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为松
我看了一晚上微信，也没记住今年诺得主是叫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是亚历塞维奇。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人得了，就想去看看，有的人得了，一时还提不起阅读的兴趣，哪怕都说好看。譬如，最近火热的《琅琊榜》，据说陈子善先生出来吃饭，先楚，包房里必须有电视，一到七点半，他准时转过身去，不管你们说什么，雷打不动看《琅琊榜》，看到广告，赶紧转身来吃饭，听到音乐起，又调转椅背，直到两集播完。我起先看到报道，说《琅琊榜》超越朝代，人物、身份、、服饰、建筑都不受一朝一代的，当时就想，只怕是以后写小说，也没人肯像沈从文那样花死功夫，去钻研历代服饰的细节了。超越朝代，就不会有人骂你历史真实。
历史的细节往往在掌故里有生动的描述，子善先生在《春申旧闻》（陈定山著，海豚出版社2015年7月版）序里就说，“掌故不能等同于信史，但掌故的确有其不可替代的迷人之处，不但因为掌故注重描述，富于文采，而且有可能对正史作出必要的补充或修正，尽管大都凭记忆和传闻所写的掌故本身也需要文字或档案记载的核校。”
当然，历史的叙述有更宏大的理论支撑，基辛格博士的《论中国》或者《世界秩序》，也都可以看作是历史叙述，关于历史，在他的新书《重建的世界》（基辛格著，冯洁音等译，上海出版社2015年10月版）里有这样的表达，“在外交事务研究中，如果没有意识到历史背景，就不可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社会存在于时间中，多余存在于空间中。（国家）通过共同的历史意识实现了身份认同，这是国家都具有的唯一的经验，是它们唯一能从中获得教训的可能性。历史是国家的记忆。”
接着，他又说，一个人可能被热炉灶灼伤，但是，当他再次面对不同大小的金属物体时，他首先必须判断，那是否的确是个热炉灶。同样，一个国家和民族会意识到形势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如果不能识别形势，那么它的民族的知识就派不上用处。所以说，“国家往往是健忘的，很少见到国家从过去吸取教训，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则更为罕见”，因为，“每一代人都只有一次提取知识的机会，只能尝试一种解释、一次实验，因为他们是自己一代人的实验对象。这是历史的挑战与悲剧。”
这本书其实是基辛格的博士论文，还有一个副标题——“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全书讨论的是十九世纪早期欧洲的宫廷外交。这也是基辛格学以致用的人生开始。说到论文，传说哈佛至今还有一个“基辛格规则”，即大学生本科毕业论文的篇幅，不得超出基辛格本科论文的三分之一。因为基辛格当时写了377页，当然，导师看了前一百页，就给了他“最优”。
基辛格的兴趣自然不是研究某个历史人物，他也许在选文题目时，就预示了自己从国际事务研究者到国际政策制定者的转型，所以他对梅特涅创建并维持了一百年的维也纳均势体系更有兴趣，他说，这一时期的问题同我们当代的问题很类似。我们也可以说，阿列克谢耶维奇关于切尔诺贝利或者战争的采访与表达，都是历史的一种记录。即便我们未必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历史只有在回顾时才有意义，而且永远不会有最后。(编辑 李二民)
作者：王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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