仪到飞山庙进行朝拜，行祭祀礼。民间各峒各寨，也都供有飞山太公，有的成立了“太公会”，置有会田若干，每逢六月和十月，由村寨首领牵头，开支会田的租谷，杀猪宰羊，幡旗猎猎，吹吹打打，抬着“太公”神像，之后行礼祭祀，吃会酒一天，以示对“太公”的尊敬和怀念。会同及周边地区一直保留着六月六晒族谱的习俗，这原本是杨再思追思他的一种方式，其他姓氏也效仿杨姓家族的做法，借此纪念其祖先。
如今，聚居在湘黔桂川渝鄂滇粤边境乃至东南亚的“飞山蛮”达千万之多。据统计，他们为祭祀杨再思，先后建飞山庙（宫、祠）上万座（处），凡侗寨必有飞山庙和萨坛、土地庙。据不完全统计，仅湘、桂、黔、鄂四省周边地区解放前就有飞山庙（宫、祠）184座，现仍存60座。
总之，杨再思开化诚州，创造诚州文明和谐社会，为靖州和五溪地区千年来的发展，奠定了的基础；杨再思所繁衍于湘、黔、桂、鄂、渝、滇、赣、川的，迄今已逾五百万之众，是民族安定团结和祖国建设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杨再思的和谐思想文化，是建设现代化祖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伟大中国复兴梦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杨再思的历史作用和不朽功绩来看，他不仅是值得纪念的少数民族历史名酋，而且还应当定位于“民族英雄”。
对于神农炎帝文化的特点有多种概括和理解，我们故且概括为物我和谐、和谐、礼乐和谐、身心和谐。
1、物我和谐。在一些史志传记的描述中，神农炎帝时代是一种农耕社会的和谐生活场景：“甘露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虽然并不能以此证明炎帝神农氏的时代是完全和谐的，但应当肯定这既是一种曾经有过的美好场景，也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人们的一种期冀和追求。这种“物我和谐”的美好愿望和追求深深地烙进了中化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几千年得以传承。
2、和谐。从一些历史典籍的记载可以看出，神农炎帝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友好、和谐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君主以身作则——“身亲耕，妻亲织”，君民和谐；二是男女各尽所能——“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和谐；三是交易各得其所——“奸邪不生”“天下均平”，买卖和谐。四是食物按需分配——“无食者与之陈，无种者贷之新”，以丰补歉、以富扶贫，疏满和谐。
3、礼乐和谐。据一些历史书籍所载，神农炎帝时代由于对自然力的依赖、和，演化出一系列礼乐和谐的文化现象：一是顺天意——“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对日出日落与月圆月缺等自然现象进行观察、总结，适时掌握农耕农作与祭祀、休养、娱乐的时机，确定相应的礼仪、管理制度。二是重祭祀——“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采用音乐祭祀等方法，“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以此表达之意，达到人神沟通，获得神的佑庇。三是祈丰年——“制丰年之咏，以荐釐来”“以保合大龢而闲民欲”——组织开展一些民俗活动，以此来约束和控制人们的行为，达到以乐养性、以乐怡情的目的，使民俗成为一种无形的规范和行为准则。
4、身心和谐。从以上史志传记可以得知，神农炎帝时代虽然还处于维持温饱的阶段，但是仍然注重人的身心健康：一方面注重药理养身，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另一方面则注重中庸修心——不在乎荣誉，不看重地位高下，与时俱化，以和为量，不被外在的东西所左右，自然而处世，保持心态平和。这就是炎帝神农氏时代的。
神农炎帝文化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承中，不但得到了很好的，还被创造性地发展。杨再思及其十峒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将神农炎帝文化与十峒的人文、历史、地理结合起来，特别是与当地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结合起来，形成了和谐的自治机制，如“款”里面许多有益手段现在仍在许多侗族地方沿用，侗歌苗歌还在广泛。因为抓住了根，疏通了源，在强调传承性时注重性与融和性，使得其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源远流长。
神农炎帝时期处于中华民族的幼年时期，那个时期形成的和谐文化雏形通过史志记载、文字、大众认可、社会共识等方式，逐步形成、发展成为比较稳定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形态，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非物资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其现代价值值得深入发掘。
