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生，四川开县（现重庆开州）人，中员。2012年4月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巴蜀文化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著有《巴蜀文化辩思集》，提出了泛巴蜀文化说，对推动巴蜀文化研究和宣传作出了应有贡献。现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华史研究会副会长。
隗瀛涛师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城市史领域独辟蹊径、自成一家的大学者。在人品上，隗师的特色有两点：一是忠诚爱国，耿介正直，具有不移、卷舒不随乎时的品格；二是强学力行、诲尔谆谆、奉献的育人。在学术上也有两点特色：一是立足近代，学具通识，放眼中外，善于掌握当代学术潮流；二是思虑明达，识解不凡，具有开拓性的原创思维和深邃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这两方面的四个特色，都是值得们孺慕学习的。
1930年4月出生于重庆开县城郊水南桥（今汉丰镇），中国史学界的泰斗，中国第一个地方史博士点的开创者。毕生致力于历史教学与科研工作，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辛亥与保运动史研究领域丰硕，多有创新，主要著作有《四川保运动》、《辛亥》（中）、《近代中国城市不同类型研究》、《邹容》等。
隗瀛涛师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城市史领域独辟蹊径、自成一家的大学者。学者之可贵，贵在为人与治学。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的。为人是治学的基础，治学当以为人为先。没有的品格，在学术上是难有大成的。和文章，从古以来有的学者都重视齐头并进，相得益彰。能将这二者统一起来，两美具备的当代学者群中，隗师是其中值得者之一。古人说：“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作为隗师历时最久的幸运之一，有人师与经师兼得之际遇，实为我之幸。
人生难得是际遇。隗师已五十年。这五十年之初，隗师是我小学时代的老师。这五十年之中，隗师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这真是难得的机遇和人生的巧合。建闽初期，隗师即在开县的小学任教。1951年和1952年，我与内子祁和晖同时就读于开县城厢二小，隗师是我们小学的校长。1957年隗师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吋候，我又刚好考进川大历史系。隗师虽没有直接给我们年级上课，但作为指导教师参加对我们年级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指导。为选择论文题目,我与同乡学友赫治清找隗师作指导。隗师亲切、热忱、健谈、风趣、敏捷，教我们作论文的方法，谈近代史可供选题的范围，使稚嫩的学生很快消失跼蹐之感，坚定了选题的信心。我体会:高迈俊爽、诚恳待人，健谈理义、言话如流，是隗师教书育人的一种特殊风神。我们和乡人多亲切地称他为“隗师”，也多是因心仪其风神的缘故。凡是接触到隗师的求教者，自然而然地会感受到这种风神的凝聚力和感染力。隗师交游极广，学生和师友众多，求教者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有专业的也有非专业的，无不受其的指导和教海的感染。蜀人苏轼说过:“凡学之难者，难于。”隗师教书育人是继承了巴蜀学者这一历史品格的。健谈是的隗师的特点之一。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犀利的谈锋是以学术和知识上无保留的奉献为内涵的。这是为人最有价值之处，也是一些学人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和知识产权使人情日益化的今天所难于做到的。但隗师做到了，并且几十年如一日。举凡学术上的思、难见的资料，正在形成的课题、出版社向他的约稿，他都爱交给学生，让学生完成。我个人就是长期受到隗师学术的受惠者之一。我思考这是自徐中舒先师以来川大历史系的好传统。这一传统连绵不缀，体现在系上很多学者身上。这是今天在历史系求学者的-种幸遇。
隗师的学术活动是多方面的，社会职务也很多。有幸的是，我能同隗师在学术、工作和活动丄多所接触，使我对隗师的为人和治学有更多心仪的机会。隗师曾长期担任省政协常委。从1983年以来，在政协我就同隗师一个小组。隗师担任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副主任，我又在隗师领导下参与文史委的工作。隗师尽管很忙，时间尤其宝贵，但只要有时间，隗师总要来参加小组讨论，并且必发议沦，而委员们最爱听隗师的诤言谠论。他善于团结交友，友直友谅，说话率直有风趣，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表现了参政议政的热忱和肝胆相照的本色，对剖析透彻，洞察力强，往往别人可意会而难于言传者，他都能风趣地给人以。记得1983年时，徐中舒先师（全国政协委员）、甄尚灵先生和隗师都分在我们这个小组。甄尚灵先生矜是受徐中舒先师委托教我们音韵学的导师。中舒先师既是我受业的导师，又是隗师的老师，几重师生关系同在一小组亦是一段巧遇。