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因藩镇割据而，但又因藩镇的并峙均衡而维系中央，延续了比唐前期的完全统一时期更长的时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独特的现象。安史之乱作为这段历史的转折点，其重要性被一再强调，但对事件本身的过程仍缺少充分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李碧妍的新著《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即围绕安史之乱及其衍生的地方问题，讨论唐朝后期的中央如何应对这一危机，重新树立起朝廷的。
仇鹿鸣: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比如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所谓封建社会前期向封建社会后期转变的一个关节点。而在最近几年对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的研究中，安史之乱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或许有人已经留意到，广西师大翻译出版的日本讲谈社中国通史《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这卷中，杉山正明就把这一系列历史变化追溯到安史之乱，把它和辽金等从中国东北发源的对传统中原王朝模式的挑战放在同一个脉络之下。去年在复旦的会上邓小南老师也提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她说最近美国汉学家有一种看法认为从安禄山到朱元璋(姓名开头的字母正好是A和Z)构成一个历史的循环。这些观点都很有意思，它们都认为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无疑在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的、经济、军事等各项制度都发生了改变，从唐宋变革论的视角来看，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唐朝从前期的包容，慢慢到后来强调夷夏之辨，慢慢趋向于保守，这是安史之乱后的一个。
李碧妍在《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中有一处引述了我在一次闲谈中提到的看法，就是在目前的学术脉络中，关于安史之乱本身的过程缺少充分的研究。当然这也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记得在近十年前，陈尚君老师就在一次闲聊中问过我，说唐代历史在很多方面已研究得非常细致了，在安史之乱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比较好的博士论文把这个事件楚?当时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回应，只能举出了1955年蒲立本(E.G.Pulleyblank)的《安禄山叛乱的历史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译版即将由书局出版】，当然我清楚这本书虽然经典，但限于篇幅和议题并不足以回答这一问题，其他还有不少相关的研究，但似乎都不涉及安史之乱这一事件的主干。
在这样的研究脉络之下，可能出现一种遮蔽:我们都认为这个事件很重要，对这个事件的性质有各种各样的判断，但都没有详细探讨过这一事件的经过是怎样的?到底为什么重要?缺少细节的论述。当然这也可能是受到早期历史研究中以论带史倾向的影响，我们更重视回答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的问题，要对它的性质做一个判断。但坦率地说，我们对一些历史事件性质的判断，往往是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因为我们已经知晓了这个事情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认为它非常重要，它改变了历史。
但是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呢?比如我们一般认为，唐朝的直接原因是受到黄巢起义的冲击，但是黄巢起义在开始的时候规模并不大，在此之前唐王朝内部也没有风雨飘摇的感觉，所以我们对历史性质的判断，往往是带有主观立场的后见之明。
李碧妍的著作就充分展现了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中，唐王朝面对安史叛乱危机及其衍生出来藩镇问题时的应战。一个王朝是不是强大，不能只看它强盛的时候，还应该看它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时能不能很好地应对。在这个意义上，唐王朝常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在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之后，又重新恢复生机的王朝。唐朝建立于公元618年，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今年正好是安史之乱爆发1260年整)，唐朝直至公元907年，实际上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历史还要更长一些。这样来看安史之乱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事件。
到这里，我用四章内容把各个地区的危机与重构问题都作了梳理，但对一篇博士论文来说，还必须对主题做个明确的交代，于是我就在代结语中把危机与重构作了总结--安史之乱究竟带来了哪些危机?重构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展开的?
