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司马迁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巨著《史记》。在《秦始皇本纪》中，考察秦朝“成败兴坏之纪”成为贯穿全篇的主题。细究渊源，不难看出，司马迁对秦朝兴亡的历史观察，其史识论断，直接承续自比他略早半个世纪、汉文帝时期的家贾谊。这就难怪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篇末的论赞中，大段引述贾谊《过秦论》的内容，并誉言“善哉乎贾生之推言之也”！
贾谊出生于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彼时天下未定，汉高祖刘邦还在北方与匈奴争战，结果在平城被匈奴围困7日，最终脱险而归。
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吕氏之乱被平定，汉朝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从边城入主长安的汉文帝延揽人才，22岁的贾谊被召为博士，超迁为太中大夫。才华横溢的贾谊写了一系列文章，向汉文帝建言献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过秦论》。
贾谊在《过秦论》中回顾秦国兴盛的历史，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不施”而不能守天下，最后提示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安矣。”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问。”贾谊的政治抱负最终未能施展，他对汉文帝的建言也未被采纳，但是，他的“西汉鸿文”（鲁迅评《过秦论》语），却成为后人观照秦王朝、乃至历代封建王朝兴衰迭代的最具历史感的镜鉴。
在秦焚书禁学之后、整个社会文化基础还相当薄弱的西汉初年，有位年仅十八岁就“能诵诗书属文”“颇通诸家之书”的年轻人，以其学养、才能在家乡洛阳颇有名声，并得到了郡守吴公的赏识。吴公是秦朝重要政治人物的同乡和门生，汉文帝即位后，吴公很快被提拔到了中央朝廷任职，随后，他向文帝推荐了这位年轻的“才华卓越之士”——贾谊。
二十岁出头的贾谊被召为博士。他从洛阳来到首都长安，在一群老先生当中，他最年轻，却最能言、敢言，在有关国家、朝廷事务的论议中，每一次他都恰当、有见地地回答了的诏问。贾谊的博学和见识，不仅赢得了学者们的认可，更赢得了文帝的赏识。因此在朝不到一年，贾谊就被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参知，文帝甚至还考虑将贾谊提拔到公卿的显要职位上。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一些朝廷大臣开始在面前说他的。对于贾谊这种在朝廷没有什么根基的人，信用起来容易，疏远起来也快。文帝不用其议，重用其为公卿的念头自然打消了，并外派他去担任长沙王太傅，后又改任为梁怀王太傅。
贾谊这位耀眼的政治新星，在朝廷短暂的几年中，原本才高气盛、十分自信。但是当被外放为官，离开了汉廷，他仿佛一下子变了个人，从前的英气俊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感伤失意者的形象。这位前不久还在朝堂之上论议的年轻政治人物，以《吊屈原赋》《鵩鸟赋》一类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他天性中多愁善感、纤细的那一面。
在往赴太傅任的上，贾谊为远离长安而悲愤、郁闷，不禁与遭受谗嫉、被放逐于沅湘一带的屈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伤悼身世和时世是《吊屈原赋》的主旋律。贾谊在赋中愤世嫉俗地将世界一分为二，屈原和他是一方，整个社会为另一方。这种既又感伤的心态，毫无疑问，来自士人强烈却是脆弱的优越感。士一方面以行仁救世为己任，一方面又极其容易在心理上将自己与世界对立起来，在受挫，尤其是政治失意、前途暗淡的时候，他们往往产生被世界抛弃、摒斥的情绪。贾谊与屈原的共鸣，主要来自满怀政治理想、热情却又遭谗畏讥的体验。
事实上，由秩比千石的太中大夫，调任两千石的诸侯王太傅，从职级和俸禄上来说，不能算是贬谪。但一方面，贾谊遽然中断了其快速上升的政治前途，不得已远离了中心。另一方面，作为自高祖分封以来硕果仅存的异姓诸侯王，长沙封国势孤力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什么影响。更何况，年轻的贾谊一直生活在北方中原地区，南方潮湿炎热的气候使他难以适应。
三年后，在长沙王太傅任上，有一只鵩鸟，也就是猫头鹰飞入房舍。当地人认为鵩鸟是不祥之兆，贾谊借着这一因由，写下《鵩鸟赋》，大谈祸福、忧喜、吉凶相倚相伏的人生哲学。“命不可说，孰知其极？”“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乌识其时？”他开始感叹人生当超然淡泊、无忧无虑。初尝失意况味的贾谊，在《吊屈原赋》中曾经有过基于胜利的排解和宽慰。“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在持续失意的人生中，依然年轻的贾谊，学会了用超然的哲学来安慰自己，试图更进一步地解救。
又过了一年，文帝想起贾谊，征召他回到长安，通宵连夜地与之长谈，感叹贾谊的博学难以企及。出于这种欣赏，文帝又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国地处现在的河南商丘一带，文化发达，强盛；梁怀王是文帝喜爱的小儿子，好读书，所以特意让学养深厚的贾谊去辅佐、他。在此期间，文帝还不断向他询问政治得失，贾谊也多次上疏议论政事，希望能有所建树。看起来这仿佛预示着重新被启用的充分可能，然而命运最终没有眷顾贾谊。几年后，文帝的爱子梁怀王不幸坠马而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一年后也死去了，死时年仅33岁。失意困顿、怀才不遇，又加上自认未能尽职的忧郁哀伤，最终了这个年轻才美的生命。
在士人的人生理想规划中，平天下是他们在社会中当仁不让的责任，而这一社会责任通常以入仕为官作为实现的途径。贾谊无疑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的，其先后所任博士、太中大夫，或者以备顾问应对，或者职掌论议，都以参议政事为务。所以贾谊之屡上奏疏，既与其职任有关，更出自他非同一般的政治热情。一旦谈起政事，他论议横生，意气风发，出一种为生命所的高昂姿态，其奏疏言辞犀利，感情充沛，极具感染力。
