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 艺术论文> 文章内容

近20年来近代中国海关史研究述评

※发布时间:2021-1-22 5:30:11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海关是一个国家监督管理进出口国境的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并执行关税法规及其他进出口管制、规章的行政管理机关。其主要任务是依照国家对进出国境的货物、货币、金银、证券、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运载上述货物、物品及旅客进出境携带货物、物品征收关税;查缉走私;编制进出境统计。①但是,近代中国海关实行的是一套外籍税务司管理制度,它的业务非常庞杂,除去征收对外贸易关税、监督对外贸易之外,还兼办港务、航政、气象、检疫、引水、灯塔、航标等海事业务,同时还经办外债、内债、赔款及以邮政为主的大量洋务,并从事大量的“业余外交”活动,涉及近代中国财政史、对外贸易史、港务史、洋务史、外交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等专门学科。正是由于近代中国海关的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此前已有学者就相关的学术史进行过梳理。但是,其相关述评仅限于学者的论著,对于海外的研究成

  果全无涉及,时间上也以20世纪80年代为主。①实际上,近10余年来,海关史研究获得巨大发展,海外的研究更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故本文以学者为主,兼论海外学者的一些重要研究,通过考察最近20年来,尤其是最近10年来的海关史研究来探索海关史学科的发展脉络、研究趋向以及问题意识。

  海关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海关建立之始,一些当事人的相关论述,尽管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但在今天看来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国内严格意义上的海关史研究始于初年,其兴起与当时的关税自主运动密切相关,内容亦多偏向于关税问题。之后,随着关税运动的结束,其研究也逐渐转入沉寂。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关研究并没有起色,一些文章基本上是把近代中国海关作为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工具进行。然而,这一时期档案资料的整理却取得较大突破,由陈翰笙、范文澜、千家驹主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与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译了一套“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②近20年来,国内的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在此前的基础上获得巨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夏良才:《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概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阮芳纪:《近年来中国海关史研究述评》,吴伦霓霞、何佩然主编:《中国海关史论文集》,中文大学历史系1997年版,第3—24页;戴一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吴伦霓霞等:《中国海关史论文集》,第47—69页;戴一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②前80年的具体研究可戴一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首先,研究领域、研究方向进一步拓展。不再囿于过去的对外贸易关税、监督,同时对近代海关兼办的港务、航政、气象、检疫、引水、灯塔、航标等海事业务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外债、内债、赔款及邮政等大量洋务活动,以及所从事的大量“业余外交”活动都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涉及诸多专门学科。

  其次,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成立、创办。1985年8月,成立中国海关学会,中国海关史研究成为该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出版“中国海关历史学术研究丛书”,并且组织各地海关编写了海关志。①1985年11月,厦门大学和中国海关学会合作成立了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该中心在陈诗启教授的带领下,编印《中国海关史研究工具书》②,编译出版《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译丛》③,并率先在全国培养海关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成为国内外重要的研究重镇和人才培养④。1986年6月中国海关学会创办《海关研究》,开设海关史研究专栏。《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也时常刊发海关史方面的文章。

  ①例如,福州海关编:《福州海关志》,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拱北海关编:《拱北海关志》,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厦门海关编著:《厦门海关志》,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上海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海关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广州海关编志办公室编:《广州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

  ②包括《中国近代海关地名英汉对照》、《中国近代海关名词及常用语》、《中国近代海关机构职衔名称英汉对照》三分册,该套书2002年由中国海关出版社正式出版,即陈诗启、孙修福主编《中国近代海关常用英汉对照宝典》一书。

  ③[美]马士著、区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加]葛松著、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译:《李泰国与中英关系》,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目前,已有数十篇硕博论文围绕着近代中国海关问题展开。例如,吴亚敏:《时期总税务司海关完整的活动》(硕士论文,厦门大学,1988年);连心豪:《南京国民时期海关缉私工作的演变》(硕士论文,厦门大学,1988年);詹庆华:《晚清海关与金融业》(硕士论文,厦门大学,1991年);孙建国:《南京国民初期海关人事制度述论》(硕士论文,厦门大学,1992年);徐丛花:《浅析抗战前的闽浙沿海走私和海关缉私》(硕士论文,厦门大学,2004年);詹庆华:《海关洋员与文化(1854—1950年)》(博士论文,厦门大学,2005年),等等。

  第三,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举办学术会议,加强学术交流。在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的下,先后于1988、1990、1995年在大学、厦门大学、中文大学召开三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来自美、英、日等国及中国、和地区的相关学者围绕着“中国海关与近代史研究”、“近代中国海关的作用和影响”、“海关与近代中国社会”等主题展开研讨,有力地推动了海关史研究。

  第四,资料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强,一大批档案资料整理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实行的是外籍税务司管理制度,基本上遵循当时的一套管理模式,包括编制一系列完整严密的统计资料。目前保存下来的海关资料基本上分为三类:海关出版物、人物全档案以及外交档案,分藏于中国、英国、美国等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其中尤以中国为最,仅第二历史档案馆就有约6万余卷,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海关出版物始于1853年,英、法、美三国司税官襄办江海关税务,试行编制贸易报告。1865年之后,出版工作集中于上海。1873年,成立造册处,专司其职,出版物的范围也逐步扩大,至1949年,包括《统计集》、《特集》、《税务司集》、《业务集》、《集》和《杂集》等6种;人物全档案主要涉及海关外籍雇员的一些私人信件和日记等,例如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馆藏的赫德、安格联、梅乐和、费士来等人的档案以及北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藏的赫德、魏尔特个人全档案;外交档案主要是关于海关总税务司与当事国门的一些往来函电,例如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有海关总税务司关于人员任免给英国的报告、插手多项条约签订的情况汇报以及外交事务的处理请求等。

