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并未得到后世较高的评价，甚至还留下了为政无道的的。实际上，司马迁在著述《史记始皇本纪》时，其文笔风格也体现出对始的态度。
本文节选自《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第一章第四节“始的功业”，文章有删节。
始并未得到后世较高的评价，甚至还留下了为政无道的的。实际上，司马迁在著述《史记始皇本纪》时，其文笔风格也体现出对始的态度。例如，他通过尉缭之口描绘秦王政称帝之前的面貌时，就将其写为高鼻长目，胸突如鹘，声厉如豺，恩寡情薄，心若虎狼。那么，为何汉代以后的历史学者对始的评价如此之低呢？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汉朝在赢得秦朝天下后，为了使汉朝正当化，必然需要宣传和夸大前朝的。汉初贾谊在其著作《新书过秦论》里就曾论述了秦的种种，司马迁《史记》也采用了这一观点。因此，我们在考察记载着始基本资料的《史记始皇本纪》时，必须注意到司马迁对他的否定评价与其身为汉朝史学家的立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二，始弹压的政策使其成为后眼中的大敌。上一节曾谈到，始的立场立足于法家思想，采取了废学说并儒者的政策。因此，当思想被定为国教、成为国家正统思想时，曾经的他必然成为的对象。
然而，仅从以上两个立场出发，则无法完全正确理解始的历史功业，还必须从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登上皇位的最高君主的立场以及从他实施的各种政策来解读他的一生。
（编者注：除了封建制的废除与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货币与文字外，巡幸地方与泰山封禅之外，始以下的活动则是他主要的来源。）
在实施郡县制的同时，秦朝还民间收藏兵器，将天下兵器都收缴至咸阳，并熔铸成钟、十二金人。钟为乐器，而十二金人是青铜铸造的人像，据说每座铜像都至少重千石（12万斤、约30吨）。
秦朝收缴民间兵器，目的是让郡县制之下的人民武装能力。据说隋文帝统一南北朝之后也采用了这个政策。另外，日本历史上的丰臣秀吉颁布狩刀令，其目的也如出一辙。但是，历史上只有始将收缴来的兵器熔解铸造成了钟和金人。这也表明，当时秦收缴来的兵器，不是铁制兵器，而是青铜兵器。
上文曾提及，中国从春秋末期就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铁制农具得到普及，由此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但是，始统一时期，兵器却仍以青铜制造。这是由于中国的铁器时代始于铸铁，但锻铁技术比较落后。制出的铁硬度高、质地脆，不适于用作兵器。因此，直到秦朝，人们还仍旧使用青铜兵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秦朝不存在铁制兵器，只不过数量极少罢了。汉代以后，社会才全面完成由青铜兵器到铁制兵器的过渡。甚至到了3世纪，魏国曹操的军队还在使用青铜制造的箭镞。
琅琊台刻石文中有这样一段描绘始领域的刻文：“六合之内，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今陕西省太原市）。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然而，尽管刻石文如此始的丰功伟业，但实际上，北方的匈奴始终是秦国束手无策的大敌。
匈奴原本是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通过各部落的不断统一，逐渐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匈奴人精于骑射，以骁勇称霸于北方。因而匈奴便成为秦国平定战国六雄后继续向北方扩张时的心头大患。公元前215年，始派将军蒙恬率30万大军北伐匈奴。
