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野花梨在新世纪即将进入第三个10年之际，中日两国都进入到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新中国迎来成立70周年的华诞，加快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冲刺步伐。日本则给“平成”时代拉下帷幕，了“令和”新时代。中日两国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堪称最深刻、最复杂的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位和调整相互关系？如何把握中日关系由紧张趋向缓和的这一难得的“窗口期”？如何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夯实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这既是时代潮流的，也是所向的选择。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日两国共同面对的是一个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人们常用百年未有大变局来形容当今时代。有三大变化却是有目共睹的。
第一大变化是世界实力对比发生世纪大逆转。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出现了堪称“世纪大逆转”的变化。一是“南北逆转”。国际上通常将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发达国家称为“北方”。如今出现的“南升北降”局面确实是百年来所罕见的。二是“东西逆转”。同一个IMF的统计表明，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P总额为23万亿美元，超过了西欧地区的18万亿美元、美国的17万亿美元。这标志着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由欧美转到亚洲。“东升西降”的逆转也是百年来第一次，出现这两大逆转的根本原因是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
第二大变化是战后国际秩序遭到性挑战。二战结束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国际经贸秩序，如IMF、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曾长期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日两国都是现行国际经贸秩序的受益者。但是，近二十年来，由于跨国企业特别是金融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逐渐向外转移，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等弊端。恰恰是在最先推进全球化的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的逆流。
第三大变化是大国间的战略博弈空前。2017年初，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为自身的霸权地位，在外交、军事领域发动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出一系列强化大国竞争、加剧战略博弈的信号，导致大国间的军事角力白热化。这也导致国际社会对爆发核冲突的担忧达到冷战结束近30年来的最高程度。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日关系发展需要有新的思维模式。中日邦交正常化开辟了两国关系的新。47年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和合作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日两国在受到国际制约的同时，对国际社会的辐射力、影响力也逐年扩大。国际形势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越来越将中日两国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为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中日两国需要转变思维模式，超越狭隘的双边框架，更多地考虑如何深化合作，朝构筑“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具体来说，中日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有以下三大。一是要世界视野。近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融入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高度契合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而诸如恐怖活动、海盗袭击、毒品走私、污染、大规模传染病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也绝非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能应对和解决的。可以说，世界进入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代。进行贸易战的当事国双方固然没有赢家，即便是第三者也未能幸免。中日两国在地区稳定、促使世界经济繁荣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责任，双赢、多赢、共赢应该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二是要同舟共济。2017年1月，习在联合国总部发表的中提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共同治理，发展应该由共同分享。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安倍晋三在2018年9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时表示：“日本国民热切希望自己的国家领导人能成为贸易的旗手屹立于世界，因为日本本身就是战后经济体制下的受惠国，深受贸易之利、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增长。”
三是要东亚智慧。东亚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东亚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深的内涵，它和其他地区的文明一起构成了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中日两国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侧面，为东亚文明的形成、发展，包括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08年中日第四个文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
东亚文明则是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崇尚自然的和谐，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人与社会的和谐。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出: “礼之用，和为贵。” “和为贵”堪称东亚文明的精髓。日本新的年号“令和”中包含一个“和”字。“和”在中日两国有同样的解释，即“和谐” “和平” “和睦” “和为贵” “和而不同”，等等。随着世界的中心转移到亚洲来，中日两国必须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应考虑东亚智慧，将“和为贵”所代表的东亚智慧作为化解当代世界各种矛盾、分歧和对立的“钥匙”之一。中日两国在这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18年，中日两国在时隔10年后再次实现领导人年内互访，双边关系出现了难得的企稳向好的势头。但是，导致两国间对立的结构性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双方战略互信尚未恢复，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对中日关系企稳向好形成了一定牵制。主要有三项:一是安倍执政团队内部的牵制力量。安倍复出后推行遏华线，一度造成中日关系严重倒退。目前，他虽有意改善对华关系，但执政团队内部未必已形成共识，政策调整的滞后及习惯性思维的作用，会导致对华外交的摇摆甚至局部后退。二是日本国内嫌华的掣肘作用。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日本这样，对中国持否定态度的占的绝大多数比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对40个国家进行的调研表明，日本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为9％，低得离谱。 三是特朗普遏华攻势的溢出效应。日本虽在应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主义压力上与中国有共同利益，但毕竟是美国的盟国，日美安保条约是其外交基轴。安倍想改变对美“一边倒”线，实行“两面下注”，阻力甚大。
第一，中日关系的基础。2018年，中日两国在时隔10后再次实现年内的首脑互访。2019年，习出席在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安倍首相也将出席在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两国将按照四个文件和一系列原则共识，尽快让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两国履行四个文件和一系列原则共识，双边关系就能稳定和前进，反之则会出现倒退。
第二，深化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发展经贸领域的交往一向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两国宜加强在节能环保、金融保险、医疗介护等领域的互动，扩大双方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高度契合。要过细落实两国在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官民论坛上缔结的一系列协定，在“一带一”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和产能领域的合作中，共绘宏图，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实现“三赢”或“多赢”。
第三，弥补安保领域的合作短板。中日两国在安保领域分歧突出，信任缺失，是两国对对方国家亲近感低位徘徊的主要原因。弥补安保领域的合作短板，首先要恰当地管控分歧，防止偶发冲突。两国已启动海空联络机制。其次是加强沟通，避免战略误判。要尽快将防务部门的对话提升到副部长级别，并适时重启舰队互访和防长互访。再有就是推动两国在打击海盗、跨国抗灾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合作，遵循由低到高、有序推进的方针，扩大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交汇点。
第四，促进民间层面的双向交流。“国之交，在民相亲。”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鉴于两国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都比较低，宜大力推动两国传媒界的交流合作，力求客观、准确地传递对方国家的有关信息。目前，两国国民访问对方国家的数量出现明显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相互理解和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要落实两国有关5年内组织3万名青少年访问对方国家的安排。重视地方自治体特别是“友好城市”间各种人文交流，努力促进民间交流队伍的“新陈代谢”“世代更替”，充分发挥社交在导向上的积极作用。
第五，加强知识精英的战略沟通。中国40年来，两国的知识精英曾经进行过十分有效的信息交流、思想碰撞和战略沟通。初期，中日间有一个为中国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的高层交流机制，这就是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日本前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共同发起，于1981年成立的“中日经济知识”。上海在以来也得到了日本精英从宏观经济规划到微观企业管理的智力支撑。
目前，中日两国经济、社会都进入了重要的转型阶段，同时也面临着地区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共同挑战。鉴于双方都存在着对对方国家战略的疑虑和双边关系重新定位的困惑，两国的知识精英界需要进行直接、坦率的对话和交流，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加强沟通，客观、地评价对方国家的发展趋势，消除各自对对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安感、不信感。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想/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