  近20年来,海关档案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呼吁加强海关档案的开发与研究。①一大批档案也先后整理出版,主要有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汤象龙编《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中华书局1992年版);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1—9卷,中华书局1990—1996年版);戴一峰主编《厦门海关历史档案选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黄臻等编译《历史镜鉴:旧中国海关》(中国海关出版社2001年版);海关总署“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编译委员会编《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1—3卷,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布鲁纳、费正清、司马富编,傅曾仁等译《赫德日记——步人中国清廷》(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赫德著、叶凤美译《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天津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

  ①张存武:《中国海关出版品简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年版;朱荣基:《近代中国海关及其档案》,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林满红:《海关资料与清末史的研究》,国学文献馆主编:《地区开辟史料学术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349—366页;孙修福:《中国历史档案馆馆藏海关档案简介》,吴伦霓霞等:《中国海关史论文集》,第25—30页;蒋耘:《英国所藏中国海关档案述要》,《档案》2002年第2期;章宏伟:《海关造册处初步研究》,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411页;梅:《时期海关档案简介》,《档案》2003年第3期;吴松第、方书生:《一座尚未充分利用的近代史资料宝库——中国旧海关系列出版物评述》,《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

  各地学者则先后组织编译出版了海关档案中反映近代社会经济变迁的贸易报告。海关贸易报告属于《统计集》,包括统计日报、统计月报、统计季报、统计年刊、商务年报和十年报告6种,涉及事件、贸易、金融、教育、市政、交通、人口、通讯和自然灾害等各个方面。近20年来整理出版的主要有: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青岛市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周勇、刘竞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陆允昌编《苏州洋关史料》(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池贤仁主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李策编译《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海关》(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李必樟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沪贸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富三等编《清末海关历年资料》(中研院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版);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1887—1946)》(澳门基金会1998年版);中华人民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海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合作整理出版的《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9年》(共170卷,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收录了1859—1948年中国海关各分关、海关总税务司造册处以及伪满洲国财政部、经济部所编辑的进出口贸易报告、贸易统计报告、各口岸贸易统计报告和调查报告、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伪满洲国对外贸易统计年报、月报等。

  最后,海关史研究日趋丰富,一批代表性的论著先后问世:例如,赵淑敏《中国海关史》(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赫德与近代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吴伦霓霞、何佩然主编《中国海关史论文集》;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部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高级职员年表》(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年版);连心豪《水客走水——近代中国沿海的走私与反走私》(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

  总之,近20年来的海关史研究,在此前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前面我们侧重于勾勒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和重要。实际上,大量论文则散见于不同的,所讨论问题涉及到海关的各个方面,以下我们将分成几个不同专题作具体分析。

  海关制度。近代中国海关到底实行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为什么会实行这样的一种制度?这样一种制度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因此,海关制度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海关的本题。陈诗启80年代连续发表多篇文章阐述这一问题。陈先生认为,近代中国海关实行的是一套外籍税务司制度,它的产生“一方面是作为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在中国,这就不可避免地带进了资本主义的新事物;另一方面,也是主导方面,它作为、发展列强经济的工具,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海关作为近代列强“对华关系的基石”,“在更广泛的范围和发展了列强特别是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①有学者通

  ①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再版序言”,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相关的具体研究也可陈诗启以下诸文:《中国半殖民地海关的创设和巩固过程(1840—1874)》,《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中国半殖民地海关的扩建时期(1875—1901)》,《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论中国近代海关行政的几个特点》,《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清末税务处的设立与海关隶属关系的改变》,《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从总税务司职位的争夺近代海关的作用》,《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

  过考察关税主权和海关行的过程,论证近代海关逐渐被列强所的历程。①有学者统计分析了海关税收和分配情况,认为近代海关税务司制度不是土生土长的制度,是侵略者与中国封建阶级相的产物,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②还有论者指出,无论从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到税则税率的制定权,还是从关税征收权到保管、支出权,中国海关都已完全成为列强进行殖民侵略的工具,中国海关已经完全殖民地化。③另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分析海关与近代赔款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论证海关制度的殖民性。④近来有学者指出,对于这一制度的建立应该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去分析,不能一味地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亦不能忽视清的内部因素。戴一峰指出,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形成以《天津条约》附约《通商章程》的签订为界,经历了两个阶段,其间清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对洋关制度的形成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一些具体制度的推行过程中,清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意图。⑤另有学者利用吴煦档案等资料,指出总税务司募用洋员的形成过程,也与清

  ①姚贤镐:《两次鸦片战争后侵略对中国关税主权的》,《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行述略》,《社会科学战线期。

  ④苏鑫鸿、李泽或:《近代赔款与中国海关》,《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薛鹏志:《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谈判》,《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康之国:《赫德与近代中国赔款》,《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⑤戴一峰:《论鸦片战争后清朝贸易管理征税体制的变革》,《海关研究》1991年第1期;《近代洋关制度形成时期清态度剖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近代海关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何桂清、薛焕等人对于财政税收、军饷等的需要密切相关。①有学者具体分析海关保税制度建立过程中的清因素。②日本学者冈本隆司认为外籍税务司制度在江海关建立并扩展到其他口岸,主要是由于英国在上海外商对外籍税务司制度所持“废止论”与“存续论”的争论中,全面采取“存续论”的结果。③阪岛涉以山海钞关为例分析沿海常关与洋关制度的连续性问题,指出洋关制度建立是清代常关制度的变化所致。④