贾谊虽年轻，却具有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对国家大政方针深思熟虑。在对汉初社会政治的反思中，他始终冷静、、毫不阿谀逢迎的态度，并因此对当时提出了尖锐的社会。写有《过秦论》，对秦亡教训具有深刻认识而又练达国体的贾谊，根本否认认为“天下已安已治”的普遍说法，“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贾谊汉代社会中普遍缺失了仁恩、礼义，了淳美和顺的习俗，相当程度上继承了秦的遗风。
值得注意的是，对当代政治及社会风俗的这种，来自于与黄老思想明显不同的观念立场和政治方向。黄老思想是汉初政治上层的主流意识，其基本原则是因循、清静，大致说来，即是因循前朝，也就是秦的制度并稍加损益，外行清简、无为之政，内则法禁。这对于历经了秦、楚战争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汉初社会，对于当时以功臣武将为主的上层集团的文化水准来说，都是适宜的。但是这一种应衰补弊的权宜之计，渐渐地显出了其与逐渐发展的社会状况不能适应之处。所以贾谊主张，为国者当更化天下，纲纪，施，崇德教，在强化政治等级秩序、加势的同时，还要建立起社会伦理秩序，从而彻底改善秦以来礼义、传统文化被扫除殆尽的局面。
在贾谊看来，大量现任官员根本不能胜任推行礼义、建设人文秩序的社会责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汉书·礼乐志》）。贾谊他们为“俗吏”。“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汉书·贾谊传》）。刀笔文吏从楚汉战争起，就为刘邦所任用，是汉直接承袭自秦的一部分政治人物，在汉初差不多构成了基层的主体。作为通习《诗》《书》和诸子百家的典型文士，深厚的文化学养使贾谊对那种务于文书科条、财币征敛，只知照章办事，却不明国家治乱之本的行政机器不屑、不满，认为他们只是单纯的政治工具，缺乏知识的自主性和超越的能力。显然，他们在角色、职能、知识背景上已面临挑战，用不了多久，官僚队伍中就将大量吸纳进新的成分。
贾谊的建设性意见，遭到了汉初以来政治线的深拒。“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汉书·贾谊传》）而当贾谊起草了相关的改制方案，“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史记·贾生列传》）。
贾谊因此也为当朝权臣们所。按照《汉书·贾谊传》的说法， “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其中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都是当初跟随汉高祖起兵的开国功臣，这几位资格老、功绩大、地位高的人物联合起来在面前说贾谊的：“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从此疏远了贾谊，后者半生的失意由此开始。老臣们的意见最关键之处在于“纷乱诸事”，也就是不满于贾谊要兴作、政治，并造成种种变乱。
在对现状的改变还是维持上，贾谊与老臣们的分歧，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方向和政治人材。不满于有汉以来因循、清静的施政作风，要求更张，实际上就是不满于朴素、自发的社会存在，想要建立起具有一想色彩的社会政治、秩序。贾谊的这种感，可以说，乃是来孔子奠定的士阶层价值的模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来自他们较为深远的历史觉知，他们因此有能力预设一种理想的社会图景，并以之烛照于现实。相反，那些在“鼓刀屠狗卖缯”中成长起来、以质木少文为特色的汉初武将功臣们，由于没有一个比较超越的社会理想和文化价值系统作参照，故对现实常抱持态度，“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
贾谊是当时社会政治中的一种新人才。他年轻，更重要的是他拥有经典文化的学养，知识广博，颇通《诗》、《书》、诸子百家，并且善于写文章表达。他没有军功，不凭出身，完全是依靠自己的知识、才学进入朝廷，成为最有影响的博士官。其政治作为主要体现为国家事务上的论议言辩以及一系列仪法、制度的拟定。在贾谊若干、更张的建言中，疏阔、不切用之处容或有之，但其汲取前代思想，而又结合以当今的经世致用态度，他高扬的理想主义与的现实，在汉代知识之士中非常醒目。
文帝没能拗过不事更张的诸资深老臣，这其实是必然的。即使意识到贾谊的主张通达国体，切中当理，但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朝廷稳定更重要的，而安抚好那些刘汉开国以来的老臣，尤其是当初把他从代王扶上宝座的功臣们，是比成就贾谊的功业、名声更紧要的，与士人的利益并不完全同步。尽管文帝完全清楚贾谊为了的长治久安、巩固权威的良苦用心，但是他也不愿为一位年轻的才俊之士而开罪于那些拥立他的高祖故将，从而使自己的皇位，或者使国家行政机器的正常运转受损。
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说：“谊亦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平心而论，以33岁的生命，就贾谊所涉足的政坛和已有的政治经历，不能说是不幸的。他的一些重要主张，也都先后在文帝和文帝以后的社会中得以实施，尤其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成为文、景、武三朝，改变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一系列重要举措的发端。贾谊浓郁的“不遇”之感，他的难以摆脱的内心抑郁，与其说是对其升迁、朝廷论议的客观成效的评估，不如说是来自他高度的自视、自期与遭廷臣短损之间所形成的强烈的挫折感。对于发生于他志得意满之时的这一挫折，这位才能秀美之士缺乏准备，几乎是哀怨至极地面对了他的命运，以哭泣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苏轼说他“志大量小”，不如说，就士人与的关系而言，贾谊相当程度上还活在战国时代士为君之师、君之友的浪漫里。对于大一统主义中央政治下的君臣关系，士人们还得要以感情和生命为代价去不断体会、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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