据《史记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5年，原为燕国人的卢生进献给始一本名为《录书图》的预言书，书中写道“亡秦者乃胡”，正是这一预言才引导秦国打败了匈奴。然而这一历史是否属实，还有待考证。也有可能是司马迁考虑到不久后秦国在秦二世胡亥的下的事实而虚构出的历史故事。实际上，秦国北伐匈奴的真正原因在于，建国后逐渐强大的匈奴国与秦国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在这一年。
蒙恬率军北伐，将秦国扩展到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继而又沿黄河建筑要塞，设34县，让大量汉族人移民戍边。秦朝还修建了西起临洮（今岷县）东达辽东（今辽阳市），长达一万余里的城墙，也就是万里长城。
不过，这个长城与现今的长城不同。我们所常见的长城修筑于明代，其与始时期的也不相同。此外，人们常常会长城由始首次修造。事实上，早在战国时代，各个国家就已经开始修建与邻国之间的城墙了。进入秦朝后，始将其中位于北方的秦、赵、燕三国的城墙连接起来，才构成了守护北方的巨大屏障。
可以说，万里长城是在始巨大之下建造而成的历史。但是，正由于这一，连年有数十万人力被投入修筑长城的工程之中，秦国国力受到极大的消耗。另外，长城的修筑也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皇恩浩大无所不及的，实际上了皇恩皇威照泽的地理范围。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上，长城成了区别中国与北方民族的一条漫长的边界线。
始时期大兴土木工程，其中与长城相提并论的还有阿房宫与骊山陵。阿房宫于公元前212年开始修建，位于秦朝建于渭水南岸的新都城的中心。当时并没有正式名称，阿房为当地地名。据说，阿房宫的前殿（正殿）东西长3里（约1500米），南北宽500步（约690米）。（《三辅旧事》记载的这一正殿面积，同现存的夯土台基的面积相差不大。）殿上可坐1万人，殿下可竖立5丈（11.5米）高的旗。
阿房宫四周还建有阁道（两层结构的长廊），其中一条向南延伸至南山山顶，为正门，一条向北延伸横跨渭水，连接咸阳宫。当时人们根据所认知的构造学，将阿房宫拟为天极，渭水比作天汉（银河），咸阳宫视为营室（十二星宿名称，位于天马座），通过阿房宫的布局再现了阁道由天极出发、横跨天汉、到达营室的星象。正如上节所述，的居所对应天帝居住的，因此其构造与形同。
另外，骊山陵是始在继承秦国时起就在咸阳东部渭水南部的骊山为自己预先营造的陵墓。他在统一六国后，再次扩大了陵墓的规模。地宫墓室建造于地下极深处，据说为此凿穿了三层地下水，同时建造了防水的椁室。楼阁景观，建于椁室之中，内设百官座次，当时始还准备以无数奇珍异宝填满宫室。
为防止盗墓者的侵入，地宫内设置了机关暗弩。地宫内屋顶的装饰物，灿烂如日月星辰，地上则以水银再现黄河、长江等百川大海的地貌，并利用机械使水银始终保持流动的状态。也就是说，地宫的构造融会了天文地理的，再现了的景观。此外，地宫中还燃着工匠们精心设计的用人鱼膏制成的长，据说能让地宫永远明如白昼。骊山陵巨大的陵冢，则建造在这座地宫之上。
为建造阿房宫与骊山陵，秦朝了70余万囚徒作为劳力，其中还有一部分囚徒负责从渭水北方的北山运送石材，从遥远的蜀、楚（今四川省、湖北省）等地运送木材。然而秦朝时，壮美的阿房宫却销殒在了项羽大军点燃的大火之中，骊山陵也盗墓之祸。如今，阿房宫只留下巨大的夯土台基作为它的遗影。而在骊山陵，现存的边长500米的方形体、高约75米的巨大陵冢，也只是依稀保留了当时陵冢的一部分面貌。
因精通法家思想而备受始重用的，出任廷尉后不久又晋升为丞相。公元前213年，他进谏始：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天下藏书中，只有医药、占卜以及农业技术等类别的书籍才能幸免于难。始采用了的这一，颁布了著名的焚书令。
之所以提出这种强硬政策，是因为与博士淳于越在观点上的对立。同年，博士淳于越在朝廷向始盛赞殷周的封建制度，提出不学古国运不长的观点。淳于越代表的思想观点，他的这一进言必然令按捺不住。因为秦朝如恢复封建制，秦朝的国家结构则将发生极大的转变，也将在朝廷中失去用武之地。于是，反驳淳于越：当朝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非议，黔首（人民）；在至高无上的国家中，妄加议论国家颁布的，又在君主前夸耀，甚至以之为荣誉，那么皇威何在呢？这就是弹压儒者的论据，提出焚书的理由。