“顺”就是要自然和自然规律。神农炎帝时期，中华古人最自然神，对于自然现象从最开初的害怕恐惧到，然后观测研究，最后达到利用的目的。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有了诸多科学发现、发明、创造，发明了各种先进的仪器设备，对地球、间的各种自然现象有了科学的认识。但是，科技是一把双刃剑，人类的一些所谓科学留下了很多沉痛的教训：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疯狂地提出“人定胜天”、“改天换地”等口号，自然规律地“战天斗地”，造成水土流失、污染，一些濒于，我国的生态系统遭到巨大的；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工业化进程加快，污染严重了，恶化了，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以及工业化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温度上升，热带风暴、、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出现，人类作为这种灾害的参与者、制造者，又以“木匠戴枷”的形式成为者，这就是自然和自然规律的代价。因此，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在当前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一切自然及其群落都必须与所在地域的自然相适应，与其他和谐共处，才能“可持续发展”。从地球生命历史来看：生物之间从个体看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但从总量上看是此消彼长的平衡关系，符合神农炎帝的“平衡”。有科学家研究提出：地球有3000多万种，为人类所发现并认识的仅100多万种，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还仅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类仅为地球诸多中的一个种类,但是人类活动的加剧，影响了整个地球上的，“”地对其他所有造成了干扰，甚至使之。人类倘若再不能认识到早在神农时期就认识到的“天人合一”的正确性，一味地违反生态平衡搞“特殊”，就必然会被取消在地球的资格。因此，在人类步入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今天，自然和自然规律是人类自己的最佳选择，也是人类继续在地球的基本。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是使用和谐的方法处理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使之达到协调的目的。它从神农炎帝时期发源，经总结概括而成为一种学说，由者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再逐步为人们的观念、习惯，最后潜移默化为人们的行为方式。通过几千年的和渗透，“和”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和文化潜质，如何处理际关系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
中华文化中的“和”并不是简单的综合、相加，而是各种矛盾在对立统一中的协调，是各种力量的综合平衡。“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有四个层面：
其一，最高层次，是“天人合一”。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协调统一、和谐共存，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要以为前提，决不能以为代价，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二，较高层次，是“世界和平”。以互相尊重的主权、领土完整为原则，通过谈判、沟通、协商、调解等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冲突，“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中国处理现代国际事务的外交方略，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对此运用自如，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文化传统。
其三，最广泛的层次，是“社会和谐”。我国传统文化强调“大同小异”、“求同存异”，就是强调在和谐统一的大要求下，重视和尊重个体差异，承认社会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和差别，并使之相互协调地联系在一起，保持时空的动态的和谐状况。
其四，最基本层面，是“家庭和睦”。“齐家平天下”，在中华文化中，家之齐是国家稳定、的最重要的基础。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中，和谐的情感是家庭中人际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这种情感由家人、亲人推及到邻里、街坊，然后逐渐形成一种社会公德。因此，“家和万事兴”不仅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美好愿望，更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定律。“和睦”既是一个基本层面，又是最高境界。
