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他拍过戏，得过影帝，指导过歌剧和奥运会开幕式，当过政协委员，但这一切都依附在他作为电影导演的身份上。也因了这个身份，他的私人生活和举动亦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
学者们研究张艺谋，有关他的电影论文和著作汗牛充栋——某种角度来说，离开了他，中国电影中的很多重要问题你是说不清楚的；们追逐着张艺谋，他似乎总被形形色色的荣誉和问题缠绕，尤其近年来围绕“二张”分手、超生等问题，张艺谋成了新时代全民的消费品。
张艺谋近年的电影同样令他争议。《长城》出来的时候，作为影评人，我对于一个中国人可以玩转国际资金，搬来好莱坞大明星，讲述一个道理浅显、但便于世界理解的故事，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就一个单纯的叙事故事而言，还是过于简单，流于花哨的外观和的动作奇观。
网络上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有声音总比没有声音好，不过，争议并未为《长城》及其背后的投资方带来满意的收益——按照IMDB的统计，影片在美国的票房仅为4500万美元，还不如15年前的《英雄》；世界总收益3.35亿美元，考虑到影片巨大的投资（约1.8亿美元），这个成绩并不令人满意，据报道制作方传奇影业的某高管也为此丢了饭碗。
针对中国电影目前面临的好莱坞投资热问题，张艺谋12月4日在的《纽约时报》上给出了看法。在这篇文章里，他很直白地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有人做了个梦，在梦里得知，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数不清的财富。醒来后，他便立即动身去寻找这个地方。经过了充满荆棘坎坷的漫长途，他来到了梦中的地点。一个当地人听闻他此行的目的，大笑不止，说，自己也曾三次在一栋房子的喷泉下面埋藏着一大笔宝藏。这个人：这位当地人所说的，正是他自家的院子。于是他回到了家，找到了宝藏。
和故事中的人一样，中国电影行业为了界上找到一席之地，也经过了漫长旅程。在1994年，《亡命天涯》(The Fugitive)成为了中国数十年来第一部公映的好莱坞。观众们被影片的快节奏和音效吸引，而这部电影结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这时起，中国电影行业便一直在平衡着与好莱坞的复杂关系。
尽管中国的票房数字出现了大幅下滑——相较于2011年至2015年间票房收入的年均增长可达35%，到了2016年，仅有3.7%——但其电影市场仍然巨大。影院不断向更偏远的农村地区扩张，观众也对好莱坞动作片表现出了强烈的需求。以至于近来，好莱坞甚至在拍片时就记挂着中国，他们在选角时会使用能带来巨大票房影响力的中国电影明星，也不惜调整剧情，改变电影美学，以赢得中国影迷的心。
不论是年轻编剧还是资深影评人，中国电影行业的许多人都对好莱坞的戏剧结构了然于心，提倡好莱坞的表现手法和技巧。而中国市场引进的许多美国影片，不论品质好坏，在中国观众中——尤其是在品味和观影习惯都由好莱坞电影和美剧一手养成的年轻人中——继续受到欢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观众一样，中国观众也往往持有一种加了美国滤镜、以美国为焦点的世界观——即使美国并不意味着全世界，而好莱坞也不是世界上唯一的电影产业。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的电影行业影响着国际同行，也愿受其影响。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但当下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那便是中国只有极少数电影可以进入美国市场，可以吸引到大量观众。中国观众为好莱坞提供了巨额利润，但反过来，中国的电影行业又得到了什么呢？
还有，在好莱坞的阴影下，中国的国产电影常常要面对巨大挑战。我们理应考虑对中国电影传统的传承，也要考虑失去独特价值观和美学的潜在风险。
虽然有担心，但我们也将，在继续努力保存自身独特性的同时，承认这样的文化交流所带来的益处。想想外来的玉米、西红柿、红薯，他们在中国遍地结果，但也一样为人们提供了营养。
我之前和好莱坞合作过，我的经历让我对两个世界都能有更深的理解。鉴于中美电影行业之间在技术和管理上的差异，在一处的所学往往不能轻易地应用到另一个中。想要做出改进的努力往往最后带来更大的麻烦。但无论如何，和修正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害怕出错而犹豫，艺术的创造就无法获得所需要的成长和改变。
我们认识到，就算宝藏近在眼前，这段旅途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是，要渠道——以及我们的思想——以达到文化、政策和经济的互相了解。为了更好地了解对方，为了探索美好未来的可能，双方都需要在这条上走得比预想中更远。
