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身份在《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上发表论文《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
文章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多年里，之所以中国金融资产的风险向银行部门集中，向债务融资集中，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直接融资尤其是股票融资增长较慢；二是宏观经济运行对金融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全文如下：
金融资产结构是研究金融发展的重要视角。笔者曾在1996年和2008年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本文继续定位于比较金融研究，对过去十几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最新变化进行分析，并从资源配置和风险承担角度，以“谁在承担风险”和“由谁承担风险更好”为主线，测度金融资产风险承担者的分布，其背后的原因及相关经济运行模式的变化。本文试图把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三者关联起来，通过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这个视角，阐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金融资产风险向银行部门集中。针对这一问题，须着力稳住宏观杠杆率，通过发展直接融资，让市场主体能够决策、自担风险并获得相应收益，由此在保持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同时，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4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金融业发展亦取得重大进展。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金融结构（即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的变化，并集中体现在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上。研究金融结构尤其是金融资产结构，是研究金融发展的重要视角。
没有正确的金融理论，就没有高效的金融实践。金融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映射，又反作用于经济结构。正确把握金融资产结构的演进规律，需要建立在对经济运行模式变化的深刻认知上。透过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这个视角，厘清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和重要问题，对于下一阶段更高效地指导金融实践，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对金融资产结构问题的系统研究见Goldsmith（1969）。他采用比较金融研究的方法，基于国民账户体系，对35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演进径进行比较分析，回答了在金融发展的各个阶段，金融资产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在此之后，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多偏重于分析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金融资产结构特征变化的深入比较研究较少。DemirgücKunt & Levin（2001）整理了150个国家的金融资产结构数据，为进一步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演进径提供了详实资料，也为研究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打下了更的基础。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迁问题亦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吴晓灵（1995，2005）、谢平（1992）在分析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认为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加大了经济运行的社会成本，应促进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的发展。Allen et al.（2017）重点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部门资产结构的变化，评估了正规和非正规金融部门对私营部门的服务效率。
笔者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问题一直比较关注。易纲（1996）分析了我国1978年、1986年、1991年和1995年的金融资产结构。文章指出，1978年之后中国金融资产总量成倍增长，M2与GNP之比快速上升，反映出经济体制中金融深化（货币化）的进程，同时反映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存在的问题。中国居民金融资产投资选择较少，主要依赖银行储蓄，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中国高M2/GNP表面上是经济主体的主动选择，实际上则是在体制和政策约束下的自然结果。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国有企业行为扭曲、负债率高、风险增大等，这反映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易纲和宋旺（2008）延续1996年的工作，以之前重点发展的资本市场为主线年金融资产结构的新变化。在此期间，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继续快速增长，结构有所优化，表现在股票和债券为代表的金融资产增长加快。因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的各类问题部分得到改善。但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发展要求仍存在不相适应之处，表现为直接融资发展水平依然偏低，特别是企券市场规模较小、股票融资功能有待改善等。文章认为，未来十年我国金融发展的最佳径是市场的双向。
本文继续定位于比较金融研究，拟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对2008年至2018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变进行分析，展示最新变化，并从资源配置和风险承担角度，探寻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背后的逻辑，最后提出金融发展的政策。金融的本质是管理和分散风险。本文试图从“谁在承担风险”和“由谁承担风险更好”这两个视角观察问题，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过去的经济金融发展径和未来的金融发展方向。
本文的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中国金融资产总量进行计算，并分析各类金融资产规模变化。第三部分基于分部门视角，测算并给出居民、企业、、金融机构和国外部门的资金来源及运用情况，分析各部门金融资产负债结构的最新变化。第四部分测算居民、企业、、金融机构和国外部门承担金融资产风险的情况，并阐释风险分布变化背后的宏观经济逻辑。第五部分提出促进金融发展的政策。
本节首先对2018年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各分项进行测算。为便于进行更大跨度的比较分析，还重新测算并给出了1978年、1991年、1995年和2007年四个时间节点的金融资产数据。其中，1991年为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营业的首个完整年度，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起点；1995年和2007年则分别为易纲（1996）、易纲和宋旺（2008）统计数据的截止时点。
本文在测算金融资产总量和各分项数据时，将金融资产分为国内经济主体持有的国内外金融资产和国外经济主体持有的中国金融资产两类，以同时体现最近十几年来国内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双向的进展。其中，对于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内金融资产，统计项目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的分类，对各统计项目进行归类。在这种分类方法下，存款是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是存款人持有的金融资产，贷款是金融机构对债务人的债权，是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因此存款和贷款均被视为金融资产。这样可以更全面地掌握和分析金融资产状况，也是我们之前研究所采取的方法。