“容”即为宽容、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文化强调包容，以“厚德载物”的胸怀承纳一切。华夏人类早期社会，经历了不断的迁徙、融合的过程，炎黄集团就是由多个氏族、胞族、部落融合而结成的部落联盟，而后实现了民族大融和，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中的各民族有一个共同的根，都自称“炎黄子孙”。自炎黄以来，各种、各派学术、各方风俗一直处在交融互济之中，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催生了中国文化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品格。
“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成为的“德治”、“仁政”、“宽政”等执政的思想基础。这种延续数千年经久不衰的学说，是我国现代“以人为本”的思想理论来源。“宽容”的伦理化传统，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的准则，甚至是处理国家事务、民族融合的基本方略，因此，既具有内部凝聚力，又具有对外亲和力。
中国文化的精深，悠久绵长，正是其“包容”特性所致，它对各种文化思想的兼收并蓄，融和了儒、墨、道、法、兵、等诸子百家的学术精华，吸收了楚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等不同区域的文化精华，形成了佛教、、伊斯兰教、教、等多个教文化长期共存的繁荣景象，而五十六个民族的和睦相处，更体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格。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受到了封建的封闭影响，但仍然顽强地以的姿态实现了对各种文化的兼容、融合，使中国文化展现出绵延五千年的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在满天星光的人类文明中以其独特的格外耀眼。
神农炎帝时代，教性、政治性的“礼”与音乐舞蹈同时兴起，“礼乐”文化已具雏形。自殷商以后，礼乐文化得到发展。《论语》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强调要以“诗”进行情感教育，以“礼”进行教育，以“乐”完善人的品性，使人们服从行为规范。此后，通过封建王朝、科举考试和文人、士大夫、达官贵人身体力行，“礼乐”成为行为规范培养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形成了与文化注重的认知训练迥然不同的中华文明。
“诗”是“贵族交往活动显示、身份和传达信息的精致委婉的文化形式。”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所以上层社会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学诗，不学诗则无以开口。所以，“诗”在当时已经成了礼仪文化共同体内的一种言说方式，心情所至，兴趣所发，或喜，或悲，或哀，或叹。
“礼”是一些知识精英依据要求制订的准则，体现为的礼法制度、礼义、礼仪行为。中国的礼仪从制度层面到人的层面，都常系统的、非常深刻的体系，通过“礼”，使社会之间、家庭之间、单位之间、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达到高度的和谐实；通过控制、规范、归化个体行为，进而三思成行，退而择善有改，使自己冷静、规范、，达到个人和谐的目的。
“乐”，包括“音乐”与“快乐”。人能在音乐中归于平静，气血平和，正心修身。“乐”蕴涵养、智慧于一体，能渲泄、疏导、调们的情感，以消除内心的心惑智乱，使不良情绪趋于平和，并使人获得快乐。
在现代社会里，特别是面对当前社会整体的浮躁，要借鉴“礼乐之教”，以平和人的情性为目标，把“礼乐”外在的规范约束演的内在要求，把原来强制提升为生活的自觉，把一种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而为人情日用之常识，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熔为一体，实现人性的和谐。
西南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苗、侗、壮、瑶、水、土家、布依、仡佬等少数民族，都是从当年的苗蛮或峒蛮或荆蛮中分支繁衍而来的，因此有着共同的文化之根。因为杨再思功德卓著，他成为这些民族的共同的神明，靖州飞山也成为其共同的文化圣山。1986年6月，各级民委联合在靖州举办全国侗族历史及文化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们一致认定靖州飞山是侗族的发祥地，杨再思是苗、侗、壮、瑶、水、土家、布依、仡佬等民族共同的历史名酋。笔者认为，只要认真开发利用好这一历史文化资源，一定能够为实现中国梦和西南地区的发展梦做出重要贡献。
6、贵州省黎平县政协文史资料总第16辑《五溪之神》，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
9、杨良友《忆杨姓侗族抬太公的活动》，《侗族百年实录》（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7月，第31—33页。