  关税制度。有学者专门考察和研究了海关税则自主权和收回的整个历史演变过程,涉及到各个时期税则沿革及历次税则修订情况,力倡建立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这一专门学科。⑤一些论著不再囿于成说,研究更为具体深入。长期以来学者们多认为,鸦片战争之后大多数进出口货物是根据新税则按“值百抽五”的方法征税的。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与史实不符,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订立的第一个不平等的协定税则,并没有确定“值百抽五”的征税原则,而且大多数货物的进出口关税率也不是“值百抽五”。⑥有学者辨析了协定税则与片面协定税则的内涵,指出协定税则与片面协定税则是不同的,近代中国的税则制度对

  ③[日]冈本隆司:《洋关的建立》,中国海关史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厦门大学,1990年)。

  ④[日]阪岛涉:《论清朝常关制度》,中国海关史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厦门大学,1990年)。

  ⑥陈敏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进出口税率事实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张九洲:《“值百抽五”税则何时完全确寸?》,《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

  中国造成的危害和并不在于协定税则,而是片面协定税则,近代中外中的协定税则实际上具有片面协定税则的特性,有必要明确区分。①有论者指出战后《海关税则》的订立是战前中外关于粤海关税费问题争端长期持续与演化的结果。②此外,有学者还具体考察租借地、东北地区、西南边疆等关税制度的地域性特点,指出、经济的差异使这三个地区所实行的关税制度与其他口岸海关所实行的制度迥异。③围绕着南京国民的关税及关税政策,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讨论。有人考察其具体过程④;有人重点分析日本在这一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⑤;有人则论述了关税对民族经济的影响力⑥。其中,日本学者久保亨的研究最受学界关注,作者以南京国民收回关税自主权、税

  ③戴一峰:《近代中国租借地海关及其关税制度试探》,《海关研究》1987年第2期;《清末东北地区开埠设关及其关税制度》,《社会科学战线期;《十九世纪后期西南边疆的开埠设关及其关税制度》,《海关研究》1990年第1期。手掌痣的位置与命运

  ④黄逸平、叶松年:《1929—1934年“国定税则”与“关税自主”剖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张生:《南京国民初期关税述评》,《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王良行:《1929年中国固定税则性质之数量分析》,《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陈诗启:《南京的关税行政》,《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董振平:《1927—1937年南京国民关税的整理与述论》,《齐鲁学刊》1999年第4期;叶玮:《30年代初期国民进口关税征金述论》,《档案》2001年第3期;张徐乐:《南京国民时期修订海口税则的再评价》,《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2期。

  ⑤金志焕:《南京国民时期中国关税改订的性质与日本的对策——兼论1933、1934年度中国关税改订与棉业的关系》,《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单冠初:《中国关税自主和安格联事件中的日本》,《史林》2002年第2期;单冠初:《日本与国民初期的关税自主运动》,《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2期;王蓉霞:《试论英国和日本在1925—1926年间中国关税特别会议上的政策分歧》,《档案史料》2003年第4辑。

  ⑥樊卫国:《论1929—1934年中国关税对民族经济的影响》,《学术季刊》2000年第2期。

  收政策的变动以及币值为中心,探讨了在此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国内外诸种关系和战争前夜东亚的国际关系,对于南京国民的关税及关税政策给予积极评价。①

  走私和缉私制度。走私是一种逃避海关监管的非法贸易行为,缉私则是海关的一项重要权能。围绕着走私、缉私问题,学界也展开相关讨论。有学者认为晚清时期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海关缉私组织与缉私制度,海关缉私的功效十分有限。直到南京国民时期,在国家法权思想与民族自主的基础上才初步确立海关缉私制度,使缉私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抗战时期由于受到日本因素干扰,这一体制严重瘫痪。②连心豪具体考察南京国民建立初期、抗日战争时期和战后三个阶段中的走私活动及海关缉私工作、缉私制度以及缉私成效等,指出走私与缉私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还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因素。③其新著则对近代中国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进行专门研究,考察近代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的范围、规模、种类、内容、形式手段、组织结构及其性质特点与变化趋势,探索走私活动消长的规律。④

  ①[日]久保亨著、王小嘉译:《自立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孙宝根:《论近代中国海关缉私制度的确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晚清海关缉私体制述论》,《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抗战时期国民缉私制度》,《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③连心豪:《南京国民建立初期海关缉私工作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抗日战争时期海关缉私工作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战后中国海关缉私述论》,《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南京国民建立初期的海关缉私工作的整顿与加强》,《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孙準植、齐春风则全面研讨了抗战前后日本在华的走私活动以及中国的缉私情况。在论及海关缉私制度时,齐春风认为,抗战时期,国民的缉私机构发生重大变化,总的来说,海关的缉私作用日渐缩小,情报机关介入并最终掌握了缉私。①另外,一些学者将走私、缉私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相联系,具体考察华北与华南沿海一带的走私与缉私活动,其中针对抗战前后日本在华的一系列走私活动的论述最为集中。②

