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生于云南昭通市，曾从师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章太炎等国学大师，又先后游学巴黎、伦敦、罗马、，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谨严、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他以毕生精力从事楚辞学、敦煌学、古汉语、古史古文献研究，共有27部专著和近百篇论文。其中尤以楚辞和敦煌研究成就突出。他在敦煌学的研究过程中，不仅在国内，而且远渡重洋到许多国家，收集散失的敦煌卷子，撰写出250多万字的著作，为祖国保留了学术价值极高的文化遗产。1995年12月4日，姜亮夫因病医治无效在杭州逝世，享年93岁。
1992年5月，正是江南草长的季节。一位几乎与20世纪相始终的老人，在过完他91岁生日之后，深感体弱多病，来日无多，遂在记事本上为学生写下这样的嘱托：
要求每个毕业生能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至少是学术史——的能力，及各个方面（指学术分类）的研究古籍的能力。而且有：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艰苦卓绝的气概！
老人自题：最后最高要求。之后，他便住进医院，1995年12月4日，离开了他钟爱的学术事业，这段文字竟成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笔迹。
这位老人就是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2002年，皇皇24卷的《姜亮夫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精装出版。内容涉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楚辞学、敦煌学、历史学、地理学、古文献学等诸多方面。如此精深的学术成就，一千二百多万字的篇幅，都是作者用毛笔、钢笔手写成的。姜先生前半生正值国难多事之秋，几乎一直处于逃难坎坷中，常常连油灯都用不上，许多书稿还毁于战乱。
1902年5月19日，姜亮夫先生生于云南昭通，名寅清，字亮夫。父辈四兄弟，一榜中了三个举人，老大与老四留学日本。姜先生的父亲为老三，曾就读于京师大学堂，深受维新思想影响。
在《简述我的学术研究道》一文中，姜先生回忆：“一部《论语》是父亲从头给我讲到底，印象很深。可以说，《论语》的思想影响了我一辈子。”
中学阶段，姜先生喜欢诗词小说，有志做诗人，对《红楼梦》尤其“入魔”。父亲发现后，不但没有，还因势利导，他把“书里的人物要仔细弄清楚，到底有哪些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给我列出一张《红楼梦》人物关系表来”。
循此题目，姜先生不仅把书中人物关系弄清楚了，而且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也有了全新认识。“这恐怕也是我研究中国文化的最原始的起因。”
1922年，姜先生以云南省官费生考取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在那里，他有幸遇到林山腴、龚向农、廖季平、吴玉章、李培甫、侯文龙等名师，为日后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打下基础。
在老人被蟹钳伤身亡《忆成都高师》一文中，姜先生回忆，林山腴先生讲《史记》，常与《汉书》《国语》《左传》对读，辨析其中异同，体会作者用意。林先生还特别说：“读史先不读史评，读诗先不读诗话，读词先不读词话。关键是先把原典读通。”
龚向农先生讲《国学概论》与《史》，注重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譬如孔子和孟子，他们的学说多有变化，前后并不一致，这是因为时代不同、经历不同造成的。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每段史实叙述之后，必有评论，“完全是为了当时的施政，是对当时的君王说的，等于是的教科书”。这又姜先生，著书不仅是个人的事，也要为社会现实服务。
1926年，成都高师四年学习结束后，姜先生怀揣着更大的梦想来到，8月考入师范大学研究所，10月又考入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之等先生，开始新的学习经历。
王国维讲的第一课是《说文》。开学不久，王国维让拟定毕业论文题目。姜先生最初拟定三个候选题：《诗经韵谱》《诗骚联绵字考》《广韵研究》。王国维沉默片刻后说：“我看搞《诗骚联绵字考》吧。”
翌年，姜先生完成《诗骚联绵字考》初稿。那时，梁启超讲《古书及其年代》也叫他眼界大开。陈寅恪讲《金刚经》，各种文字，信手拈来。
一次，姜先生写了一篇别人的文章。陈寅恪他说：“你花这么大精力别人，为什么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上？”这对姜先生触动很大。他后来再也不写文章，还常常自己的学生：“与其什么，不如建立什么。”
1927年7月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姜先生先后执教于南通中学、无锡中学、上海持志大学、中国公学、大厦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等。这期间，他撰写完成《屈原赋校注》《尚书新证》《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夏殷民族考》《甲骨学通论》《文字朴识》等著作。
在念书时，姜先生曾听过鲁迅先生的课。他在上海教书期间，鲁迅也在上海，所以有机会请教鲁迅先生，还请鲁迅先生到大厦大学作过。在《忆鲁迅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姜先生回忆：“他对我很好，似乎觉得我有点迂，有时相遇……他曾笑着叫我夫子。”
1931年，在苏州一次学术会上，姜先生认识了章太炎先生。当时，章太炎也住在上海，姜先生从苏州回上海后经常去拜访。他在《忆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说：“每次到先生家中去，大部分时间都在谈学术上的事。他认为每种学问都包含民族成就，历史是包含民族的基本所在。”