10、杨文基、杨思藩、龙明跃《会同侗族特征考察》，会同县政协文史委、会同县民委编《会同文史资料》第3辑《民族专辑》，1988年7月，第39—40页。
11、李怀荪《沅水上游的土著神杨公探略》，载《怀化师专学报》第14卷第3期，1995年7月。
13、中、赵婉玉、杨陵俐《华夏同始祖天下共连山——全国首届会同炎帝故里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暨会同县民间炎帝神农文化资料汇编》，大象出版社，2010年9月。
其实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看，每逢朝代更替期间，就会有民间武装占山为王的事例发生，他们当中，小的被称为匪，大的被称为军阀。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成就王朝，地势造成割据。
靖县飞山，从地型格局上看，属于拔地高山起，在飞山周围一二十华里范围内，是几万亩平坦肥沃的平原，正是靖县著名的产粮区。飞山山峰高耸，地势险要，山后悬崖峭壁，易守难攻，这种地势，只要有充足的水源，就是兵家重地，而飞山最不缺的就是水源。不仅山上田园灌溉，而且可供数万驻兵饮用。这种地理格局如果不为官家屯兵成要塞就会被军阀作为割据的根据地。倒不是说的风水，主要是人的问题，总会有那么些人壑欲难填。这些人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当地居民从事执政者，而最终结果则是这些占山为王者或被剿灭或被招安，成败一半一半的，但是受他们的则没这么幸运了，大多数直接被剿灭身死。但是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却远不止如此，他们抓走了成年男丁当壮丁，他们割据混战需粮需饷，这些最终都会对当地百姓产生性的影响。
事实上，最早活跃在飞山周围的就是一些少数民族的武装割据，如唐末至宋初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少数民族武装——飞山蛮。实际上，飞山蛮在古代战国时期便已经出现，他们是古越渔猎民族的一个分支。但是，在唐王朝鼎盛时期，中央依旧只是采用了笼络的方式，而并没有对该区域进行治化，只要大姓领主归附中央，并向封建中央王朝进贡方物，就给以封官受职。也就是说，在唐朝时期，飞山地区的依旧生活在落后的原始生产制度下，百姓守着落后的生产方式从事生产，而且因为文化的不同以及收入水平的差距，当地的百姓与杂居期间的汉族冲突不断，一到朝代更替，各种与反，各种战争与被战争，正如前人所云，从来就没有一个坏和平与好战争的，因此，百姓的生活条件艰辛异常。这种格局直到一个教父式的人物出现才出现了改观，这个人便是飞山太公——杨再思。
在飞山太公之前，飞山蛮的酋领是潘金盛，在梁五年（911年）占据湖南的马殷派遣吕师周率领军队攻上了飞山，斩杀了潘金盛。杨再思了飞山蛮的残部，笼络了，便开始了自己的教父生涯。
杨再思充分分析了潘金盛与马殷之间战争失败的原因，这其中有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其一，马殷的军队是职业军队，而飞山兵不是。在常年征战中，马殷的军队是战时打仗，无战则练兵，保持高强的职业素养。比如，吕师周之所以能攻上飞山靠的不是腿，而是手，愣是从悬崖峭壁上爬了上去，这便充分说明了兵与兵之间的差距。这直接说明了与之间的实力差距，马殷是割据湖南的军阀，属于汉族武装，采用的是汉族一贯的封治制度与生产方式，也就是说，马殷比潘金盛富裕得多，马殷有充足的钱粮供养职业化军队，因此，潘金盛战败了；其二，马殷有着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比如，大家都知道，土地与人口是象征王朝财富与国力的主要指标，而土地与人口都是需要人才去管理的！做了一个假设，假如马殷战胜了潘金盛，那么马殷可以将潘金盛的所有部众安排到各个郡县之下，然后由郡守县长给他们安排土地，安排居所，教授他们从事生产的各种技艺，于是，整个部落就可以被消化掉了，并成为区域内的新力量；反之，若潘金盛战胜了马殷，潘金盛能够让马殷治下的回归飞山蛮的生活方式？显然，第一种假设更为合理，这才是真正的差距，中原人蔑称飞山地区的百姓为“蛮人”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杨再思之所以能作为一名教父，与其能的认识到双方之间的差距有着莫大的关系。
古人云，知耻而后勇！认识到双方之间的差距后，杨再思毅然率领飞山蛮残部，降附于楚，被封为诚州刺史，不仅使得边缘的飞山蛮遭受打击，更是开始了民族发展的道。降附楚后，杨再思吸收了中原相对发达的政治制度，也引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比如，杨再思首先定下的政治条例便是安家乐业，设立古州（今贵州榕江县）、龙里、潭溪、洪州、八角、湖耳、中林、亮寨欧阳、新化（以上均为贵州省黎平县属）等十峒。实际上便是郡县制度的诞生，飞山蛮是古越渔猎民族的，在生活上虽然不像北方游牧民族一样的追逐着水草而居，但是在生活上的“度”还是比较高的，这种度往往会造成散漫，同时也会荒废了耕种大事，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郡县制度有利于的定居。其二，郡县制度有利于逐级治理，慢慢培养治理人才。这时候其实已经是完成了从原始到封建制度的过度，随之而来的便是生产力的大大提升。从此，“飞山蛮”进入了兴盛时期。
当然，飞山蛮的兴盛只是一个开始，也可以说，只是一个试点。五代之乱，天下多遭涂炭，独诚州兵民屯集，商贾出入，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诚州的兴盛有目共睹，同时也坚定了杨再思心向文明的。