最能体现隗师为人耿介忠直风范的，是隗师在政协提出了保留四川大学”校名和“四川大学”校门的提案。母校川大在合校的时候，一度把有两千年历史渊源、自1927年以来就以”四川大学”命名的校名了，这无论从哪种角度讲都不妥当，尤其于几代学生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对川大的未来发展不利。对此，隗师敢于直抒自己的观点，多次痛陈丢掉校名的不利。他主张恢复校名，还在政协小组会上陈词，委员在提案上签名的也不少。这在当时下确实需要有力排众议的勇气。隗师提出的小平同志题写校名的校门的提案，这既体现了隗师对当代文物的敏锐性，又艺术地保留了在丟掉校名的那几年里可待恢复的。如果不是这个提案，恐怕当代一个极有意义的文物会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隗师原则、不畏物议的正直品格。
作为人，隗师爱国爱乡的忠诚和从事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执著，是最值得我们学习之处。80年代初期，隗师带头宣讲中国近代史。由于隗师高深的学养和幽默风趣的谈吐，吸引的听众越来越多，邀请宣讲的单位也越来越多。能把一部国耻史和奋斗史讲得如此生动有声有色的，确属少有。但其中隗师付出的辛劳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和讲课几百场，往往同一天连续好几场，讲得声音嘶哑，喉咙出血也不休息。这些全是义务性的，是没有报酬的。隗师不仅没有丝毫计较，而且热忱不坠于地，只要单位有请必到。开县遨请隗师回乡讲课，之众，人空其巷，是家乡多年没有的盛况。领导称誉隗师是“主义火种的人”，这是再恰当不过的评价。地火种，使人格受到熏染，使学术薪火相传，是隗师的又一特点。记得1984年成立成都市历史学会的时候，隗师不仅欣然同意我的请求，担任会长，而且学会搞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开局第一炮。他自己以身示范担任第一阱。一共进行了十几讲，一时成都学界俊彦徐溥、胡昭曦，刘琳、沈庆生等十余位同志都各献其学，掀起了热潮，社会反响相当大，获得了市委的好评。隗师却对人说这是我的“功劳”，我听到后很是。1998年春，四川省历史学会组织世纪之交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是由隗师和好些同仁共同商定筹备的，例应隗师主持。但隗师对人说这是我“发起”的，要我主持。这类不胜枚举。隗师做了很多这类启蒙育人、社会反响大的工作，但隗师从来不加以渲染，总是把成绩归于我们学生辈，这种虚怀若谷的也是我们所常常感念的。
隗师是我们四川史学界继徐中舒先师之后学术的领人和学会的领导者。隗师对四川省历史学会的组织工作和学术活动花广不少时间，费了很多心血。作为会长，对学会巨细问题，他都抽时间过问和解决。令人的是，隗师已届高龄，当学会出现经费和物质条件挫折的时候，隗师亲自出面寻找挂靠单位，三番五次地进行协调和工作。历史学会是我省历年的先进学会，有的团结的活跃的氛围和传统，大家说这是因为隗师和绍明先生这两面旗帜”有凝聚力的缘故。隗师不仅以其学术上的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以其峻直的人格和云水襟怀而成为学会团结历史学界同仁的中枢。隗师为人开朗乐观，从不难点。隗师淡泊名利，扶持和掖后学，甘为人梯的育人，常为人们称道。在学会工作上也有鲜明的体现。隗师曾多次请求从会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又主动辞去了中国史学会理事的职务，一再说要让年轻的学者，认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在同仁们的多方劝说下，隗师才同意与同样谦谨的著名学者李绍明先生一起担任会长。要是按照讲究等级的俗例，隗师本可做学会的名誉会长。但隗师对我们说，学会不是“官会”，是团结、组织学者队伍潜心于搞学术的一块净地，不能再让它受到追私逐利的俗例的污染。在双会长的言传身教我们学会兴起了互谅互让理事、淡泊名利务求实在的风气，在困难的条件下学术组织活动，得到省社科联领导的多次赞扬。学术界也我们学会是团结的、讲求学术质量的“传统学会”，这是我们学会值得骄做的一个传统。
在当前学术规范失衡,竞逐名利而少实学的浮躁之风蔓延的风气下，隗师和一些同辈学者甘当人梯，掖和扶持中青年学者，兼覆之厚，尤为学术界值得称道的闪光点和亮丽的风景线。隗师长期担任省社科联副、省社科评委和历史学科评审组的负责工作。历史学的评历来比较、客观和，这是同隗师以及其他学术造诣深、为人宽厚的评委们为学的风范的影响分不开的。在历次社科评活动中，隗师想得更多的是扶持中青年，几乎每一次隗师都要向省社科联多争取评的指标，而每次也总能增加几个名额，这与隗师的辛勤“游说”和巨大的声望是分不开的。他常是以身作则，利居众后，责在人先，主张老年学者礼让中青年，要多让中青年得。令人难忘的是，《近代重庆城市史》评—等时，隗师一再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执笔的多是年轻人，是要励他们。把励给予中青年，有利于他们个人学术的发展，也有利于我省跨世纪学术发展层次延续不断代。隗师一再说，老的要梯，要带年轻的一段程。在评出现矛盾和困难的时候，隗师不仅能原则，而且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独特见解，加上他的人格力量和，总能大家，而又能尊重每位同志的意见，取得共识，合欢而成。在申报国家和省的科研课题的时候，作为国家评委，他常常指导中青年如何申报，并且为他们。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隗师治学育人的是值得我们景从的。
