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拉屎在裤子里
今年60岁的马库·库马拉教授是大气物理学及陆地生态系统气象学家，他的头衔包括：科学和人文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全球地学领域总引用量第一人、大学教授、大气科学中心主任、气溶胶领域最高“Fuchs纪念”和欧洲地球物理联合会Wilhelm Bjerkenes勋章获得者。
库马拉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大气气溶胶成核和增长机理、气溶胶-大气簇团动力学和生物圈-气溶胶-云-气候相互作用等。库马拉教授基于相关工作先后发表1351篇SCI论文（包括17篇《自然》论文和16篇《科学》论文)，总引用超过55000次。近5年来，库马拉教授一直是地学领域全球引用最高的科学家，高影响指数（H-index）为104。
库马拉教授本人也一直关注中国面临的大气污染问题，他曾在《自然》刊文为中国治理雾霾问题建言献策，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国家和城市层面的双边合作，积极从欧洲寻求资金和技术，帮助中国重点城市治理大气污染。譬如，他帮助中国发展地球系统区域过程观测平台，并在领导PEEX（泛亚欧实验）计划过程中邀请中国作为主要发起国，增强了中国在气候变化与领域的国际化程度。库马拉主导发展的多台仪器在中国得到较好应用，对灰霾形成机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中国大气科技的发展。
实际上，库马拉教授的团队已与中国学者进行了近十年的实质性合作，他积极推动和开展与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括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化工大学、大学等）的合作和人才培养。在这中间，南京大学与大学的合作早在2009年就已展开，并于2015年起建立了大气与地球系统科合国际研究实验室。
2018年7月，库马拉教授和中国学者的合作再一次受到了学界瞩目。这是因为，他领衔的大学团队和复旦大学团队合作，在《科学》发表了题为《中国典型超大城市的硫酸-二甲胺大气新粒子形成事件》（“Atmospheric New Particle Formation from Sulfuric Acid and Amines in a Chinese Megacity”）的论文。此项研究首次发现并了我国典型城市大气中的硫酸-二甲胺-水三元成核现象，了上海“大气新粒子”形成的化学机制，也为我国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科学。复旦大学科学与工程系姚磊博士、大学博士生Olga Garmash为共同第一作者。
当然，我为我们关于中国的第一篇《科学》论文的发表感到由衷的开心。在《自然》评论上，我已发表过两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但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科学》或《自然》级别期刊发表论文。我上次去上海时，我们举行了庆祝晚宴。当然，现在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友好了。现在我们正在计划关于中国的下一篇论文，希望能在《科学》或《自然》级别的期刊发表。
库马拉：雾霾在地方和国家层面都很重要。关于来自中国的空气污染物如何影响了全球气候，已有很多讨论，但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我们在中国的合作者认为不足，我支持这个认定，但同时对未来的研究持态度。这会一直是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如此，在全球范围内制定这一问题并不会使科学受益。中国无论如何都会清除雾霾并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行动。这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国所做的事情。
库马拉：我是在1980年代后期决定与Pepe Hari教授一起在建立地球系统过程集成观测试验（Station for Measuring Earth suce Atmosphere Relations，缩写为SMEAR）的。当时的大部分研究都是短暂的运动，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我注意到这种科学方法存在重大缺陷。 要了解放射性沉积如何影响我们的需要长期的、一以贯之的研究。这促使我们在建立了3个连续运行的SMEAR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个决定可能是最重要的。它已成为我能够产出的所有东西的基础，我也衷心希望其他人能够看到它对我和我的团队有多么有益。我希望我的例子能够鼓励其他人，也包括中国，将人力和财力投入到这一中（指长期观测）。
澎湃新闻：有介绍说地球系统过程集成观测试验SMEAR是全球的测量参数最齐、持续时间最长的“旗舰站”。为什么要建设这样的试验？
库马拉：建立SMEAR站是为了了解森林中大气变化的短期和长期过程。SMEAR的概念已经能够为的自然资源决策提供信息和知识，也为全球规模上的间行动所用。我想回答IPCC（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提出的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并能够解答那些需要连续测量的问题，例如温室效应。如果我们想要看到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活跃的所有过程，就需要持续测量和监测，这个是我很早就明确的。
库马拉：有很多原因使得他们会这样形容，但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决定支持的科学和的数据（Open science and open data）。 我们的数据可供所有人免费使用，这使得过去20年来非常成功的协作研究成为可能。我从未因这项数据的决策失去任何东西，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我现在这1000多篇发表中看到这一点。
库马拉：我们都是的个体，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适合我们的团队，而有些人不适合，不过适合我们的人比那些不适合的多。当然，我们团队的节奏是很快的。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只是分析了我们收集到的所有数据的浅层而已，有很多潜力尚未被挖掘。这种复杂的情况和快速变化的研究，会让一些学生感觉不够好，因为其他学生的进展会快得多。此外，我们需要对社会的需求作出反应，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提供结果。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有压力，但另一方面，这也给了我们很多回报。
库马拉：我支持我的所有学生。那些可以提供新见解的人是最受欢迎的，最容易被留下来的。我需要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个研究领域，我从学生那里得到这些新鲜的思。公平是困难的，因为这背后其实是个人意见。如果学生需要，我都会尽可能的支持并提供给他们机会。有些学生要求越来越多的研究工具和机会，有些学生的要求则不是那么多。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没问题，只要他们的研究是在推进中的。
库马拉：中国从一开始就是PEEX的积极合作伙伴。 PEEX与“一带一”有很大关系，现在我们有了姐妹组织，如中科院遥感所领衔的“数字一带一”（Digital Belt and Road ，DBAR），以实现我们的愿景。 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种交叉学科的国际组织的资金状况并不是那么好，但进展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我希望在未来两年内，我们将看到PEEX与DBAR一起取得更快的进展。
库马拉：2016年，化工大系了我。他们对国内外研究人员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调查，以形成北化的大气科学团队，特别是解决中国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我邀请他们访问我们在的SMEAR站，介绍我们在中国的活动，例如我们和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合作。丁爱军教授和教授也与化工大学进行了交谈，分享了与我合作的经历。似乎他们的反馈都非常积极，BUCT表示愿意与我一起启动计划。 我们的站自2018年1月开始运营，第一次冬季实验的结果在科学上非常有趣。 我很高兴与化工大学合作，并感谢他们给我这个机会。
库马拉：如果我没有任何东西给中国，那么我不需要从中国获得任何研究经费。我很荣幸能够与优秀的中国团队一起在中国工作，我确实希望这样的合作可以继续。不过，我不想“利用”中国。我希望我和我的知识和资源能够为中国所用。与对我个人相比，对于中国来说，继续这些活动会有更多的好处。对于那些我已经获得资金的项目，我当然会尽最大努力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我希望最终能形成可以传递或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我希望我可以帮助中国赚到更多的利益。如果硬要说，我不是来“切蛋糕”的，我的目的是和中国的同行们一起做出更大蛋糕。我相信这是双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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