从杨再思的角度来看，他对于中原的武装力量是从的到的依附，再从依附变成。这点从所举的一些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来，杨再思已经尝试到中原文明的甜头。而正是这一点，让其决心促成民族的大融合。在杨再思的眼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汉族、侗族之分别，对他而言，人只应分为百姓与长官，作为长官，就是让治下的百姓安居乐业，而百姓则应该安分守纪，过和谐幸福生活，足以！而这种跨越民族跨越文化的思想正是所提倡的“大一”思想，即，在百姓中缔造一个共同的与文明，实现跨越民族文化跨越地域国度的“思想统一”，进而消除战争，用共同的语言和平解决矛盾。
从此，杨家父子便成了中原文化跃进南方的使者，他们不留余力的推广着中原先进的文明与思想，将先进的生产力与先进的文化带入荒山野林，着实是以百姓为中心，为百姓谋得富足。设学堂，百姓，设县令郡守，督导百姓落后的生产方式，极力的促进了文化与生产力的发展。
“飞山”是中原文化南下发展的根据地，也是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点，这种发展具有久远的历史时代性。
比如，三国时期，在中原战翻天的情况下，作为三国之一的东吴则少有笔墨介入，不外乎因为东吴所处地区，古越时期的遗民因与东吴的汉文化产生冲突，致使双方战乱不断，不少的汉家百姓遭受古越遗民战火的涂炭，又有更多的古越遗民遭到朝廷军方的报复，举家迁徙或亡灭于剿杀。这无疑，对于双方的百姓而言，都是灾难。这种文化冲突时断时续，但从未真正停止，甚至于飞山蛮本身也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飞山太公”则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他觉得，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老百姓，而百姓的目的都是要过好日子，双方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冲突并不是无可化解的，只不过，双方对过上好日子的认同感有出入，也有些行为过激，这完全是可以大家一起坐下来，互相研究，进而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如此，则从根源上杜绝了少数人为了达到私人目的故意百姓搞民族的事，因为双方沟通之后便无芥蒂，再也没有附逆者，从此，靖州以南地区少有割据与战争。再从久远性上考虑，“飞山文化”演绎了一场文化融合外，还开创了一种先河，即，文化的发展靠融合而不是各执己见的互相消灭！这种对于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比如，北宋末期，金朝入主中原，也不再是以互相倾轧（如，南北朝时期，游牧的鲜卑人曾试图将中原的沃野变成牧场），转而吸收中原发达的农耕文明，再到元朝时期，清朝时期，都不再以消灭对方文明为战争目的。
杨家父子的执政与发展思想得到了广泛人民群众的支持。在马楚后，杨再思的七子杨正岩以诚州为根据，将“飞山蛮”的范围扩展到今湘西南，黔东南，桂西北广大地区（包括湖南靖州、会同、通道、黔阳、怀化、溆浦、麻阳、芷江、新晃、新化、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贵州锦屏、黎平、天柱、从江、榕江、玉屏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县）。这些地区，一直都属于化外之地，没有相应的建制与管辖范围，杨家父子便以“飞山”作为模板，把管理方式带入这些地区，于是，“飞山”就此成了真正的南北文化交融的根据地，这是一个关乎人类文明的发展根据地，两种文化在此进行融合并向前发展。这是中国历史最具影响力的一次民族大融合，整个中国南方，自江浙起，到川蜀两广，从地域到文化上连成了一片。从此，在中国南方，没有了“蛮夷”这个称呼。
时至今日，“飞山太公”治化飞山已经历时千年，这是一种象征“民族大一”与“百姓大一”的文化传承，侗族、苗族、汉族以及其他生活在一起的少数民族，都是成长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华夏儿女，当共同谱写民族大融合，和谐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谛！
价值观、观、自然观、教育观、人才观是家园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民素质的提高是家园建设的前提。
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创造和完善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并遵循着价值原则。价值原则作为一种主体性原则，是人类活动的动力和动机原则，也是一种目的性原则。价值原则意味着人需要自立、自强、进取、创造，高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力量，它还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人群关系的和谐与共处。
