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阿来曾在一次小说论坛上坦言，“最好有那样的文章，对你的作品有充分的理解，理解你的写作意图和追求以及写作的可能性。”
他这是对文学批评寄予的希望。其实在文学的世界里，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纯粹又复杂。借助这次高峰论坛的机会，我们专访了几位国内一线的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他们的对话，梳理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问题所在，为创作和评论之间建立建设性的对话关系，提供一次沟通的机会。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学会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出版《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等学术专著10余部，获鲁迅文学、庄重文文学、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社会科学优秀一等等省部级以上励10余项，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央直接联系的高级专家”、“四个一批人才”，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
栾梅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出版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安那其的家园——巴金》《纯与俗：文学的对立与沟通》《南社研究》《余秋雨评传》等专著十余部。主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概论》（均与张堂錡教授合作）被几十所高校中文系选用，影响广泛。
唐晓渡，作家出版社编审、《当代国际诗坛》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主要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的研究、评论和编纂工作，兼及诗歌创作和翻译。著有诗论、诗歌随笔集《唐晓渡诗学论集》《今天是每一天》等7种；译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文论集《小说的艺术》，以及So普拉斯、Vo哈维尔、Co米沃什、Zo赫伯特、Mo赫鲁伯等诗人、作家的部分作品；主编“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多卷本、“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多卷本、“帕米尔当代诗歌典藏”多卷本等；另编选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当代先锋诗三十年——谱系和典藏》等十数种诗选。多篇论文先后获国内重要项。
吴义勤：文学批评是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以及作家作品与文学史之间的桥梁。文学批评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对一个时代文学价值与意义的及时发现与阐释，对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肯定与推介，以及对各种文学、现象的分析、判断与评价。
栾梅健：文学批评的功能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作品进行鉴赏，判别优劣、美丑、，让真正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进入阅读大众的视野；第二，对作家乃至对某个特定时期文流的引领、推动与摈弃作用，力图使作家作品有一个良性发展的艺术轨迹。
唐晓渡：用一种和诗人、作家相平行的语言方式，并在二者的相互和彼此盘诘中，共同探索并人类真实的境遇，其变化不居、幽昧不明的命运和内心世界，彰显文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和人类认知的不可或缺、无可替代之维度的根据、功用、价值和意义，以利于人性的改善。
吴义勤：在正常的文学生态中，文学批评很难真正地干预文学创作。两者可以互动，可以对话，可以激发，但各自。
栾梅健：在很大程度上是起到了对文学创作干预的功能。尽管常听到一些作家说不在乎批评家，也不看批评文章，我想大概都是故作清高之语。其实，他们都极为在乎。
比如今年5月，贾平凹在复旦，晚上与几位好朋友，比如程永新、程德培、张新颖等人聚餐时，他忍不住插话到当时对上海《文学报》“新批评”栏目的讨论，他当时似乎有些激愤地说：“‘新批评’栏目已经轰炸我三回了！”“轰炸”是一个语气很重的词，可见贾平凹对“新批评”栏目的。确实，他得有理。“新批评”对《古炉》《带灯》的三次，确是、、不值一驳的文章。
唐晓渡：我个人的看法是，真正的批评从不干预真正的文学创作，而只寻求与之对话。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干预即蕴含其中。
吴义勤：我觉得作家是否向市场看齐并不是评价作家好坏的标准和依据。向市场看齐可以写出好作品，也可以写出垃圾的作品。不向市场看齐也不等于就能创造出好的作品。这不是一个高下或者成就高低的简单问题。而是涉及作家的知识背景、文学观念、审美选择等等的复杂问题，不能简单化。
栾梅健：在一个越发市场化的文学时代，文学批评的作用可能更加突出，更加需要批评。不仅是作家需要，市场也需要啊！
唐晓渡：“完全向市场看齐”是一回事，完全关闭本应敞向批评的耳朵是另一回事。只要不是后一种情况，批评就多多少少还能起到作用。而后一种情况极为罕见。事实上，每个作家的心里都活着一个批评家。