1932年12月，在苏州李印泉先生家，章太炎正式收姜先生为入门。1934年，姜先生在河南大学任教授期间，著《尚书新证》，曾就《泰誓》篇中的若干问题写信向老师求教。章太炎回信有三四千字，姜先生说：“一位老人写这么多，恐怕要二天才能完成，……这不仅是负责，而且渗透着师长深沉的爱意。”
1935年9月，姜先生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考古学，想用科学方法来建构中国的新考古学。就读期间，他翻译了穆尔干（毛根）的《史前人类》，业余时间则参观法国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在这些地方，他发现我国许多古籍、文物陈列其间，遂努力、拍摄、拓印，编成《瀛外访古劫余录》。
在巴黎，姜先生还碰到好友王重民、向达两先生，他们在欧洲收集敦煌卷子。应他俩邀请，姜先生参与部分工作，负责敦煌经卷中语言学与经典的收集校录工作。为此，姜先生又到伦敦、罗马、、莫斯科相关敦煌卷子，从此敦煌学研究道。1937年回国后，他陆续整理完成《瀛涯敦煌韵辑》《敦煌韵书卷子考释》《莫高窟年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敦煌学概论》《敦煌碎金》《敦煌学论文集》等著作。
从1937年回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十多年时间里，姜先生一直在战乱中辗转于各大学任教。先受聘于，因避战乱，随校来到河南开封，再到西安、成都，最后到四川三台。后来，他又受聘担任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经顾颉刚推荐到浙江英士大学文理学院任院长。
在这样奔波动荡的岁月里，姜先生以坚强的毅力，教书、读书、写书，除完成上述敦煌学著作外，还相继完成《陆机年谱》《张华年谱》《昭通方言考》《汉书札记》《楚辞书目五种》《屈原赋今译》等著作，并与当时文化名人顾颉刚、贺昌群、闻一多、郭绍虞、徐悲鸿等人多有交往。
1953年全国高校调整，姜先生奉高教部令调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大学任教，直至1995年12月去世，没有离开过杭州。这期间，虽经历了一些动荡，相比较而言，还是他一生中较为稳定的四十年。
1979年和1983年，姜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举办全国高校楚辞学和敦煌学讲习班，讲课内容分别整理成《楚辞今译讲录》《敦煌学概论》两书出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在学界产生深广影响。
1984年，姜先生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1986年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此外，他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先秦文学卷》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国文化》等学术顾问，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整理出版了《楚辞通故》《楚辞学论文集》《古史学论文集》《古汉语论文集》和《古文字学》等著作。
在成都高师期间，姜先生读章太炎的《新方言》，发现有许多内容与昭通方言相类似。这给他很大，再读《说文》《尔雅》，比较推敲，完成了《昭通方言考》初稿。那时，姜先生才19岁。
从成都高师到国学研究院，再到章太炎先生门下，姜先生学习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语言学和历史学。在成都高师作《昭通方言考》，在国学研究院作《诗骚联绵字考》，到上海教书，有《中国声韵学》。以后还出版有《文字朴识》《甲骨学通论》《古文字学》等。在语言文字研究中，他继承章太炎声韵形义分析法，又学会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金文的互，还采用语言发生学理论，通过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学，解读文字的起源与流变，创获颇多。
姜先生的史学成就不仅体现在《夏殷民族考》《尚书新证》《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古史学论文集》中，还体现在楚辞学、敦煌学的论著里。《楚辞学论文集》所收录《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楚文化与文明点滴钩沉》等，从文明板块的比较分析入手，提出历史的发展，不仅有纵向的时间论，也有横向的空间论。这就要求学者要从广阔的时空观背景下，认识楚辞。这是姜先生的卓见。
《姜亮夫全集》24卷，楚辞学占8卷，分量最重，研究最全面。既有楚辞原典校读，如《屈原赋校注》，也有楚辞资料汇总，如《楚辞书目五种》，还有楚辞专题研究，如《楚辞学论文集》，更有楚辞学的集成著作，如《楚辞通故》。1986年，姜先生被推选为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
姜先生对敦煌学的贡献，首先是对流散西欧的敦煌资料的搜集抢救，在此基础上，对敦煌卷子着重在语言学与经典两方面作了深入研究。《瀛涯敦煌韵辑》一书，“把敦煌文书资料的整理与汉语史、音韵学研究结合起来，基本复活了湮没一千多年的隋代陆法言《切韵》系统”，有力地推动了汉语音韵学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人才培养的需要，姜先生对敦煌学作了整体思考，出版《敦煌学概论》《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敦煌学论文集》等论著，建立了独特的敦煌学体系，为中国敦煌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
20世纪出现的国学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吕振羽、冯友兰、汤用彤、王力、徐中舒、高亨、姜亮夫等，他们的学问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几乎是空前的，也为后学无限。这批学者的传统功底与前代学者相比，各有千秋。但他们又多有留洋经历，掌握了丰富的理论与方法，这又是古代学者所不具备的。姜先生九十大寿时，曾总结自己的治学体会说——