每一种社会文化都有自己相应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通过集体认同的方式，把各种不同的个体的意识、、情感统合于一个整体——这便是价值观的“整合机制”。价值观的认同，使每个人在一种文化中获得归属感，获得作为社会一员的自豪感，获得与他人在一道的依托感。共同的价值观提供了人和人相互认同的意识纽带。正因为如此，每个人一般都坚守这种后天习得的价值观，并常常不自觉地抵制异于自身的价值观。价值观对人们自身行为的定向和调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理想、、生活目标和追求方向的性质。是一个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一种选择和持有。我们处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时代发展要迎接挑战，就必须时时注意求变，而唯一不变的就是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应把作为一种传承、一种坚守，化作一种自觉行动。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都会形成与其根本制度和要求相适应的、主导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即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基本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体现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不仅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每个社会价值观的形成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它是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依托。处在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和以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社会主义观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的时代主旋律，是凝聚和统一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思想的有力武器，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所以建设美好的家园必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观是人们对自身、对他人、对世界所处关系的系统看法与认识，属于社会伦理的范畴。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观是以真诚与、善与恶、与非、公平与偏私等等观念来衡量和评价人们的思想、行为。个德观是用来指导个人行为的原则与规范，个德观正确与否及水平高低，必然影响其职业操守，“无德不能怀远”，无崇高的思想，便不可能有高度的纪律性、法律意识与奉献。因此既要建立社会主义观，又要建立生态观。当今世界，人们在功利思想的下，片面强调去自然，征服自然，这种强烈的占有欲和、而与自然为敌的做法，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大量盲目开采和生态的严重，导致了对自己家园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固然表明人类的进步，然而，当这种“进步”是自然资源的盲目开采，和生态的严重污染与之伴随，那又何谈真正意义上的进步？现代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人类的进步发展有目共睹，但这种进步发展不应只是量的增长，还应包括质的提高；不应仅是物质的满足，还应有生活的全部意义的追求。这种进步发展不应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中，而应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实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只有实现了这种统一，才能达到真、善、美，才能达到古人所追求的外在和内在的两种“天人合一”境界。《》第八章说道：“上善若水。水善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认为崇高的德行就象水，沉静、亲爱、守信、清明；既有排山倒海无所不能之气势，又有随遇而安、与物无争之秉性。“上善若水”就是要求人们要像江海那样，善纳百川，处下不争，就是要让个人的品德如水一般至澄至明，如水一般至真至净，“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这是在寻求个人的真善美的统一；是追寻喧闹的现实中求真求实、平淡安宁的融合；是在以诚信为代表的重要人生准则。故人们应“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将这“上善”的用遍生活的所有地方。这样才能在追求个人价值中和天地、和万事取得自然而柔和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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