  海关税款保管制度③、海关监督制度④、海关薪酬制度⑤。对于这些问题,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以期透视近代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本题。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自开商埠”问题逐渐受到学者重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先后自主设立35个通商口岸。商埠既经自开,必定征收关税,因此自开商埠海关的设置与制度建设必定随之

  ①[韩]孙準植:《战前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齐春风:《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李桂林:《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华北冀东秦皇岛地区进行大规模走私述略》,《海关研究》1987年第2期;姚洪卓:《”七·七”事变前夕华北地区的海关缉私》,《海关研究》1988年第2期;曾业英:《日本侵占华北海关及其后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陈丽华:《浅析1949年以前泉州沿海走私与缉私的斗争》,《福建论坛》1994年第5期;张晓峰:《略论中后期港粤边界的走私畸态》,《广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③陈诗启:《海关总税务司和海关税款保管权的》,《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王中茂:《简论安格联对各省海关税款保管的及其影响》,《洛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崔禄春:《抗战初期日本华北海关税款管理权述论》,《历史教学》1998年第2期;黄建洪:《辛亥时期列强攫取中国关税保管权和支配权析论——以中国海关与辛亥为中心》,《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④陈诗启:《海关监督和外籍税务司的畸形关系》,《从明代官手工业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283页;任智勇:《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历史档案》2004年第4期。

  ⑤刘小萌:《清末海关的薪酬制度》,《中国海关》2001年第10期;李虎:《中国近代海关与清的薪酬制度比较研究——以赫德时期为例》,《历史教学》2003年第4期。

  实行。近来,有学者撰文详细考察了这一问题,指出清季自开商埠海关的设置及有关制度的建立,适应中外正常贸易的发展,乃是一种近代类型的海关制度;但是由于近代海关征税权与海关行已经严重削弱,因此,自开商埠海关并非自成体系,它仍然是近代中国海关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带有“半殖民地”色彩。①此外,围绕着自开商埠的分布特点及作用、经费筹措与开支、自开商埠与近代社会经济变迁等问题,学者也展开相关分析,弥补了学界长期以来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②

  ①杨天宏:《清季自开商埠海关的改置及其运作制度》,《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3期。相关具体研究也可其专著《口岸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②张践:《晚清自开商埠述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张九洲:《论近代中国的“自开商埠”》,《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徐柳凡:《清末民初自开商埠探析》,《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张践:《晚清白开商埠的分布特点及作用》,《文史哲》1999年第5期;杨天宏:《清季自开商埠经费的筹措与开支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杨天宏:《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唐凌等著:《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885年8月26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给马吉士的函电中曾言:“我所主持的工作虽然叫做海关,但其范围甚广,它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在各个方面为中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③晚清时期,赫德利用海关兼办的邮政、教育、港务、航政、气象等大量洋务及海事业务,便是其一向非常重视的所谓“有益”的工作之一。学界与此相关的讨论十分热烈,争议颇多,

  因为这直接涉及到对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评价问题。其中国外学者对于海关所参与的这些事务,基本上给予积极评价,有学者甚至认为是中国近代化的。①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学者主要把其作为以赫德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具体,基本上给予。80年代之后,对海关所参与的这些活动的考察、评价逐渐趋于全面、客观。其中陈诗启先生围绕着近代海关所从事的一些海务工作最先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他认为,海关的海务工作和征税工作所起的作用明显不同,征税工作是执行有关关税问题的,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显然起到阻碍作用。至于海务工作,一方面大大便利了外商轮船的航行,从而加速了它们在中国的经济侵略作用,但另一方面,所建立的助航设备系统、航船气象信息系统等先进设施对于中国的商轮、民船,甚至海军舰艇的航行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海务工作的公益性质不容忽视。②夏良才以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为中心,对于近代海关所从事的一些海事业务也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其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不过,作者强调,所有的这一切作用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构成近代化的积极因素抑或消极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握近代化的人。③庞百滕指出,从长远看,港口与助航设施的现代化既有益于中国人也有益于外国商人。但在起初中国人还不能完全利用它们之前,它们的直接和短期效应就是加剧了的经济侵略。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海关拉大了中国沿海通商口岸与内地以

  ①[英]魏尔特著,陈效才、陆琢成译:《赫德与中国海关》,“绪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③夏良才:《海关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论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差距。①一些学者对海关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加以总体考察,认为海关在近代洋务运动中曾经扮演着积极角色,不能因为海关殖民地性的一面而一味抹杀其积极性的一面。有人认为赫德是洋务派的重要代表,海关近代化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②;有人认为,鉴于晚清海关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对海关及赫德所从事的这些业务“即使不给满分,也应该给八十分”③。对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一运动中所扮演的具体作用,学者的评价也日趋全面,充分肯定其积极的一面。④当然,针对一些学者一味夸大其积极性的评价倾向,有论者指出,“中国海关在管理的现代化与引进技术方面,有可观的成就,这是事实。但是根本问题在于:它是为列强利益服务的。”“怎么能够仅仅因为它的管理办法较为先进与若干技术的引进,以及挂一个‘中国’牌子,就称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呢?”应注意到这是“体”与“用”、与本质的区分,是两码事。⑤有学者针对一些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将近代“开关”与中国对外相类比并对近代开关大唱赞歌提出,指出在研究近代中国“开关”的历史过程时,不能不加分析地取态度,