焚书令颁布后第二年，又发生了儒生的事件，弹压儒学的政策进一步升级。首都咸阳所有儒生全部受到御史审查，其中被认为了秦朝的460余名儒生被统统。而这就是后人所熟知的坑儒事件。坑，乃穴埋之意。当时反对并向始劝谏的长子扶苏，也被始以监督将军蒙恬军队的名义到了北方前线。
的政策是以秦朝体制为目的颁布与实施的。由于秦国统一天下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已近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脱离战争痛苦的最初喜悦之中逐渐体会到了郡县制的性。而指出郡县制的种种性的正是儒者。
儒学思想中，理想的君主观称为“”。而具有新特征的秦朝“”观念，则不在儒学思想的范畴之内。这导致儒学与秦朝体制难以融合。于是，当天下出现评判始的风气时，儒学者欲采用的传统理论来解决问题，便无法逃脱被无情弹压的命运。
儒学者如果要对“”观念，获得秦朝的认可，则必须改变儒学本身，使儒学的内容思想靠近以“”观念为准则的者的思想。而这一转变，直到下一个朝代西汉后期才得以完成，这一过程被称为儒学的国。
上文曾阐述到“”意为“煌煌天帝”，作为一种的存在，超越于之外。始也期待自己能如天帝一般不死。公元前219年，始东巡，遇到一齐人方士，名为徐（一说为徐福）。徐称东海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岛上有与不老不死之药，并自荐要为始赴岛求仙寻药。于是，始便集童男童女数千人，同时资以重金，派其东渡求药。尽管徐一行东渡数年未果，但始寻仙求药的愿望愈加强烈。公元前212年，方士卢生向始进言：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陵云气，与天地久长。始听后便决定自此不称朕，而称真人，并近侍不得泄露自己的所在与行踪，否则以处之。始的这种渴望得到长生不死药、共存于天地、于的渐渐极端。
按照通常的理解，始对不死仙药的追求，体现了人类的普遍。尽管他成为大一统国家的支配者，获得了不敢想象的地位，却也无法逃脱死亡的宿命。因此，求得仙药，便成了他作为人的最后的。但是，始寻求仙药，并不是从作为一个人的立场出发，而是在“”的立场上去避免作为“”难以容许的死亡的命运。然而尽管醉心于求仙寻药，始第五次巡幸时，死亡仍旧无可避免地。徐氏一行无功而回，以真人之说进谏始的卢生也因恐惧方术无效而逃之夭夭。不死仙药，终究成为一场黄粱美梦。
《史记始皇本纪》中还有其他许多关于始事迹的记述，但是这些记述多受汉代始风气的影响。例如，关于始自己每日批一石（120斤，约60公斤）重的奏折、批完前不休息这样一个勤于政事的逸话，也在司马迁笔下的方士卢生口中，变成了始的。同时需要留意的是，所谓奏折重120斤，应当从当时文字是书写在竹简上的情况来考虑。
此外，《史记》中还有关于秦为水德的记述。秦朝统一天下后，按克的思想，考虑到秦替代周，而周为火德，水克火，所以秦决定为水德。而与水德相对应的颜色为黑色，数字为六，方位为北。因为从学来说，北方属阴。于是，秦朝将代表入冬（阴）的十月定作一年的开始。服饰旌旗以黑色为尊，又以六为圣数，符传长度、法冠高度各为六寸，车辐宽六尺，一步长为六尺，车乘的马匹也为六匹，并将人民称为黔首（意为黑色的头），又将属阴的黄河改名为德水。
不过，根据栗原朋信的研究（《秦汉史研究》，1960），《史记》中秦为水德由始决定的这一记载并不属实，秦为水德是汉代以后才有的说法。根据栗原的考察可以得知，秦朝以前，就已经存在将十月定为岁首、称人民为黔首的先例了。而且，秦朝也并未将六定为圣数，甚至在汉代初期也还未出现秦为水德的说法。后世之所以将秦德解释为水德，是因为水德在学中属阴，刑要在阴时实行，那么在后的眼中，以法家思想作为国家基本政策、实行严苛的刑法制度的秦国，其德就必然为水德了。因此，包含意味的秦为水德说，就自然产生了。司马迁也受这种时代影响，在《史记》中留下了秦为水德的说法。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 [日]西定生 著 顾姗姗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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