吴义勤：这不好说，有的作家能，有的作家不能。但这其实并不重要，批评更多面向的是文学的与接受者，它对作家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很少有作家会依据评论家的意见来写作。
栾梅健：我觉得作家大多都能接受文学的批评，同时也很重视批评的意见。当然，他们嘴上说出来的时候，可能是变成没有看过任何人的批评了。
华商晨报：我们有没有把批评上升到学理的层面，公允而善意地表达我们的态度，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引领中国文学的基本规范？
吴义勤：文学批评本身也是多元而复杂的，我们从来就不缺学的能够公允而善意地表达我们态度的批评，但是也有、迎合畸形社会文化心理的批评。不断的批评其实都有人性的和社会的市场，我不知道能有什么规范去统一它们。
栾梅健：这方面仍差得很远。有时是为了迎合发表，有时是为了市场需要，真正的文学批评规范仍需长期努力。
唐晓渡：我不清楚您所谓的“我们”范围有多大。但多年来确实有一批评家一直在孜孜于您所说的工作。
华商晨报：你们身在批评圈，当下的文学批评是否存在什么问题？比如接地气问题，比如不读作品的问题，比如去庸俗的问题，比如一味地为了人情唱赞歌的问题。
其一，批评话语的“化”和代言化倾向严重，损害了文学批评的感染力、亲和力。批评家掩藏自己的真实判断，习惯于以代言人的方式发声，文学批评失去了情感和审美的温度。
其二，畸形的社会文化心理侵入文学批评话语领域，造成了批评伦理的扭曲。厚古薄今、厚远薄近、文人相轻、菲薄名家的心理自古就有，但在今天表现最甚。就对同时代作家的苛刻程度而言，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以至于在今天文学批评讲真话的伦理被扭曲：似乎只有敢于否定名家、否定名作的批评才是讲真话的批评，才是有感、有担当、有勇气的证明，相反肯定当代文学、当代作家就会被视为讲假话的标志。
其三，不及物和整体性的化趋势，消解了文学批评的魅力。很多批评家不愿意读具体作品，不愿意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而是以优越感从整体上、根本上否定当代作家作品。有时甚至以读两句就知道不值得阅读，作为自己不读作品的借口。这使得文学批评越来越不及物，越来越成了伦理。
栾梅健：当下的文学批评确实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比如人情捧场，比如红包批评，比如脱离文学实际，等等。不过，我认为这都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阅读一部长篇小说，拿一两千元的费用，这能算被吗？这能算红包批评吗？给博士进行论文答辩也是有评审费与答辩费的。我想最主要的还是批评家应该自己提高作品阅读量，提高敏锐的艺术鉴赏力。
唐晓渡：您说的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存在。还有更多、更大的问题。而最根本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有相当一部分号称的“批评家”似乎从来没有，也不愿思考文学批评为何，批评家何为，既缺少批评的主体性，也缺少专业的眼光和相关技能。
吴义勤：文学批评面对的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在全民性阅读危机的背景上，批评家的文学阅读跟不上文学发展的节律，大量的文学作品被淹没和遮蔽，得不到应有的阅读与评价。
栾梅健：对正常文学批评的有选择炒作。比如一个长篇小说，开研讨会时有十个人肯定，两个人否定，而往往报道出来时却变成了表扬与批评各半，或者干脆只报道批评的声音。这极大地妨碍了文学批评的发展。
比如前几年余华的《兄弟》刚出来时，我在复旦举行了“《兄弟》研讨会”，会上绝大多数评论家都持赞赏意见只有两三位学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主流意见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隔了几天报道出来的时候，有的却变成了某某专家强烈“”《兄弟》，某某教授认为《兄弟》是“一堆垃圾”，明显是有选择地报道，混淆了。
吴义勤：文学批评有着对于批评家知识、理论储备和逻辑思维等方面的专业要求，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从事的一项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有“圈子”也无不可。但文学批评又从来不批评者的加入，所有的阅读者都可以以特殊的方式进行文学批评，尤其在今天这个大众传媒和网络时代，更是如此。
栾梅健：圈子可能是有，与谁熟一些，与谁交往多一些，但这不应该是主要的问题。关键仍然在于批评家是否真正有文学的担当，有文学的。
唐晓渡：就其专业性而言，文学批评成为一个“圈子”大概是免不了的。重要的是不被这个圈子所囿，始终面对文学本身讲话。
吴义勤：对话的前提是相互尊重。作家应视文学批评为的创造性劳动，应尊重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批评家应有善意，应充分尊重文学劳动的艰巨性和特殊性，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作家的劳动。
一个作家不管水平高低，我们要相信他的写作一部作品出发点总是好的，总是想创造出优秀作品的，而不是从头就想写一部失败、坏的低级趣味或诲淫诲盗的作品。对双方来说，这样的信任和我觉得常重要的。
栾梅健：我觉得适当的距离是建立创作与批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因素。批评家与作家要有交往，要成为朋友，但同时也不要忘记文学的标准，文学的价值。批评家要自己的人格与文学品性，我想着应是批评家所应坚守的底线。
唐晓渡：本着同一颗对文学的虔敬。具有同样敏锐的问题意识。质量大致相当以相互激发，所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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