  ①[美]庞百腾:《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与海关岁入:1875—1879》,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编:《中国海关与中国近代社会——陈诗启教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②连心豪、詹庆华:《论赫德、海关近代化与洋务运动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④章鸣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洋务运动》,《学术季刊》1989年第3期;[美]司马富:《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董方奎:《赫德与海关、洋务运动》,《江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⑤陈霞飞:《再谈旧中国海关与中国现代化》,吴伦霓霞等:《中国海关史论文集》,第281—290页。

  引水权亦是近代海关着力争夺的业务之一。有学者重点分析了中国领水主权的与外国在华轮运的消长过程。②有学者以《引水章程专条》为中心,具体考察了海关在处理引水问题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局限性,指出赫德拟定的《引水章程专条》是基于对外籍人员在中国充当引水人的确认,是一个十足的半殖民地章程;但在通商各口争夺引水权、弊端百出的无状态中,海关制定的这一章程对于航船来说是有利的。③李恭忠则具体论证了上海港引水权的过程,认为条约文本与社会实践是两回事,从条约文本的有关,到主权的真正,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实践过程,条约文本及其基础上的实践,对于主权的作用和影响是大不相同的;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虽有少数官员和引水界人士出面,促使进行了收回引水权的初步尝试,但从总体上看,一个真正认识到引水权的重要性、并愿意全力收回引水权的,还没有出现。也就是说,引水权观念已经成长起来,收回引水权的重任也已经提出,但引水权的“主体”却仍然“缺席”。主权观念与主体之间的断裂,决定了这次收回引水权尝试的失败。④

  ②聂宝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领水主权的及外国在华轮运的扩张》,《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④李恭忠:《中国引水总章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近代中国引水权的收回》,(台北)《近代中国》第141期,2001年2月;《观念的成长与主体的缺席:20年代初收回引水权的尝试》,《福建论坛》2001年第3期;《条约文本与实践:晚清上海港引水权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经办邮政也是海关的一项重要业务。有人考察海关邮政与民信局的替变过程,认为海关邮政对民信局采取控制、利用、排挤交叉使用的做法,先后经历了以利用为主、控制为主和排挤为主三个阶段。①有人则通过梳理近代邮政的基本发展脉络,论证海关与近代邮政的特殊关系。②有人具体论述赫德在这一创办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近代中国邮政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特点。③此外,有学者还围绕着晚清海关与金融业、晚清海关与国际博览会进行探讨。④

  中国近代海关是伴随着列强入侵而建立起来的,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负责管理海关的洋员,一面是外国人,和外国驻华及驻华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一面又是清募用的人员,和主管对外交涉的总理衙门有着隶属关系”,“他们以两种身份周旋于清与外国人员之间,这就为他们参与外交活动提供了机会”。⑤实际上,近代中国的一系列中外交涉,无不与赫德总税务司所领导的海关有着密切联系。马士在其三卷本的

  ②樊清:《古邮驿的衰落与近代邮政的兴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姚琦:《海关与中国邮政的创办史》,《上海电力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黄成:《清末近代邮政的创办和发展》,《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③康之国:《赫德与近代中国的邮政》,《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王建华、江宏卫:《略论赫德与晚清中国国家邮政》,《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④李爱丽:《中国参加1878年巴黎博览会述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沈惠芬:《世界——晚清中国海关与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詹庆华:《晚清海关与金融的关系》,《中国海关与中国近代社会——陈诗启教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第257—296页。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将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对于以赫德总税务司为首的近代海关在这三个不同时期内所扮演的角色给予充分肯定。①费正清将赫德为首的近代海关作为中外条约制度的具体实施者给予充分肯定。②葛松则具体探讨首位总税务司李泰国在中英关系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认为,“即便没有促进双方真诚的友好关系,但已使双方在相互了解的道上迈进了一步”③。另有学者对1927—1929年英国外交与中国海关延续的内在关联性进行了分析。④与国外学者对于赫德及海关税务司在中外关系上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给予肯定不同,在如何评价赫德利用海关开拓清外交活动这一问题上,国内学者争议颇多。汪敬虞对于赫德在近代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持否定态度。⑤陈诗启认为,“总税务司在开拓清近代外交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因为他是英国利益的代表,本身又有极其强烈的,这就是为清开拓出来的外交,不但是为了英国利益,甚至是为了和扩张总税务司一己的”,归根结底,“总税务司业余外交活动的结果,了中国的权益,稳定了英国在华地位,满族对汉族的,扩大总税务司的。至于中国的外交地位,不但没有改善,甚至是大大低落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更加深化了”。⑥邱克认为,“赫德以海关为根基,从开拓对外关系打开缺口,影响和了清政

  ②[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汪敬虞:《赫德与近代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⑥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292页。

  府对传统封建外交进行,促成了近代外交的某些思想和制度在中国的移植,也增强了清官员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他的努力下,中国近代外交制度所包含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这应当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①另外,一些学者则选取某一具体事件进行考察,基本上强调其侵略性一面。②

  海关职工斗争与反对外国入侵密切相连,是近代中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些论著也多有涉及,其中中国海关学会先后编辑出版《海关职工斗争史资料选集》(第1、2辑,中国海关学会1986、1987年油印本)和《海关职工斗争史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版),内容涉及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地海关职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收回海关主权、改遇等一系列斗争。此外,一些学者还撰文分析中国关于收回海关主权的早期政策、1919—1924年广东提用关余和收回海关行政的斗争以及海关外籍税务司对近代中国的活动等等。③

  ②康之国:《赫德与近代中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孙修福:《为提取关余与列强之交涉》,《档案史料》1999年第1期;相瑞花:《赫德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4期;王宇博:《甲午战争期间赫德与英国远东政策》,《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郑洁:《赫德与马凯商约谈判》,《档案史料》2000年第1辑。