最大的危机当然是安禄山叛乱本身。它反映的问题就是杜佑所说的，在唐代边境线上有两个大的军团存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中晚唐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没有成就，它的成就常大的，它借助安史之乱这个契机，包括之后一连串的战争和策略，把两个大军团的力量不断打散，到了唐宪《元和郡县图》的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藩镇能有力量与朝廷叫板了，这样一个帝国在我看来当然是成功的。面对这样巨大的挑战，在化解的时候如此成功。
当然除了空间结构的重构外，唐帝国化解危机时的洗牌做得也非常干净，那些实力强大、跋扈的旧藩镇最后都被除掉了。不过史研究有一条定律，那就是是不会出现真空的，当这些老牌的退出的时候，必然会有新的力量来填充它。河南有非常强势的地方军人，包括后来五代的那些创业者基本都是地方军人出身。关中虽然资料有限，但隐约可以看到京师神策军的身份主要变成了长安的富家子弟。藩镇因为情况各不一样不太明显，但魏博很显然也是地方军人非常强大。另外就是我很喜欢讲的江南，因为这里代表了未来宋代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土豪，他们往往是一些大土地所有者或商人，但也有一定的武力基础，比单纯的职业军人对未来发展的有更重要的意义，这个群体也登场了。这些就导致了除藩镇空间以外的另一种重构，也就是社会阶层的重构。
而在我看来，社会阶层的重构应该是唐宋转型中最至关重要的一点。唐宋转型是从2005、2006年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比较热的话题，我很庆幸自己是在这股热潮掀起之前开始读日本学者关于唐宋转型的书籍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的日本学者会在战后把他们的关注点都放在这个大问题上呢?你去看日本学者不管从哪个层面谈唐宋转型，都会谈到身份的问题，而涉及身份最重要的法制、经济研究又一直是日本学者的强项，包括和我的研究最相关的军制研究也是如此，都集中于一个问题，就是身份变化，他们不断讨论国家的人身控制等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在战后面临着自己身份的一个认同、落差、重新认识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
后来我在和一个老师聊天时谈到，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时代变了、转型了?你可能会觉得工资、收入、生活水平变了，这当然是有变化了，但可能我觉得比如对在座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曾经大学生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群体，走在上是可以抬头挺胸、80年代或90年代初哪家出了一个大学生是很光荣的，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家很多时候会感到迷茫，感到大学生满街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之类更是不好找。而在我看来，这就是社会转型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说你身份变化产生了落差。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社会重构的问题，你会感慨时代变了。
当然我在文章里面还谈到另外一个重构，也就是我发现唐帝国在对各个区域的认识方面，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它现在会把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把重心放在江淮，第二个放在关中或者河南，它对每一个区域会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出现。唐朝关心江淮是因为江淮成为经济命脉，关心关中是因为首都在这里，是文化中心，关心河南是因为关系运的特殊地理，而对它来说就意义不大。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唐代人对于它的地区重要性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和排序了，而这又可以和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对上话了。仇老师以前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讲唐代的关中与山东关系的。为什么前期可以这样写?包括汉代你也可以写关中和关东，这个情况是因为前期这两个地区都比较，唐代通过关中一地可以满足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求，对外部的控制相对来说就弱，关东也很，两者就会出现对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现在逐渐变得会以明确的地区分工的形式，各个地区扮演不同角色的面貌出现了，这时唐帝国就不能只靠关中一个区域来维持了。如果它能维持的话，为什么武则天要不断到洛阳去就食呢?因为经济方面关中已经维持不了了。再回过来看安禄山，他当然会坐大，因为军事压力在北边，当然要发展地区的军事力量，不是一定要给安禄山多大的，而是不给这些就不能让他们有效抵抗异族的入侵，而且必须实行集中，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是一个时代所面临的大问题。再往大的层面说，这意味着中国的地域结构发生变化了，中央不能仅仅是依靠一个本位的地方来维持了，必须要不同区域扮演各自不同的角色、彼此密切配合才能维持了，其实我们今天的中国也同样是这个趋势的产物。但是这个转型确实就是发生在藩镇时代的，虽然有一点的意味，在一个割据的时代，实际上地域之间的融合却越来越紧密了。而到了宋代，宋人比唐人更觉得边地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那时人的想法都已经很现实了，所以会有太祖玉斧划界一说，而且是美谈。这就是另外一个重构的过程。
过去我们对盛唐谈的太多，一提到唐朝那就是盛唐，总让人想到繁荣昌盛的景象，现在很多宣传中国文化的文艺演出也总有大唐盛世的篇章。所以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能让大家看到中晚唐的魅力，避免产生那种忽视中晚唐的心态，其实一个看似藩镇割据的中晚唐给后世提供的借鉴意义是很大的，表面的不了它的和时代价值。中唐在危机下的一个转变，其实是更家的智慧的，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着研究者的研究能力，所以我能够碰到这样一个题目，确实可以说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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