隗师为人豁达廉谨，在们面前也是如此。他的大作每次都要送给我，并兑写上：“指教”的字样。实际上，我总是从他的著作中体味到做学问的方法，受益良多。有一次，我把我们策划的《世界历史通俗演义》十册送给他，没想到他在百忙中抽暇把它们读完了，并且向我谈了他的意见和看法，认为《苏俄演义》一本写得最好。他的细致和认真、诲人从不虚假的态度，是们很的。因为自觉不成熟，我很少把自己的论文送给隗师，但隗师在其他地方读到后，总要对我说，你哪一篇写得好，有见解，给以鼓励。记得他在审读成都市交办的成都城庆二千三百一十年课题项目的研究报告后，一再对我说该报告写得好，不仅解决城庆问题，在中国式城市诞生和形成的理沦上也有新的贡献，真可谓对们见善则誉。由这一小事也可见出隗师关心体贴人的风范。我负责一家出版社工作时，常求教于隗师。隗师给我们策划出点子，对我们学术上的成绩加以宣传和鼓励。隗师还想把他主持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交给我出版，作为对我们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后来因为特殊原因未能在我们社出版，但其中交融的情愫和情谊始终是令人的。一个人在挫折和浮沉时，最能见出真情和友谊。隗师勇于负责，爱护和过好些遇到挫折和浮沉的学者，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激励他们重新奋起，为祖国社会主义新学术的发展贡献力量。我自己在浮沉境遇里受到隗师的关心和爱护，这段师生情谊，我-直是很珍视的。
隗师生活简朴，家无长物，唯书做伴。娴静聪慧，二人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以驰鹜书林、翱翔学苑为乐事，患疾，隗师总是花时间长期照料。在家庭生活上，“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隗师治家为人的风范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隗师长期治近代史，在辛亥单命、保运动和中国城市史诸方面有独特的成就。在学术上，妙论精言很多。我体会最深的是隗师立足近代，学具通识，放眼中外，善于站在学术前沿的制高点，掌握当代学术的潮流。隗师早期的代表作《四川保运动史》体现了隗师治学的一贯特色和风格。四川保运动起了“引起中华先”的历史作用，是研究我同辛亥史不可缺少的重大课题，很早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但在隗师之前，一直缺乏保运动史的专著。隗师认为辛亥研究的深人，必然向地区研究发展。隗师适时地把握这一研究发展趋势，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酝酿写出了大小两种保运动史，这是第一部保运动的专史，填补了这方面的学术空白。这种掌握学术前沿动态的洞察力，是学术工作最基本的条件。后来,隗师从事城市史的研究，一直贯穿着这一。他在《重庆城市研究》一书序言里说：
中国城市史研究虽然代代有人，但却未形成一门的学科，其标志是没有形成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没有产生城市史研究的群体和学派，因而长期处于依附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状况。这种状况了城市史研究的发展。
其实，不仅中国的城市史还未形成的学科，就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科学而言，也是60年代以后才兴起热潮的新兴学科。至于城市科学中的城市史研究，更是其中的薄弱坏节。隗师以深邃的洞察力和学术胆识，从80年代起就带领学生致力于城市史的研究，勇于选择学术前沿的这一尖端课题，知难而进，创出了我同城市史的理论框架，取得了丰硕的成。隗师以重庆城市研究的个案为起点，构筑了中国城市史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这是城市科学界特别称道的。他为《近代重庆城市史》写的绪论，实际上超出了重庆城市个案的范围，而是站在中国城市史理沦体系的高度，对中国城市史指出了研究的方向和途径。“绪论”是全书的灵魂、也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的一个总纲，我多次研读，受益良多。隗师在“绪论”中就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意义、基本内容、基本线索，半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的关系，城市近代化和近代城市化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万字，但这是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而浓缩出来的。唯这种最能给学人以智慧的启迪和知识的开发。这也是我国学者传统的治学方法。记得范文澜先生在写作《中国通史》时，曾为隋唐佛教搜集两百万字的资料，而浓缩在《中国通史》一书里，只有短短的言简意赅的几万字。这就是大学者的本色。诸葛亮的《隆中对》不过四五百言，却深含着影响未来局势的发展战略。这在当前轻浮发水的泡沫学风弥漫之际，提倡这种传统学风具有重要的抵抗流俗的意义。隗师的这一“绪论”可说是继承传统学者学术规范，抗俗而不媚俗的一个代表作。