  ③张文绮:《1919年到1924年广东提用关余和收回海关行政的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史学专号”;康之国:《浅述海关外籍税务司对近代中国的活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孙国权:《中国关于收回海关主权的早期政策》,《海关研究》1994年第1期。

  该方面研究一直是海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外研究起步较中国为早,先后有几部人物传记问世。包括裴丽珠《赫德爵士》(Juliet Bredon, Sir Robert Hart, London, Hutchison & Co. 1909 ),坎贝尔《金登干传》( R. R. Campbell, James Duncan Campbell—A Memory by His Son,Cambridge,1970.)、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费正清等著H.B Morse:Customs Commission and Historian of China等。这些研究尽管由于作者看问题的视角、所持的立场不同,对于其积极性一面有过分嫌疑,但是其问题意识、资料运用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国内,80年代以来关于海关人物研究有一批颇见功底的论著或者文章问世。其中仅围绕着赫德的论著就有专著5部、文章数十篇。

  赫德是近代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人物,1863年正式担任海关总税务司,1908年离职之后仍然保持这个头衔,一直到死为止。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无不与赫德领导的海关有关。尤其是在总理衙门还没有外事经验之时,“在一切国际问题上,从谈判一件条约,直到解决一项土地争端……总是依靠总税务司的忠告和协助……以便照计而行”,总理衙门经常征求赫德的意见,“不但在税务和商务问题方面,而且在外交问题和内政事物方面”。①恭亲王奕沂曾向英国驻华代表普鲁斯称,“总税务司亦系贵国之人,向为商民所悦服”,“此后中外交涉事件,当更易于办理也”。②故《清史稿》称:“赫德久总税务,兼司

  ②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恭亲王等奏折,宝鋆等修撰:《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2203页。

  邮政,颇与闻交涉,号曰‘客卿’,皆能不负所事”①,给予充分肯定。因此,探讨赫德的所作所为实际上直接关系到我们对近代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本质的理解。中学者评价也有很大不同。马士把赫德看作对中国的将来“抱有希望”的人们当中“对中国最友好而且又是最贤明的顾问”,是“中国坚定不渝的朋友”,是“坚定地”推进中国“”的朋友。②魏尔特更是对赫德褒有加,认为“赫德是具有推动作用和控制力的天才,是四射的核心人物”,因为有了赫德,“整个海关闪耀着生命和活力”。③费正清则基本上承袭马士等人的观点,充分肯定赫德的价值。④陈霞飞针对马士等学者的评论,指出“在长期的交往中,友谊、忠诚的朋友,都是有的。但它只存在于人民与人民之间,而不存在于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我们不排除赫德本人当时确信他对清的‘忠诚’或‘友谊’”,“但它是有限度的。其限度是在大英帝国的利益与清的利益不相矛盾的前提下”,更确切地说,“赫德是一个有眼光的殖民者”。⑤卢汉超《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作为国内第一部赫德传记,运用大量详实的史料,对于赫德在华半个世纪的言行基本给予中肯的评价。汪敬虞把赫德的具体活动纳入关系的大背景下考察,针对流行的近代中国“赫德中心论”观点,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指出赫德近半个世纪的活动基本上是对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三步曲,尽管赫德也曾为中国海关而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在外

  交、教育等方面带来一些先进事物,但是其行为的目的与后果,决定其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是把的中国变成附属于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因此,赫德是英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名重要代理人,是一个狡猾的殖民者。①邱克针对汪敬虞对赫德的否定性评价提出,认为赫德中国海关及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方法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不能把历史进步当成倒退。②斌认为赫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需要从各个角度去观察他,二元的简单对立分析模式必须抛弃,应该具体分析在一定历史下的个性特征,《清史稿》对于其评价也不能看成虚语,赫德与其说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或者说是一个“食其禄者忠其事”的大清,不如说是一个多重角色结合体更为确切。③赵长天的分析更具文学色彩,文笔生动,对于赫德近半个世纪的在华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述。④一些文章则选择不同角度,对于赫德其人及其所从事的活动展开具体分析。应该说,这些论著从不同侧面加深了我们对赫德的认识。⑤总之,随着新史料、新方法的运用,对于赫德的评价越来越趋向客观。2003年9

  ②邱克:《评汪敬虞先生赫德与近代关系》,《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局内旁观者——赫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⑤刘润芝:《赫德新论》,《湘潭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黄启臣:《赫德是中国海关主权的彻底者》,《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慧:《赫德的错位和矛盾性格》,《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张玉福:《甲午战争中的赫德》,《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邓开颂:《九龙海关的设立与赫德》,《广会科学》1991年第4期;纪安、:《赫德与晚清印花税》,《学术研究》1996年第5期;赵玉华:《一名侵略者为清开具的“药方”——评清末新政时期赫德的思想》,《理论学刊》2004年第6期;[美]邝兆江:《局内局外的困惑:赫德旁观三论读后》,《中国海关与中国近代社会——陈诗启教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第25—45页。

  月在厦门召开的“赫德与旧中国海关理论”研讨会就说明此点,一些学者的论述,在史料开拓与论述方法上颇有见地。例如,有学者通过对《赫德日记》的解读,认为赫德是适应19世纪后期文化碰撞和交流需要而出现的文化中介人;有论者则利用文本解读的分析方法,考察洋员眼里的赫德,指出海关洋员眼里的赫德与学界论调基本吻合,而与学界的看法截然不同,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的个人背景及其价值标准不一样,作者认为历史研究存在相对性,赫德这一历史人物之所以存在如此多的争议,关键就是由主客体因素的异质性与复杂性造成的。①