为更好地展示金融资产的结构性特征，本文在表1中对各类金融资产余额与同年国内生产总值（P）之比进行了计算。在表1中，把存款和贷款都视为金融资产确实有重复计算之嫌，所以在理解表1数据时，一方面要认识这样分析的道理，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存款和贷款资产简单相加，从而夸大了银行部门的权重。
我们来分析2008年至2018年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各类金融资产相对规模的最新变化，并通过金融资产结构来关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占比的变化。本文中直接融资主要指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大体可对应表1至表6中证券项等有关数据，其中股票和债券是主要部分，另外表1至表6中特定目的载体、直接投资（包括私募和风险投资）和其他投资的一部分也属于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最明显的特征是其金融风险主要由投资者直接承担。间接融资主要指银行贷款等，社会把钱存在银行，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把资金贷给企业部门等，贷款的风险主要由银行承担。
（1）金融资产总量稳步增长，金融深化继续推进。2018年末，中国金融资产总规模达722.1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4.54倍，年均增长14.7%。金融资产与P之比由2007年末的588.9%上升至2018年末的785.5%，年均增幅为2.7%，较1991年至2007年期间年均增幅降低3.3个百分点，金融资产相对P的增速有所放缓。从后文分析可见，主要与股票、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等增长放缓有关。
（2）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内金融资产较快增长，其中银行贷款占比（本节所称占比均指与P之比）上升，直接融资占比下降，表外和资管业务快速发展，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2018年末，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内金融资产总额达636.2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4.79倍，年均增长15.3%，与P之比由2007年末的491.3%上升至692%。与1991年至2007年间相比，2008年以来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内金融资产增速超过了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增速。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经济发生显著变化，我国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国内金融体系融资增长较快。
在金融资产结构上，一是银行贷款占比显著上升。2018年末，贷款余额较2007年末年均增长17.7%，与P之比为176.7%，较2007年末上升了76.2个百分点。在1991年至2007年间，贷款与P之比则下降了0.3个百分点。
二是直接融资占比不升反降。2018年末，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证券资产与P之比为135.5%，较2007年末下降31.4个百分点。在199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直接融资占比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中股票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关键带动作用。2008年后，受内外部多种因素影响，股票融资占比下降。2018年末，股票市值与P之比为44.6%，较2007年末降低了75.5个百分点（股票市值与P之比，2007年是个高点，2018年是个低点，两个数据都偏离了趋势值。这里没有采用移动平均数，主要是为了简单明了）。
债券融资取得长足发展。2018年末，债券与P之比为90.9%，较2007年末提高44.1个百分点。近些年来中国深入推进债券市场和发展，完善基础制度，夯实基础设施，加快产品创新。截至2018年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约为86万亿元，是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从分类看，债券融资属于直接融资，但我国债券的持有主体是银行，2018年末银行持有的债券占全部债券的51.5%，其中相当部分实际上是银行通过货币创造为企业融资，也具有间接融资的特点。如果扣除这部分，直接融资占比会进一步下降。
三是表外和资管业务快速发展。2012年以来，我国银行、证券、信托、基金、保险等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各类机构之间的跨行业资产管理合作更加密切。2018年末，包含代客理财、资金信托、证券投资基金在内的特定目的载体规模达53.5万亿元，与P之比为58.2%，较2007年末提高了46.4个百分点。资管业务发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对财富保值增值和多元化资产配置的要求，但也存在产品多层嵌套、期限错配、信息不透明、规避监管、刚性兑付等问题，有的实际上是“类贷款”融资。2018年，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为行业规范发展创造了基础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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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在债权类融资快速增长、股权融资增长较为缓慢、股票与P之比下降的背景下，全社会债务水平上升加快。宏观杠杆率（总债务/P）从2008年末的145.4%上升至2018年末的248.7%，累计上升超过100个百分点。尤其是企业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2016年末一度升至159.8%，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
（3）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增长放缓，金融市场双向程度提高。2018年末，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总额为50.3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3.01倍，年均增长10.5%，比1991年至2007年年均增速低18.1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主要受到国际储备资产与P之比下降的影响。2003年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呈现大额双顺差格局，外汇大量流入，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加之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外汇流入减少，外汇储备规模在2014年之后的两年多有所降低，之后基本保持稳定。2018年末，储备资产与P之比为23.7%，较2007年末降低了17.8个百分点。
企业部门在境外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增长则呈现亮点。这一变化体现出2008年以来金融市场双向取得较大进展。2007年至2018年末，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年均增长30.2%，合计占P比重为17.9%，较2007年末提高14.5个百分点。
（4）国外主体持有的中国金融资产较快增长。在我国金融市场双向背景下，2018年末，国外经济主体持有的中国金融资产较2007年末年均增长12.5%。在股票市场双向方面，2014年和2016年我国分别启动了“沪港通”和“深港通”，为内地与相互买卖股票提供了便利。A股先后被纳入明晟（MSCI）、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等国际指数。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RQFII）的投资额度。在债券市场双向方面，不断扩大境外投资者范围，取消投资额度，并启动“债券通”。我国债券先后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多元化指数。在金融市场双向的过程中，国际市场的需求，2008年以来先后与39个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和货币管理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2015年，IMF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此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金融法制不断健全，也为金融市场在扩大双向过程中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北京有哪些好玩啊的地方http://www.uzai.com/gotour/lygl/88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