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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终极托付交给历史——王雷泉

※发布时间:2018-8-13 4:30:02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佛教组织多元化的局面,还表现在近二十年来,其他地区的佛教派如日本的日莲正(即创价学会)、新兴派如李元松创立的现代禅僧团及类似佛法的其他教如卢胜彦所创始灵仙,也不断地传入或崛起,对传统的本土佛教造成巨大冲击。

  在日渐的社会中,教多元化势在必然。但若站在本土佛教立场来看,这些外地派及类似佛法的外道,其所形成的不只是可能吸引原有的信徒,而且在教义的解释上也可能造成混淆。对此现象,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但研究角度比较偏重于社会学上的客观分析。按照人类学家李亦园的说法,在急遽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系统和伦理系统的分离,是新兴教兴起的原因。功利主义的民俗教可说是与教无形分离的,而虔信则循相反的方向试图弥补中国教系统与系统分离的趋势。[34]

  蓝吉富以史家的敏锐眼光,看出已经处于萌芽状态的,只要、社会背景不变,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突破性的发展。《近代日本社会中的新(兴)教》,就是他为佛推背图全文光山文教基金会所承担的‘委托研究’。在对百余年来日本教团的大量崛起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这是历史发展中的常态现象。‘旧有教的功能逐渐褪色(如佛教被讥为“葬式佛教”),十九世纪以来日本、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极大变革,在在都可能使教发展方向产生较大幅度的。因此,对的崛起,我们即使不视之为“历史的必然”,至少也可视为“历史的自然”。’[35] 在分析能融入日本社会的原因时,除了‘日本本位主义’一条外,其他五个原因(重视效益更甚于、教义与实践都相当简易与通俗、传教态度与传教方式的革新、教团领导人之灵异能力的摄受、创教者及重要干部的殉教勇气与奋斗不屈的风格),也都适用于对新兴教的剖析。

  收入《中国佛教泛论》中的《白云的形成及其》,是提交1991年在举行的‘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论文。蓝吉富坦言,这篇文章主要是有感于‘现代禅’教团而写。1988年由李元松所创的现代禅僧团,是依据传统佛法(阿含、中观与禅)的教义所开创的佛教团体。在教团性格上较接近佛教史上的新派。在写作这篇文章的当时,‘现代禅’的某些观念受到传统僧团的质疑,往往被主流佛有意无意地视为与外道同类的教,而壁垒分明地加以。蓝吉富认为李元松为人‘古道热肠,具有侠者情怀,不惟对教真理能作强毅的,且对大乘佛法有深入的体验,是一位努力依准其所理解的佛法去身体力行的线]

  虽然清觉注重神异的倾向,与李元松强调的慧及‘即俗而真’理趣的风格大不相同;而且‘现代禅’之狷介风范及偏尚道的性格,也与白云徒热衷与挂钩等截然不同。但通过探讨白云这一古代新兴派的形成以及不为传统派所认同的原因,以供‘现代禅’教团及治史者参考,这就使研究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和前瞻意识。

  白云是宋代在浙江杭州地区弘化的清觉所开创的新兴派,蓝吉富探讨了这个派兴衰过程中的若干现象。按照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诠释社会学的说法,在或教等方面,统御领导(或译‘支配’)的三个类型是法制型、传统型、与卡理斯玛型(Charismatic domination)。所谓卡理斯玛型,是指领导者具有某种被信徒承认的超凡禀赋,因此而得到信徒的与服从。蓝吉富援引这一理论,认为清觉即为具有‘卡理斯玛’的人格特质,这是白云能够形成的根本动力之一。

  清觉是孔子第五十二世,曾祖父曾任五代后唐庄时的节度使、太子太师等,父亲也曾考上进士,像这显赫的官宦子弟出家为僧,在先天上已具有吸引群众的特质。加上他本人曾在舒州浮山结庵二十年,更具有为信徒向往的教资历。清觉本人也讲过《华严经》,着有《证论》、《初学记》、《正行集》等书,这些著述显然都不够谨严,不够一个‘论师’的标准。但一旦与上述出身、经历结合起来,尤其是强调步入道次第和道的实践、主张三教调和论、强调过程中的神异现象等三个特质,就使信徒容易感受到他在出身、、教义素养等方面都有为人所不及的长处,自然容易形成清觉的‘卡理斯玛共同体’。

  清觉的神秘经验和禀赋,加上后继者刻意与者结纳,使白云存在了二百年。探讨其自历史舞台中消失的原因,可供现实的新兴教作为史鉴。蓝吉富总结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丁、教团的组织力量太显著,为者所忌。加上领导者及信众的行为逐渐腐化,终为阶层及社会所不容。

  蓝吉富的结论是颇堪玩味的。他从中国人之教性格角度,把新兴派的兴衰与传统派作了比较。隋代信行的三阶教、宋代茅子元的白莲、清觉的白云,其创教者都是在传统中出家的僧人。他们都具有令信徒钦仰的教情操或人格特质。不过,由于他们所组织的团都形成的太快,容易使外人对它们产生‘骤然出现’的错愕感。故虽都曾盛极一时,但在正统僧团的激烈和者的下,都在数百年后骤然衰竭。

  与之相反,正统派是缓慢酝酿形成的,而不是像白云那样是有意识地建构出来的。在其形成之初,引起人们注目的是创始者在佛法上的新见解或新体验,并不刻意以的组织形态相标榜。中国人似乎比较习惯于这种形成派的方式,而较不习惯那种具有清晰的派意识、且系预先规划、重视组织的派。‘其中似乎也透露出中国人之教性格的一些特征。值得关心中国佛教史及中国民族性的人再深入探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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