  此外,一些学者还分别撰文对安格联、梅乐和、金登干等人进行研究。②最近,一些学者将海关洋员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加以研究。其中,李爱丽以粤海关为中心,考察了晚清美籍税务司这一群体,具体分析了海关的近代性以及美籍税务司对清海关和外交制度近代化所产生的作用。③詹庆华分析了海关洋员与东渐、制度创新、西医、西洋物质文化东传、国际汉学、贸易报告编制、世界博览会等活动之间的关系,认为海关洋员所从事

  ①相关的具体研究可会后编辑的论文集:《赫德与旧中国海关论文选》(中国海关学会编,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年版)。

  ②Byme Eugene, The Dismissal of Sir Francis Aglen as Inspector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927 (Leeds : Leeds East Asia Paper, 1995);唐启华:《北洋时期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之初步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集刊》第24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叶凤美:《梅乐和与中国海关》,吴伦霓霞等:《中国海关史论文集》,第497—516页;张寄谦:《金登干与中国海关》,《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汪敬虞:《贺璧理与黄浦的疏浚》,《上海研究论丛》1989年第2期;黄国盛:《李泰国与外籍税务司制度的产生》,《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尚作湖:《德璀琳其人》,《海关研究》1991年第1期;詹庆华:《略论英人贺璧理与“门户”政策的形成》,《历史教学》1996年第2期;戚其章:《琅威理与北洋海军》,《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孙邦华:《简论丁韪良》,《史林》1999年第4期。

  的这些活动对中社会起到双重作用,既不能将海关洋员等同于“文化侵略”者,也不能美化成“文明使者”,而应视其为“桥梁”和中介。①此外,有学者还就海关洋员的构成②、社会功用③、管理制度④等方面展开分析,极大地开拓了海关史研究的视野。

  正如前文所言,海关档案涉及近代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这就为我们探讨近代社会经济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利用海关资料探讨区域社会经济变迁是海关史研究急待加强的领域。⑤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较学者起步早、更深入,有较强的问题意识。

  ①詹庆华:《海关洋员与文化(1854—1950年)》(博士论文,厦门大学,2005年)。

  ②文松:《近代海关华洋员人数变迁及分布管窥》,《档案》2002年第2期;《近代中国海关雇佣洋员的历史原因探析》,《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③方志钦:《近代中国海关的功能——洋员对华的情报活动》,《广会科学》1995年第5期;向中银:《略论外籍雇员在晚清新式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晋阳学刊》2000年第6期;向中银:《略论外籍雇员在晚清军事近代化中的作用》,《求索》2001年第2期。

  ④谭启浩:《清末税务司的品秩》,《中国海关》1995年第2期;向中银:《晚清时期外聘人才管理制度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1期;向中银:《浅论晚清聘用洋员的指导思想》,《安徽史学》1997年第1期;向中银:《晚清时期外聘洋员生活待遇初探》,《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周武:《论晚清驻沪和外籍关员》,《学术月刊》2000年第3期;孙修福、何玲:《外籍税务司制度下的中国海关人事制度的特点与弊端》,《档案》2002年第2期。

  ⑤有学者专文论述海关档案资料中的社会经济史料价值,具体研究可戴一峰《近代亚洲海域交易圈的研究与旧中国海关档案资料的利用》,[日]市川信爱、戴一峰主编:《近代旅日华侨与东亚沿海地区交易圈——长崎华商“泰益号”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379页;詹庆华《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及影响》,《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学者主要利用大量的海关贸易统计、海关医报等档案资料,探讨口岸社会经济变迁。例如,谢世芬《贸易研究(1861—1911)》(硕士论文,大学历史研究所1977年)、范毅军《汕头贸易与韩江流域的经济变迁(1867—1931)》(硕士论文,师范大学1981年)、张淑芬《近代四川盆地对外贸易与工商业变迁》(硕士论文,师范大学1982年)、《天津港的贸易对其腹地经济之影响》(硕士论文,大学经济研究所1983年)、刘素芬《烟台贸易研究(1867—1919)》(台北,商务书馆1990年版)、谢国兴《安徽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变迁1877—193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戴文峰《海关医报与清末开港地区的疾病》(台北《思与言》第33卷第2期,1995年)、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之社会经济变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苏芳玉《清末在台医疗史——以长老、海关为中心》(硕士论文,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2002年)等等。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冈本隆司、松浦章、木野英的相关研究也颇具开拓性,其中滨下武志的专著利用大量的中、英、日海关文献,选取与海关密切相关的四个方面加以考察,第一章“清末财政与海关”,从关税、厘金、币制分析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海关与晚清财政、借款政策与晚清财政、财政整理与海关税等;第二章“马士与中国海关”,探讨了马士与上海统计局、马士与海关贸易报告、马士与中国国际收支问题、借款的返还与金融市场等;第三章“海关与贸易统计”,考察海关的设立与

  ①相关评论可林满红《口岸贸易与近代中国——最近有关研究之回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版,第869—924页。