这篇文章，鉴于张艺谋个人的地位，以及《纽约时报》的影响，我们认为对于理解中国视角下的好莱坞电影，以及未来中美两国电影文化交流交易，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张艺谋不无忧虑地说，相比好莱坞电影打入中国市场，中国电影输出到美国要难得多，而且中国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电影的口味偏好受好莱坞影响非常大。
虽然，世界上有很多种的电影，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观众一样，中国观众也往往持有一种加了美国滤镜、以美国为焦点的世界观”。
对于很多国人而言，看电影基本等同于看好莱坞——或者，好莱坞电影口味或模式制作的其它影片。
在这种下，好莱坞电影在中国想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大多数时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很简单的操作比如在他们的电影制作里加入一些中国元素和（微不足道的）中国电影明星就能取得不错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变形金刚4》里莫名其妙出现的武隆景区和《X战警》、《生化危机》里出现的冰冰们。
所以张艺谋开创了新的“深度合作”模式，做到了真正的中外合拍，并且中方可以掌握很大的话语权，让《长城》这样的电影讲了中国话，用了中国明星主演，甚至还在传达中国式的价值观。
张艺谋的《长城》出现的意义，不只是单纯让好莱坞占领中国市场，而是试图向植入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借由片中景甜和呆萌的对话），所以才不惜血本请好莱坞一线咖位的明星甘为景甜当绿叶。
尽管《长城》在国内商业上取得了11亿的成绩，但跟它的投入相比，这个票房我们相信，还是是远低于张艺谋预期的。这时候，也许是国内观众开始冷却对“”狂热的某种迹象。
所以我们要看到，去年的《长城》以及马上要上演的中日合拍片《妖猫传》在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操持他们的人，张艺谋，陈凯歌，都已经60多岁了。
他们把年青时代对于宏大叙述的执念，在全球资本时代，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电影叙事”的新实践。
因此，无论《长城》票房表现如何，我们需要承认：至少张艺谋的尝试是有价值的，而且这种颇为先锋的尝试无论成败都可以让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产生对中国电影市场和观众新的认识。
在电影里，拉上马特呆萌在长城上打怪兽真的就是中国文化吗？好像不是这样简单——尽管简单的故事，在现阶段更容易（对比吴宇森《赤壁》在的完全失败）。
双方在投资上的势均力敌，只是说明我们目前具备了制作的资本，而内容上的深度，我们还远远摸不到世界观众的脉。
张艺谋在文章中表示，中美电影产业双方是互相需要的，而且中国本土电影也是在好莱坞的阴影下成长的。
可是，他也指出，好莱坞的这些“玉米、西红柿、番薯”尽管有用，而且还要长期向中国“进口”（因为我们观众的口味已经完全被美国化了嘛！）的同时，我们——以及美国同行——需要讨论和反思：美国又能给中国，给中国电影什么？
今天的中美电影合作，名为合作，但实际上美国市场不需要中国电影，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某种市场经济的借口，让中国电影来到美国又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张艺谋的深层意思是：我们中美彼此，都要肩负责任；而意图占有中国光大市场的诸位好莱坞老大们，你们也别光想开疆拓土，在中国大佬，你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中美合拍的旗帜下，让出你们的话语霸权，以及，让出你们的部分市场！
我们如果仔细数一数，那些能在国外卖座，或至少有了一定影响力的中国电影，有几部是作为世界公共文化产品的商业？哪怕看一眼张艺谋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成绩单，最拿得出手的还是早期的《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这样的艺术片。
因此，从中国的文化战略角度来看，中美双方都有需要“和修正”的地方，并借由“渠道——以及我们的思想——以达到文化、政策和经济的互相了解”的方式，最终实现“你好我也好”。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张艺谋的话，这篇《纽约时报》的文章显然是具有国家战略高度的；或者，可以被视为一种中国对美方的“温和的”。
未来，中国电影市场对于好莱坞电影过度的倚重，同时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在美国“浮光掠影”地形式主义走一圈的现状，将会逐步地、深入的发生改变——这是基于中美两国政经关系微妙变化、互动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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