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基本线索，隗师特别分析近代城市化过程和城市近代化过程这两条主线互相推进和制约的各种主导因素，指出在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不能局限于探讨城市本身的发展，而必须从这两条主线和从城乡之间复杂递进的关系与特征这样更广阔的背景上来探讨城市的发展。这一论点，无疑具有开拓性的城市史方的意义，是近代城市研究值得注重的指导思想。而这一指导思想，如果没有广博的学识和掌握学术潮流的气魄是提不出来的。又如隗师多次对我阐述他的看法：“巴蜀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以城市文明为中心的发展史，巴蜀文化应该以城市为中心来展开研究的层面。”这对我不啻是大开思的高明指点。几千年的巴蜀文明史就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对立演进的历史，由此开辟出了有巴蜀特色的城市乡村化的进程，也就是马克思讲的城市作为古典的“田园国”诞生、定型和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些真知灼见，没有精深的研究是提不出来的。站在学术前沿，掌握学术潮流，得出独创性，这是隗师身体力行加以实践的重要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途径。
治学讲究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着眼于大处，用功于细微，以丰富的扎实的史料为基础，从历史问题的特殊性入手，从而概括出整个历史时代发展的脉络，以资料来发展理论思维，是隗师近代史治学的又一特点。在80年代初，我读到《四川保运动史》的时候，就深深地受到过影响。隗师对汗牛充栋的保运动史料烂熟于心，几乎每页书都有翔实的资料佐证。但隗师并不堆砌资枓，而是以行文的流畅和理论思维的逻辑表达为原则，和点出史料的最精要处，而把史料的每一条来源都详细注明，这是史学著作逻辑性强、富有文采、便于行文的一种重要方法。而留给读者的，是饶有兴趣的思索和点到为止的问题，从而引起这一问题研究者按图索骥、从事探索的趣味。隗师的著作很多，都有这样一个特点贯穿。他主张宏观的研究应建立在微观剖析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没有对这一问题的深刻了解、分析和研究，要准确地追寻它的运动轨迹，概括它的表现特征，判定它的好坏优劣，预示它的未来发展，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的著作能针对空泛议论、模糊勉强的时弊，另辟资枓与理论，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蹊径。他对史料善于剪裁，掌握史料极富，但从不整段整篇广征博引以自炫，因而行文十分简洁，学术大师陈寅恪说过：法国学者写文章的风格，够用就不多举了，不多啰唆。他最厌烦繁复冗长、堆砌史料的文章。隗师继承了史学前辈这一传统，为我们后学者作出了示范。
具有开拓性的原创思维，是隗师治学的又一特点。原创性思维体现在学术的见解和行文里，能发前人之所未覆。他在《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一书的序里说：“当前，一个研究文化的热潮在学术界正方兴未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文化研究工作，是复兴伟大的中国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隗师在这里从复兴民族文明的高度指出文化研究工作的意义，足以振聋发聩，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理论思维，是原创性思维，创造性学术见解的生动体现。在魄师自己的著作里，这种创造性见解和原创性思维随处可见。这里仅举一个我接触到的小例子，我曾请隗师参加成都府南河整治与城市现代化研究专家会议，隗师在两三天的短时间内，即写出了论文。他提出府南河整治就是成都，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精华，又蕴含了不同层次内容的现代化。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学者中很少有人这样全面地提到，而隗师却能很快抓住问题的精髓，指出其实质。这种原创性思维特征，没有平时学养的积累和关注前沿的胆识，是无法形成的，我觉得，在当前学术界好些人热衷于利用别人的原创性做剪裁工夫的时候，这种原创性思维特别可贵。应该有更多的人从事原创性思维的奠基工作，这是当代学术能够发展的基础和必要的前提。如果任其缺乏原创性思维的惰性蔓延，确实可悲的学术悲剧性灾难还在后头。
以上仅就隗师的为人和治学的特点，就我个人的水平谈一些看法。其中，纰漏丛脞之处，有待识者。总之，崇高的为人和精深的治学相结合，才是一个完全的学人，这是可以达成共识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 ∙ 勉学篇》里说：“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力行，秋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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