  运作、海关统计与统计方法的变迁、亚洲区域内的贸易与中国商业等;第四章“开港市场与地域市场”,主要研究亚洲市场和中国,地域市场和地域关系间的海关与常关,常关、海关与通货金融问题,海关与地域市场等。①冈本隆司则从海关税与借款、赔款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着眼,探讨晚清至的海关体制、海关税征收与财政经济的变化。②松浦章以芜湖的大米市场等农作物市场为例分析清朝商品流通与洋关建立的互动联系。③木野英则根据1888年中国海关特别报告第11号“访察茶叶情形文件”中闽海关税务司汉南的调查报告,分析中国海关与福建茶叶贸易变动的内在联系。④

  学者利用档案资料探讨近代社会经济变迁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外贸史研究。近20年来,一些研究也先后问世。例如,有学者从纵、横两个方面深入剖析近代海关与中国财政的内在联系,重点分析海关与常关、海关与厘金制度、海关与内外债及赔款、海关与晚清财政整顿和等一系列近代社会经济问题。⑤有学者将海关研究纳入区域贸易史研究中,考察对外贸易对福建海关机构演变的影响,指出福建海关机构的变迁是其对外贸易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⑥另有学者利用“海关十年报告”资料考证近代中国农业

  ③[日]松浦章:《清代芜湖海关的变迁》,中国海关史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厦门大学,1990年)。

  ④[日]木野英:《福建红茶贸易衰退与中国海关》,中国海关史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厦门大学,1990年)。

  生产力发展实况,指出从“海关十年报告”中可以看出,即使在通商口岸地区,古老的农耕方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复种轮作没有创新,农民普遍使用的依然是浪费体力的古老工具,农民依旧依靠传统农家肥,改良种子和新品种的引进有名无实,因此,过高估计我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新因素的作用是没有根据的。①此外,一些学者利用海关档案资料分别撰文考察芜湖、福州、三都澳、苏州、岳阳、长沙、重庆等地的开埠与区域社会经济变动情况,强调近代海关的建立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影响。②

  ②王鹤鸣:《芜湖开埠与安徽近代经济的发展》,吴伦霓霞等:《中国海关史论文集》,第171—182页;李金强:《从福建十年报告观察近代福建社会之变迁》,吴伦霓霞等:《中国海关史论文集》,第183—204页;莫世祥:《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变迁——拱北海关报告展示的历史轨迹》,《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英:《海外贸易与近代苏州地区的丝织业》,《江汉论坛》1999年第3期;梁民愫:《三都澳开埠与闽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兼论近代中国自开商埠体系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效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曾桂林:《岳、长开埠与近代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陆远权:《重庆开埠与四川社会变迁(1891—1911)》(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

  以上,我们就近20年来海关史研究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学术积累进行了简单回顾,从上可见,近20年来,近代海关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领域较以前都有显著长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海关史研究没有缺憾,成绩固然重要,发现不足,改进不足,进一步提升研究,则更为重要。综观近20年来的近代中国海关史研究,笔者以为当前研究中的不足及今后应该加强的若干方面是:

  1.加强理论方法建设,拓展多元研究思。长期以来,由于海关史研究过分强调海关史的特殊性,基本上被学者纳入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范畴,忽视其真正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将其变成一个封闭的学术领域,缺乏思维和多元视角。总体上看,近代中国海关史的研究仍没有摆脱近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大框架,长期以来基本上遵循如下两条分析径:“叙事范式”与“现代化叙事范式”,这两种分析模式在论证近代海关的历史作用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分析径需要我们深刻反思,那么到底如何展开研究?怎样评价相关问题?笔者认为,理论方法本身没有优劣之分,海关史研究要想深入展开,必须整合各种理论方法,拓展多元的研究思,建立海关史专门学科。

  2.研究内容、主题有待进一步开拓、深化。长期以来,学者的研究基本上侧重于宏观问题分析,围绕着海关制度沿革、海关历史地位等一些大论题,应该说这些研究非常重要,其相关分析也常有必要的。但是,如前所言,近代中国海关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复杂性,涉及领域相当广泛,包括近代一系列社会、内政、外交等问题,因此,必须扩展研究内容。实际上,关于近代海关的本质等一系列问题,学界至今仍莫衷一是,这无疑是与当前学界局限于某一研究主题有很大关系的。我们认为若想深刻认识这些问题,必须开拓和深入到具体领域展开分析。同时,海关虽然实行划一的制度,但这里也存在一个地域性的问题。海关是如何嵌入地方社会的?海关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究竟怎样?不同地区的海关是否一致,有何差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这些差别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究竟有什么关系?等等。笔者认为,这些更为切合社会实态的分析是未来深化海关史研究所急待加强的方向,亦是推进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必然。

  3.资料建设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史料是海关史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海关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已取得可喜成绩,但是仍有大量有价值的资料急待开发、整理。如前所言,海关档案资料涉及海关出版物、人物全档案以及外交档案,仅第二历史档案馆就有6万余卷,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很显然,目前的开发工作仅是冰山一角。事实上,海关史的一些问题至今仍然难于取得进展,史料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大量的档案资料,尤其是国外馆藏的一些资料不能有效地利用,不能不说是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大规模资料整理工作就显得尤为紧迫、重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者同时又必须重视史料的运用与解读,海关档案资料长期以来一直是作为保存的,其相关记载具有很强的背景因素,学者在利用这些资料时,有必要搞清楚其文本涵义,不能。近代海关史的诸多问题,在国内外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争议,与一些学者片面解读史料也密切相关。

  

相关阅读
  • 没有资料
【优遇宝】让您资产快速增值