“我是以人类文化学为猎场，以中国历史为对象。用十分精力搜集资料，然后以古原始的传说，以语言学为基本武器。再以美国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法国毛根《史前人类》的一些可信据的结论为裁截的基础，又时时与自然科学相协调。这是我做学问的秘诀。”
王国维先生每做一个题目，总是先将有关资料搜集齐全，编成目录，供研究时取用。姜先生认为这种治学方法非常有用。后来，他每做一项研究，都遵循此法。研究楚辞，而有《楚辞书目五种》《屈原列传疏证》；研究敦煌学，而有《瀛涯敦煌韵辑》《莫高窟年表》；曾立志仿裴松之《三国注》作《宋史》研究，而有《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陆机年谱》《张华年谱》等。
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姜先生往往从个别分析入手，对相关文献，逐字考证辨析。如研究楚辞，先作《屈原赋校注》；研究，先作《尚书新证》；研究敦煌学，作《敦煌韵书卷子考释》。然后再综合研究，成就《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敦煌学论文集》《敦煌碎金》等专著。
不仅如此，姜先生还要深入浅出，将自己研究的，抽丝剥茧般地给后学，于是有了《楚辞今译讲录》《屈原赋今译》《敦煌学概论》《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等著作。由此可见，姜先生的学术径：编纂目录——个别分析——综合理解——普及讲绎。四个步骤，融汇了考据、义理、辞章的国学传统，又展现出理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现代人文学研究方向。
姜先生出生在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家庭，以后求学所碰到的几位，又都深具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梁启超领导戊戌变法，希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王国维在疑古盛行的时候作《古史新证》，证明夏商时代为可信；章太炎强调学问的民族，所有这一切，铸就了姜先生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
在回忆录和日记中，姜亮夫先生多次提到，他的学术志趣本在历史学和语言学，然而，特殊的历史处境，民族国家的需要，他无意间走进楚辞学与敦煌学王国，最终取得辉煌成就。他作《屈原赋校注》，是因为面对军阀混战、的现实，有感而作。抗日战争爆发，他作《夏殷民族考》《甲骨学通论》《尚书新证》，通过阐述汉民族文化发展，自强不息，。
1935年，姜先生留国，本想在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他看到大量中国文物流散欧洲博物馆时，十分痛惜，拍摄，作《瀛外访古劫余录》，并在王重民、向达邀请下，毅然决定全力搜集海外敦煌残卷工作。
姜先生的学术经历告诉我们，最优秀的人文学者，理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深厚的专业功底与完整的知识结构，二是自觉的民族意识与强烈的家国情怀。具备前者而缺乏后者，至多是专业学人；具备后者而缺乏前者，则沦为空谈家。
二十世纪十年代，我们有幸忝列姜师门墙，求学问道，深感先生学问精深。在此文中想要比较全面地评价姜亮夫先生的学术成就，是比较困难的，但我们希望，通过对姜先生著作的介绍，有助于读者理解、把握那一代学者的世界。他们做学问，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求真务实，二是艰苦奋斗，三是家国情怀。
姜亮夫先生经常学生，研究历史文化，就是要恢复以往的本真原貌，然后总结规律，指导未来。他研究敦煌卷子隋释道骞《楚辞音》，就是要钩稽郭璞以来楚辞研究中的考据派系统。他写《考》，就是为了阐明中华民族刚毅、的源头。他强调说，学术研究必须求真务实，用笨功夫，花大气力，将每个结论都建立在翔实的资料考证基础上。
《姜亮夫全集》后几卷所收录的《日记》与《回忆录》，全面记载了姜先生在艰苦条件下锲而不舍的学术人生。这种，贯穿在他求学过程中，也体现在他教学过程中。凡是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会从他笃实的性格中获得力量。
姜先生在学术上如此坚守，是因为心中怀揣着复兴民族文化的梦想。1933年，姜亮夫先生在《民族月刊》上发表《殷夏民族考》，首先提出“夏民族以龙为图腾”的理论命题。他后来回顾说：“写此文时，正是‘九一八’、‘一·二八’接踵而来之时，在上海生活的艰苦，还耐得住；而租界的鸟气，随时亲身经历，懊恼时时遇到，发发牢骚也不可能，写诗无人要，小说太渺茫，戏剧未写过，还是从个人稍稍有些、有点把握的史学考论入手。此文发表后，本来计划写‘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更不自量，想第四卷写‘民族贡献与今后出’，但民族文化特点，用‘龙’、‘凤’两字为引子而再深入。问题愈来愈多，以至于大病。”（姜亮夫：《古史学论文集》，第256页）姜先生提出龙图腾概念，后经黄文山、李则纲、卫聚贤等人的接力，至闻一多写作《伏羲考》时，这一命题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救国”的共同理想。
姜先生很少高谈阔论，在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埋头苦干，默默地把自己的学术探求与中华民族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优秀学者的共同追求。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强调：“民族爱国思想支配着我的学术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姜先生留给的，不仅仅是他的学术遗产，还有学术背后所蕴含着的财富。
（作者：刘跃进，1958 年生。南开大学文学学士，杭州大学文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遗产》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等职。
江林昌，1961 年生。杭州大学文学硕士、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